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令人绝望的人口问题，李光耀：我女儿都不结婚不生孩子

2025年，新加坡居民总和生育率降到了0.87，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要知道十年前还有1.24。

而一个国家想要让人口规模在没有移民补充的情况下基本维持稳定，通常需要大约2.1的生育率。也就是说，现在的新加坡，生育水平连人口更替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这件事让新加坡政府头疼了很多年，因为这个国家在住房、交通、教育、产业发展这些问题上，一向非常重视长期规划，也确实做出了成绩。

可到了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上，政策推出了一轮又一轮，年轻人的选择却越来越明确：结婚可以晚一点，孩子可以少一点，也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

李光耀也同样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曾在接受杨澜采访时提到，新加坡大约有30%的男性和女性不结婚，其中就包括他的女儿。

他说得很直接：“我女儿是其中之一，我能怎么办？”

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才不结婚。恰恰相反，她的人生履历相当优秀。

李玮玲是儿科神经科医生，年轻时获得总统奖学金，后来到海外深造，回到新加坡行医，还曾担任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

她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

李玮玲曾提及过自己的婚恋观：因为她知道自己母亲柯玉芝在家庭中无底线的奉献自我，所以她很逃避这些行为，因此对婚姻有着很高的要求。

她觉得自己未必能够做到母亲那个程度，与其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这件事让李光耀很早就意识到，现代社会的人口问题，并不是简单发点钱就能解决的。

尤其当女性教育水平越来越高，有稳定工作，也能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之后，婚姻和生育就不会再被视为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孩子，生几个孩子，都变成了个人选择。

有意思的是，早在1965年独立以后，新加坡面积小、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却很大。当时政府考虑的不是怎么让年轻人多生，而是怎么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

1966年，新加坡成立家庭计划及人口局，开始系统推行计划生育。

到了1972年，政府正式提出“两个就够了”。

1977年，政策进一步强调晚婚晚育。

在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影响下，1963年时的新加坡总和生育率还在5.01，而到了1977年却只剩1.82。

短短十几年时间，家庭规模迅速缩小。

在当时的经济发展前提下，这套政策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业。孩子少了，家庭能够把更多资源放在教育上，女性也拥有更多进入职场的机会，劳动力参与率和家庭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变化。

可人口政策有一个特点，它影响的不只是当下出生多少孩子，也会影响下一代怎么看待家庭和生育。

一个社会连续很多年强调少生、晚婚，年轻人自然会逐渐习惯小家庭模式。等政府发现孩子真的太少，再想把这种观念改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已经察觉到问题。

1983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专门谈到了婚姻和生育问题，希望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生子，这场讲话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

随后在1984年，政府宣布正式取消“两个就够了”的政策。

1987年，为了促进生育，新加坡快速转向政策，提出了“有能力就要多生”，然而效果很一般。

更麻烦的是，当年的新加坡还没有今天这么富裕，现在的新加坡早已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收入高了，家庭条件好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多生。

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曾在国会谈到，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生育率更应该和大型城市比较，而不是简单和其他国家的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法国全国生育率是1.62，巴黎只有1.27；日本全国生育率是1.15，东京只有0.96。

大城市工作时间长，住房和教育支出高，职业竞争也更激烈。年轻人读书时间更长，开始稳定工作的年龄更晚，婚姻时间随之往后推，真正能够生孩子的时间也减少了。

而新加坡整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社会，所以这种情况几乎覆盖了全国。

新加坡政府从2001年开始，推出“婴儿花红”计划，而且这些年支持力度不断提高。

现在，一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可以获得1.1万新元的“诞生礼”，政府还会提供5000新元保健储蓄补助。

儿童培育户头有至少5000新元起始补助，父母继续往里面存钱，政府还会按照规定进行配对补助。

如果把各种项目都算进去，一名新加坡公民儿童从出生到17岁，能够获得的政府支持接近7万新元。

另外育儿假也在增加，平价托育服务不断扩充，有孩子的家庭申请组屋时也能获得一定支持。

钱确实给了不少，可生育率还是降到了0.87。

新加坡国立大学有研究者指出，现金补贴对生育会产生一定短期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往往持续时间不长，很多家庭拿到补贴以后，也不会改变自己最终计划生几个孩子。

这是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真正让他们犹豫的并不是少了几万新元，而是生完孩子以后，未来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生活会怎么安排。

工作会不会受影响？职业发展要不要让步？在新加坡那样发达的国家，教育不仅受重视，并且竞争还十分激烈，许多家庭都自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带好孩子。

这些问题，不是发一次现金就能解决的。

新加坡的工作强度在亚洲一直是排在后几名，有研究指出，新加坡人年均工作时间约2200小时，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一天的时间有限，工作投入越多，留给婚姻、家庭和孩子的时间自然就越少。

所以新加坡政府现在面对的问题，早已不是简单的“养不起”。

很多人是能养，但不确定自己愿不愿意为了孩子改变现有生活。

再看总人口，截至2025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约611万，同比增长1.2%。

但把人口结构拆开，就会发现非居民人口从2024年6月的186万增加到2025年6月的191万，增长2.7%。

同期，新加坡公民人口只增加0.7%，永久居民人口基本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新加坡总人口还能保持增长，外来人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非居民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外籍员工，其余主要包括外籍帮佣、家属和学生。

这也是新加坡现实中很难避免的选择。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需要大量外籍员工，金融、科技等行业同样需要吸引海外专业人才。仅靠本国新增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运行需要。

移民政策上，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布《人口白皮书》，提出把690万作为2030年总人口的规划参数，结果很快引发巨大社会争议和抗议。

到了2026年，总理黄循财在一场对话会上表示，新加坡目前人口距离690万还很远，因此没有必要更新当年的规划参数。

截至2025年6月，总人口约611万，确实距离690万仍有明显差距。

可新加坡公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当年的62%左右下降到约59.9%。

所以靠移民解决低生育，同样不可能无限进行。

人口一旦进入持续下降阶段，年龄结构也会同步变化。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养老、医疗和财政支出的压力都会随之提高。

所以新加坡现在已经不只是给钱，而是希望同时调整职场制度、育儿支持和社会婚育观念。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改变，就算补贴继续增加，本土人口下降的趋势恐怕也很难单靠经济政策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