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跑长途的司机:半夜经过无人区时,突然看见路边有人朝你招手。我踩刹车的时候,气压制动噗嗤一声,车头往前点了两下。那是凌晨两点四十一分,海拔四千七百米,离最近的道班还有一百二十公里。车灯照着路边那个人,穿件灰扑扑的棉袄,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拎着个编织袋。我攥着方向盘,指头捏得发白。这条线我跑了十二年,半夜在无人区招手的人,老司机都说过,别停。
可我还是停了。门开了,风灌进来,冷得扎骨头。她扒着踏板往上爬,脚上那双布鞋底磨透了,大脚趾露着。坐上来之后,她把编织袋搁在腿上,两只手攥着袋口,指头细,指甲缝里嵌着黑泥。
“去哪?”
“往前。”
“前面是死人沟。”
“中。”
我挂上挡,车又晃起来。她坐在副驾上,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她。脸晒得黑红,颧骨上脱了皮,嘴唇裂着口子。年纪看不准,四十来岁,手上没戒指。
“你一个人?”
“嗯。”
“从哪走过来的?”
“道班。早上出发的。”
“道班离这四十公里。你走了一天?”
“嗯。”
我把暖气开大了点。她缩了缩脖子,把棉袄领子拢了拢。我从卧铺底下拽出个塑料袋,里面是昨天买的饼,凉了,硬邦邦的。递过去。她接了。掰了一块塞嘴里,嚼了半天。又掰一块。吃了三块,停了。把剩下的饼包好,搁在膝盖上。
“咋不吃了?”
“留着。明天。”
“你到哪下车?”
“前面。桥头。”
桥头。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座废弃的道班桥,底下是干涸的河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下一个镇子还有两百公里。
“你去那干啥?”
她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漆掉了一大半。打开。里面是照片。黑白的,两寸。一个男的,三十来岁,站在一辆货车前面。笑得牙全露着。照片背面写了字。铅笔,歪的。赵德柱。1998年。
“这是我男人。”
“他也是跑车的?”
“嗯。跑这条线。跑了八年。”
“人呢?”
她把照片放回去。合上盒盖。揣进兜里。
“去年三月。车翻了。在死人沟。”
我攥着方向盘。指头松了松。又攥紧了。死人沟。去年三月。我知道那件事。一辆东风翻在沟里,司机没出来。车是拉水泥的,三十吨。救援的人下去的时候,驾驶室扁了。人卡在里面,拉不出来。后来拿切割机割开的。
“你是他媳妇?”
“嗯。”
“你去桥头干啥?”
“他翻车那天,是从桥头出发的。早上六点。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桥头那个道班没人了,他一个人走。我说你慢点。他说中。后来没回来。”
她攥着那个编织袋。袋口松了,露出里面的东西。黄纸。一摞一摞。还有香。细的,红的。扎成一捆。
“你去烧纸?”
“嗯。去年没来。今年攒够了路费。”
“你从哪来?”
“四川。南充。”
“坐火车?”
“坐了一段。然后搭车。搭了四天。昨天到的道班。走过来的。”
我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两口。掐了。烟头攥在手里。
“你那个男人。叫赵德柱?”
“嗯。”
“我也叫赵德柱。”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不是他。”
“你咋知道?”
“他右眉毛上有个疤。你没有。”
她从兜里又摸出个东西。是个手机。屏幕碎了,用透明胶缠着。翻了翻。翻到一张照片。递过来。照片里是她跟她男人。站在一个院子前面。男的手搭在她肩膀上。笑得牙全露着。右眉毛上那道疤。清清楚楚。
“你跟他同名?”
“嗯。我也跑这条线。也拉水泥。也开东风。”
她把手机收回去。揣进兜里。看着窗外。窗外是黑的。车灯照着路面,往前伸。两边的地是荒的。没草。没树。石头一块一块。月光底下泛着白。
“你那个男人。车翻的时候。你在哪?”
“在屋里。等他电话。”
“等了多久?”
“等到第二天。救援的人打来的。说人没了。我去认的时候。脸认不出来。看的手。他手心里有颗痣。我攥着那颗痣。攥了半个钟头。”
她从编织袋里摸出个东西。是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缸子底磕掉一块瓷。用锡焊过。
“这个是他留下的。驾驶室里找到的。他说是他爹的。他爹以前也是跑车的。跑了三十年。没出过事。他跑了八年。出了这一回。”
她把搪瓷缸搁在仪表盘上。缸子晃了一下。停住了。车过了桥头。她指着窗外。
“就这。”
我踩了刹车。车停在路边。她下了车。站在桥头的水泥墩旁边。风把她头发吹起来。她蹲下去。从编织袋里掏出黄纸。一摞一摞。搁在地上。掏出打火机。打了三下。没打着。第四下打着了。火苗蹿起来。黄纸卷着边。黑的灰飘起来。往河床那边飘。
她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石头上。咚。咚。咚。然后站起来。从兜里摸出那个铁盒子。打开。把那张照片搁在火堆里。照片卷了。赵德柱的脸烧没了。剩下一截边角。她捡起来。吹了吹。灰掉了。剩个指甲盖大的片。揣进兜里。
“走吧。”
她上了车。坐在副驾上。手搁在膝盖上。搪瓷缸还搁在仪表盘上。车开了。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过了死人沟。过了那个翻车的弯道。天开始亮了。东边泛白。她靠着座椅。睡着了。手攥着兜里那个铁盒子。指头捏着盒盖边缘。我看了她一眼。从卧铺底下拽出条毯子。搭在她腿上。她没醒。
到了镇上。她下了车。站在路边。把搪瓷缸从仪表盘上拿下来。递给我。
“你拿着。”
“为啥?”
“他那个缸子。留在这条线上。谁捡着算谁的。你捡着了。就是你的。”
“你留着。”
“我留着没用。我看见它就想他。你拿着。你开着车。看着缸子。就当替他看着这条路。”
她把搪瓷缸塞进我手里。然后转身走了。拎着那个编织袋。里头空了。黄纸烧完了。香也烧完了。就剩那个手机。还有兜里那个铁盒子。我攥着缸子。缸子底锡焊那块硌着手心。我喊了一声。
“哎。”
她站住了。
“你叫啥?”
“赵秀兰。”
“我下回经过桥头。给你带点啥?”
“不用。你好好开。”
她走了。往镇子里面走。我站在车边上。太阳出来了。照着桥头的方向。我上了车。把搪瓷缸搁在仪表盘上。打着火。车开了。后视镜里。她越走越小。拐个弯。看不见了。
后来我每次经过桥头。都停一下。按三声喇叭。短。短。长。再按三声。短。短。长。那是货车司机的规矩。告诉底下的人。有人来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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