江西
1449年八月，土木堡大营，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获。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最先面对的不是如何迎回皇帝，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皇帝被敌军掌握，京师还能不能守住？
土木堡之变的惨烈，远超许多人的预料。英宗仓促出征，军队行动迟缓，后勤混乱，王振又不熟悉军务。八月十五日，明军在土木堡遭到瓦剌主力围攻，数十万军队很快失去组织，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等大批将领战死。
北京城内顿时人心浮动。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保存宗室和朝廷根基；也有人认为，一旦南迁，北方军民必然失去依靠，瓦剌大军还可能顺势长驱直入。
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
他当时任兵部左侍郎，虽然不是朝中职位最高的大臣，却清楚知道迁都意味着什么。面对朝臣争论，于谦直言：“京师是天下根本，不能轻易放弃。守住北京，才有大明；弃了北京，便是自乱阵脚。”
这番话并不华丽，却击中了当时最要紧的地方。明英宗被俘后，郕王朱祁钰奉命监国，随后即位，是为明代宗。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必须尽快稳定军心。于谦也由此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组织京师防务。
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城墙上。
于谦一面整顿京营，一面从各地调兵入卫，又清点粮草、修补城垣、布置火器。京师原有守军在土木堡损失惨重，能够真正作战的兵力并不充足，于谦便把防守重点放在城门之外，要求各部依托地形迎击，不能坐等敌军围城。
十月，瓦剌军抵达北京城下。也先原本以为，英宗在手，明军便会投鼠忌器。他甚至安排英宗向守军传令，希望借此动摇北京守将。
城中的回应却很冷静：“国已有君，军心不会因一人被俘而散。”
这不是一句空话。朱祁钰已经登基，朝廷的指挥体系重新建立；于谦又把京师防务安排得相当严密。十月十一日，瓦剌军从德胜门一带发动进攻，明军依托城门、壕沟和火器反击，双方激战多日。
有意思的是，北京保卫战并不是单纯依靠城墙硬扛。明军在城外设置伏兵，利用瓦剌骑兵不熟悉地形的弱点反复袭扰。也先试探德胜门、西直门等处，始终无法取得突破，部队反而不断遭受损失。
瓦剌军久攻不下，援军又陆续赶来，也先只得撤退。英宗后来被送回北京，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立即重新掌权的皇帝，而成了南宫中的太上皇。
于谦的功劳由此确立，却也埋下了祸根。京师保卫战后，他掌握兵部多年，处置军政果断，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石亨是武将，徐有贞是文臣，两人都与于谦存在矛盾。
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于谦、王文等大臣被捕，罪名是谋逆。这个罪名看似严重，实则缺乏能够站得住脚的证据。于谦在狱中没有屈服，也没有四处申辩，只说：“此事既由人构陷，辩解又有何益？”
2月16日，于谦在北京崇文门外被处死。关于具体刑场，后世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遭到冤杀，却是明代史籍反复记述的事实。
抄家时的情形，民间传说尤其多。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锦衣卫进入于谦府中，发现家产少得可怜，只有皇帝赏赐的蟒袍和宝剑较为贵重，其他多是日常器物。办案人员见惯了权贵府邸的金银珠宝，面对这样一个清贫之家，难免感到震动，甚至有人落泪。
这类细节未必都能在正史中逐字找到，但于谦清廉，却有明确记载。朱祁钰曾多次赏赐，他本人并未借权势置办田宅，家中也没有堆积财货。一个主持国防、位居兵部尚书的大臣，死后竟难以搜出足以匹配身份的家产，这正是传说能够流传的根由。
孙太后得知于谦被杀后十分悲痛，民间更有“数日水米不进”的说法。此事细节或有后人加工，但太后对英宗复辟后处置旧臣的不满，并非毫无背景。于谦当年力挽京师危局，朝中许多人都清楚，他并没有谋反的动机。
于谦死后，边防形势很快暴露出问题。石亨虽一度权势显赫，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军事才能。朝臣吴瑾曾当面指出，若于谦仍在，边患未必会如此棘手。英宗听后无言，这种沉默本身，已经说明了许多事情。
石亨后来获罪死于狱中，徐有贞被贬。明宪宗即位后，于谦得到平反，成化年间追谥“忠肃”。那件蟒袍和那把宝剑，之所以被后人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府中清贫，更因为它们曾经属于一个守住北京、却没能守住自身性命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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