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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直存在一个极具争议的创作误区:很多创作者简单否定传统红色经典的塑造手法,片面认为过去的人物塑造是“高大全、不真实、脱离群众”,于是刻意矫枉过正,一味追求“接地气、普通人化、生活化”,强行把革命领袖塑造成和凡人别无二致的普通人物。
这种创作逻辑,看似是尊重真实、贴近人性,实则是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抹平了领袖与普通人的本质区别,消解了历史伟人独有的精神高度。
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不能把“高大全”当作贬义词全盘否定。
老一辈流传数十年、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之所以历经时代洗礼、代代传唱、大众百看不厌,绝非所谓的“虚假刻板”。恰恰相反,这是革命浪漫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高级艺术表达,严格遵循“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铁律。
艺术本来就不是照相机,不是对生活琐碎、生理常态、日常窘迫的原样复刻。
艺术的核心,是提炼、取舍、升华。
塑造英雄、塑造领袖,抓取的是人物的信仰、格局、意志、担当、风骨,放大的是常人不具备的精神特质,弱化的是所有人共有的世俗琐碎。这不是虚假,这是艺术提纯;这不是脱离现实,这是文艺创作的正道。
过去经典作品的“高大”,是格局之大、信仰之大、情怀之大;“全”,是精神饱满、信念坚定、人格完整。这种艺术塑造,人民大众是完全认可、真心喜爱、由衷共鸣的。
摒弃老旧刻板、空洞无物的悬浮塑造,完全正确。
但是,反对“假大空”,绝不等于要推崇“平庸化”;褪去机械刻板,绝不等于降格为普通人。
当下很多剧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拼命放大领袖的凡人窘迫、日常琐碎、生理常态;
为了避免所谓的“高大全”,刻意抹去领袖超凡的战略眼光、定力格局、人格魅力。
就拿长征题材创作来说。
长征艰苦、环境恶劣、将士长虱子、饥寒疲惫,都是百分百的历史事实。
但史实真实,不等于艺术必须全盘呈现;生活发生过,不等于镜头必须全覆盖。
表现长征环境的残酷、行军条件的恶劣、战争岁月的艰辛,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战士的镜头、群体的状态来烘托渲染。战士捉虱子、战士忍饥寒、战士涉险受难,足以把时代的苦难、绝境的氛围交代得淋漓尽致。
完全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专门给领袖特写、专门刻画领袖捉虱子、刻意放大领袖的生理狼狈。
影视剧的胶片、时长、镜头资源,无比珍贵。
领袖身上值得书写、值得刻画、值得留给后人铭记的东西太多太多:
绝境中的战略抉择、迷雾中的思想引领、危难时的定力担当、全军溃败时的笃定坚守、挽救革命的非凡智慧、感召万人的人格力量。
这些独属于领袖、普通人绝对不具备、无法企及的特质,才是重大革命剧最该浓墨重彩去书写的核心。
反而放着惊天伟略不写、放着精神光芒不拍,专门盯着人人都有的生理窘迫、世俗琐事反复刻画,不仅浪费镜头、浪费篇幅,更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观感偏差:
让观众觉得,编剧无事可写、剧情空洞乏力,只能靠堆砌琐碎细节凑内容。
更关键的是,这种塑造逻辑,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因果、逻辑完全不通。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最朴素、最真实的历史真相:
领袖,本来就不是普通人。
如果他只是一个会疲惫、会窘迫、会有凡人琐事的普通人,和万千将士没有任何精神差别、格局差别、定力差别、思想差别,那他凭什么在绝境中力挽狂澜?
凭什么带领队伍走出雪山草地、冲破层层围剿?
凭什么在最低谷笃定星火燎原?
凭什么成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路人?
普通人,会被苦难磨平意志;
普通人,会被绝境击溃信心;
普通人,会在迷茫中怀疑前路。
但革命领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掌舵者,恰恰是因为肉身同样受难,精神绝不沉沦;处境同样至暗,信念永远明亮。
当下很多创作者混淆了一个核心边界:
领袖是人,不是神。这句话,从来不是让我们把领袖写成普通人。
是人,是承认他有血肉之躯、有凡人体感、懂人间疾苦、知百姓冷暖;
不是普通人,是他拥有超凡的思想、坚定的信仰、不朽的格局、无畏的担当。
可以点缀生活化细节,可以少量烟火点缀人物温度,如同大海撷取一朵浪花点缀即可。
但绝对不能本末倒置:用凡人琐碎覆盖伟人格局,用世俗窘迫消解精神光芒。
红色题材人物塑造,最该警惕两个极端:
第一,完全脱离现实、回避苦难、悬浮空洞的虚假神化;
第二,刻意祛崇高、放大平庸、抹平差距、强行世俗化的矮化。
现在的影视市场,最大的问题早已不是神化,而是过度平庸化、刻意凡人化。
我们回看真实的革命历史,从夏明翰“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到周文雍、陈铁军刑场婚礼“让敌人的枪声做我们的礼炮”,再到陈毅元帅绝境写下“旌旗十万斩阎罗”。
一代代革命者,在生死绝境、生死关头,展现出的是超越肉身恐惧的信仰力量、是骨子里的革命乐观主义、是看透生死的革命浪漫主义。
支撑革命走到胜利的,从来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
当年国民党物资充盈、装备精良、财力雄厚,却人心涣散、信仰崩塌;
我们革命队伍一穷二白、绝境求生,却前赴后继、愈战愈勇、星火燎原。
胜负最终拼的,从来不是物质,是精神;从来不是条件,是信仰。
而这份精神、这份信仰、这份格局、这份定力,全部集中体现在革命领袖的思想与担当之上。
所以,重大革命题材的人物塑造,必须回归正道:
少写人人皆有的共性琐事,多写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
少放大肉身的苦难窘迫,多彰显信仰的磅礴力量。
摒弃刻板,不代表抛弃崇高;
尊重人性,不代表抹平伟大。
褪去虚假的“高大全”,是为了还原真实的伟大,
绝不是为了塑造平庸的普通。
这才是红色影视创作,最该守住的底线与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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