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过了七十五岁，就算身体没病没痛，也根本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人一旦过了七十五岁，就算身体没病没痛，也根本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我叫周文彬，今年七十八，退休前在市三中教了三十六年语文，如今一个人住在城西老纺织厂家属院的三楼。房子是一九八七年分的，五十六平，两室一厅，墙皮泛黄，厨房的瓷砖掉了三块，我懒得补。阳台上摆着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淑芬的，她走了三年，我一次都没舍得挪。女儿在深圳，做医疗器械；儿子在多伦多，在一家公司写代码。他们逢年过节回来一趟，平时靠一块十寸的平板说话。邻居见了我都说，周老师您这身体，能活到九十。我笑笑，不接话。他们不知道，活到九十是本事，活到明天是运气，这两件事从来不是一回事。

我的日子很规律。早上六点起，绕着院里那两排老槐树走七圈，一共两千一百步，我数过。回来煮一个鸡蛋，热一杯牛奶，泡一杯茶，用玻璃杯。七点半吃药，降压的、软化血管的、维生素，一共五片，装在一个七个格的塑料盒子里，最边上那格写着一个"周"字。上午看两小时书，中午睡一小时，下午去买菜，跟卖豆腐的老李头为五毛钱争两句。晚上看新闻，九点半上床。日子像一本翻旧了的日历，一页一页，整整齐齐，没什么意外。

去年秋天单位组织老同志体检，心血管科一个年轻医生拿着我的片子看了半天，最后抬起头说，周老师，您这血管弹性，比好多五十岁的人都好。他把"都"字咬得特别重，像是要给我发一朵大红花。我说谢谢啊，那我还能再干几年。他笑了，我也笑了。我把报告装在一个蓝布口袋里，一路走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彩票店，老板娘喊我，周老师，今天不刮两张？我说不刮了，回家吃药。她说您不是没病吗。我说没病也得吃，维生素。

其实医生没说错，我这身零件确实还争气。可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一米五的床上，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是三年前楼上漏水留下的，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狗。我盯着那只狗，忽然算了一笔账。我父亲活到七十四，母亲活到七十九，淑芬走的时候七十六。按最长的那个算，我大概还有一年；按平均数算，也就三年五年。三年五年，说起来不算少，可我教了一辈子语文，最清楚数字会骗人。三年五年里，能走的远路越来越短，能记住的新名字越来越少，能等到的春天，一只手数得过来。而且，这三年五年还得是完整的。

淑芬走那天，我算是领教过什么叫完整的。那天下午她还坐在阳台上择豆角，说晚上包饺子，我说我想吃韭菜的，她说韭菜性凉，你胃不好。晚上六点她进厨房，六点二十她喊了我一声，我戴着耳机听戏，没听见。等我过去，她已经趴在案板上了。救护车来了，抢救四十分钟，医生说没救回来。她那件围裙上沾着面粉，我一直留着，没洗。这么多年，我最难受的不是她走了，是她喊我的那一声，我没有答。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上。

真正让我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揪出来的，是老宋。

老宋叫宋建平，跟我同岁，师范同班，毕业后一起分到三中，他教数学，我教语文。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坐了二十二年，中间只隔着一张堆满作业本的桌子。他泡茶一定用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杯口的瓷掉了两块。他说玻璃杯泡出来的茶没骨头。为这句话，我笑了他半辈子。

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上午，太阳很好，我刚把被子抱到阳台上，电话就响了。是老宋的儿子小宋。他说，周叔，我爸昨天晚上走了。

我以为自己听岔了。我说什么。

他说，昨天晚上，打完牌回来，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就这么走了，医生说是主动脉夹层，很快，不遭罪。

我说哦。

我又问，上周三我们还吃了馄饨呢。

小宋说，我知道，我爸回来说了，说您俩为香菜的事吵了一路。

我一点都没觉得好笑。我抱着那床被子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太阳晒得人眼睛发疼。上星期那个中午的画面清楚得像刚发生：人民公园门口的小摊，两碗小馄饨，他把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摆在碗沿上，摆得整整齐齐，跟做完一道证明题似的。挑完了抬头跟我说，香菜这东西，不能算菜。我说那算什么。他说算草。我说草也有人吃。他说那是人傻。

还有一件事。上个月我们在公园里坐着，他指着不远处那棵银杏说，文彬，今年这树黄得晚，明年咱们早来几天，挑个人少的工作日。我说行。他说，说定了啊。我说说定了。

他没有等到明年。

葬礼办得很简单。老宋交代过，不摆灵堂，不放哀乐，不收礼金。我们这些老东西去了十来个人，签到的时候，管事的递过来一支笔，我捏着笔，手抖了一下。签到簿上面，有几个名字后面被人轻轻地打了一个括号——那是已经不在的人，家里人替他们签的。我们那一届师范同班四十二个人，如今能自己拿笔的，还剩十九个。我数了两遍。

回来的班车上，坐我旁边的是老郑，教物理的，比我大两岁，耳朵背了，说话声音特别大。他一路都在说，老宋这人抠门，二十年前借了他五块钱没还。说了四五遍，我不忍心提醒他。临下车他忽然抓住我的袖子，说，文彬，咱们这个岁数，电话得常打啊，别等哪天打过去，接的人换了。我说好。他说你别当好，你得记着。我说我记着。

那天回家，我翻出床底下那只旧木箱。里面是些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东西：粮票、备课笔记、淑芬织到一半的毛线、我父亲的怀表——那表不走了，停在四点十七分。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发脆，字迹歪斜有力。我抽出来，里面是三页信纸，还有一个用线装订的小册子，封面上四个字：古诗源抄。

那是我自己的字，十八岁时候的字，横不平竖不直，可下笔很重。

一九七〇年四月，我十八岁，坐了两天一夜的解放牌卡车，被拉到一个叫榆树沟的地方。那地方在太行山深处，四十来户人家，窑洞，缺水，吃水要到沟底去挑，来回一趟四十分钟。我们七个知青住在一孔废弃的窑里，白天修梯田，晚上开会。我那时候瘦得像根柴，脾气又拧，跟谁都处不好，有天夜里跟同屋打了一架，被赶出来，在麦场上坐到天亮。

村里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叫贺先明，比我大六岁，右腿有残疾，是小时候得小儿麻痹落下的，走起路来一晃一晃。他不是公办教师，村里给他记工分。他有一箱子书，锁在一个破木柜里。那箱子书救了我的命。

我不记得是从哪天开始的。大概是七月，我实在受不了窑里那几个人的呼噜和吵闹，晚上跑到小学校去，坐在门槛上发呆。贺先明端着一盏煤油灯出来，问我是不是想家。我说不是。他说那是什么。我说我想念书。他看了我一会儿，转身回去，把柜子打开，说，你自己挑。

那一夜我挑了一本《古诗源》。他说，抄吧，抄完了还我。我说我没纸。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学生的旧作业本，翻过来，空白的那面朝上，说，这些够了。

那个夏天，我在煤油灯底下抄了三个月。灯烟把鼻孔熏得漆黑，第二天早上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抄到半夜，他给我下过两碗面，卧了一个鸡蛋，他自己不吃，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说，你抄字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我说那不是光，是灯。他说不是，我说的是你。

有一回我问他，你的腿这样，怎么不去城里治。他说治过，小时候去过一回，没治好。我又问他，那你怨不怨。他愣了一下，说，怨谁呢，怨天？天不管这个。怨我爹？他也背着我走过二十里山路。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擦黑板，粉笔灰落了他一头。

腊月里，我发高烧，烧到说胡话。那天下大雪，公社的卫生所在二十里外。贺先明把他那件羊皮袄裹在我身上，背着我走。他右腿是残的，走平地都晃，更别说下雪的山路。我迷迷糊糊趴在他背上，听见他喘气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很沉，很慢，像拉风箱。我说先明哥你放我下来。他说别说话，省点力气。我说我真不行了。他说你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行。他说你抄《古诗源》抄到半夜都不喊困，我背你二十里，你也不许喊。

七七年冬天，我要返城了。走的那天早上，村里人送我到沟口。贺先明拄着一根棍子，走得最慢，落在最后。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塞给我，说，这里面是你抄的那本，我给你留着，你自己拿回去。我说你留着吧。他说我留不住，我要这东西没用，你以后是要当先生的。

我又说，先明哥，等我安顿好了，我回来看你。

他说，你别糊弄我，你们这些城里娃，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不糊弄你，我一定回。

他看了我很久，忽然说，那我跟你讨一样东西。

我说你说。

他说，我要你一幅字。你在城里当了先生，字一定好看。我不要名人，我就要你。你写好了给我寄来，我镶个框，挂在我那教室的墙上，让娃们看看，念书能念出个什么样子。

我说我一定写。

他说，那我等着。

那是四十八年前的事。

返城以后，我上了师范，毕业分到三中，谈恋爱，结婚，生孩子，评职称，买房，带孩子，再评职称。我给贺先明写过五封信，最后一封是一九八七年，信里说，先明哥，我这边刚分了房子，等收拾好了，一定回去看你。后来那地方通了电，通了路，小学并到镇上了，村里人大多搬走了，信就断了。我打听过一次，说是贺先明还在，腿脚更差了，不出门。我那时正忙着女儿高考，想着等明年，等暑假。

后来我又想过好几回。九八年发大水那年想过，零三年非典那年想过，一五年我摔了一跤，躺在医院里，认认真真地想过。老宋还跟我念叨过，说文彬，咱们俩一块去趟榆树沟，我把我那搪瓷缸带上。我说行啊，等忙完这阵子。

这阵子一直没忙完。

老宋走的第十天，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饭桌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了半杯酒，喝了一口。然后我给女儿打电话。

我说，我想去一趟山西。

女儿说，爸，您去山西干什么？

我说，去看一个人。

她说，谁？

我说，一个我欠了他四十八年的人。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爸，那个地方现在可能都没人了，您一个人，坐车十几个小时，万一……

我说，万一就万一。

她急了，说您等一等，等我请个假，我陪您去。

我说不用。

她说您别固执。

我说这不是固执，是赴约。

儿子那边我也说了。视频里他那边是半夜，他穿着睡衣，头发乱着。他说爸，我支持您，但是您别一个人。我说我一个人去，是因为这个约是我一个人欠的。他半天没说话，最后说，爸，您回来给我讲讲。我说好。

我买了硬卧下铺。年轻时候我最怕坐硬卧，觉得晃得慌，现在倒觉得挺好，躺在铺上，能听见轮子有节奏地响，像有人在数数。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扶着走廊的栏杆站了一会儿，腰有点酸，膝盖也有点。邻铺是一对去太原看孙子的老夫妻，比我小几岁，一路在讨论降压药哪种不伤肾。我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在县城换车，坐一辆中巴，走了三个半小时的山路。路修得比我记忆里好太多了，全是水泥，可弯还是那么多，我晕车了，吐了一次。司机停车让我下来透气，山风一吹，人清爽了不少。我说没事，接着开。

到榆树沟是下午三点。

沟口那棵老槐树还在，粗得要两个人抱。可村子不像村子了。窑洞大多塌了，剩下几孔用水泥抹了新面。新房子是砖的，贴白瓷砖，家家户户门口停着电动车。我在沟口站了很久，忽然有点想掉头回去——我怕我认不出来，更怕我认出来了，人却不在了。

最后我还是走进去了。在一间小卖部门口，我问一个弯腰晒辣椒的老太太，我说大姐，我打听个人，贺先明，早年间在这村小学教书的。

老太太抬头看了我半天，说，你找他干啥？

我说，我是他学生。

她说，他早死了，死了十来年了。

我说哦。

她说，你是哪年在这的？

我说，七〇年到七七年。

老太太忽然直起腰，冲屋里喊，桂香，出来，有人找你爹。

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围裙上沾着面。她看看我，说，您是？

我说，我叫周文彬。

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忽然停住了。她说，您是周老师？

我愣住了。

她说，我爹屋里，有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您的名字。还有几封信，他一直收着。他跟我说，要是哪天来了个叫周文彬的，就把这个给他。

她把我让进屋。屋子在村子东头，是一孔窑，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着新褥子。墙上挂着一个相框，框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发黄的衬板。

她说，这是我爹留下的。他一辈子就教了这一间教室，后来小学并到镇上了，他把那块黑板拆下来，搬到家里，摆在院里，谁都不许动。前年木头糟了，我给他收着。这个相框，是他自己钉的，钉好了就挂在墙上，说等一幅字。

我说，他等了多久？

她说，我不知道。我记事起就在了。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三样东西：我抄的那本《古诗源》，纸都脆了；我写给他的五封信，信封和信纸叠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纸，上面是他自己的字，写着八个字——书声不断，人就不散。

我站在那孔窑洞里，手抖得厉害。我说，桂香，有毛笔吗？

她说，没有。

我说，有钢笔吗？

她说，也没有。她孙女上学用铅笔和圆珠笔。

她找来一支圆珠笔，还有她孙女的一本方格作业本。我翻开，在空白的那一页上，写了他当年要的那幅字。我写的是"书声不断，人就不散"，后面添了一行小字：先明哥，这幅字我迟了四十八年，对不起。——周文彬，十一月。

我把它裁下来，压在那个空相框的衬板上。

桂香看着，忽然哭了。她说，我爹走的时候跟我说，人家在大城市，忙，不怪人家。他是笑着说的。

我说，他这是给我留脸。

回程的车上，我一直看着窗外。山还是那座山，沟还是那条沟，只是我坐在车里，它往后退。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我这一辈子，说了太多"等下次""等忙完这阵子""来日方长"。其实来日一点都不长。你以为的"以后"，是一次一次往后挪，挪到最后，就没有了。

回来以后，我把家里翻了一遍。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我送给了楼下小刘家的媳妇。她在服装厂做过六年，会踩。我说这机器你拿去用，别当摆设。她死活不要，我说你不要，哪天我这楼上一搬，它就该进废品站了。她收下了，哭了。我说哭什么，淑芬要知道有人天天踩它，她在天上得笑。

我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说完正事，临挂的时候，我说了一句，爸想你了。

电话那头静了三四秒，然后她哭了。她说，爸，您这辈子头一回说这个。我说，以前觉得没必要，现在觉得，再不就说不成了。她也说，爸，我也想你。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

我去给老宋上了坟。带了他那把搪瓷缸——小宋给我的，说是我爸的遗物，您留着。我泡了一缸茶，坐在他坟前，倒了一半在地上，自己喝了一半。我说，老宋，香菜是草，你赢了。今年银杏黄得挺好，我替你看了。明年我可能还来，也可能不来，你别等我。

我把我抄的那本《古诗源》和我那五封信，一起送到了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工作人员问我捐不捐，我说不捐，寄存。他说寄存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我先放这儿，等我走了，你们再处理。他愣了一下，说好。

今年是我给自己数着过的第三年。

年前，我在阳台上插了一枝月季，是从小刘家剪的，插在花盆里，居然活了。四月里它开出第一朵，红的，只有五瓣。我搬了张凳子坐在旁边看，看了四十分钟。我想起年轻时候淑芬说咱也种点花，我说等有时间。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我现在有一个小本子。本子上不写"遗愿清单"，那词太大，配不上我这号人。我只写今年要做的事，写了六条：一，把《史记》再读一遍，读到哪算哪；二，每个月给两个孩子各打一次电话，不光说身体，说点别的；三，把我教了一辈子的备课笔记整理出来，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烧了；四，学会用手机录故事，给小孙子录十二个，一个月份一个；五，跟老同事们聚一次，能来几个算几个，来不了的，我上门；六，明年春天，要是腿还行，回榆树沟一趟，把那幅字换成毛笔写的。

我把这六条念给老宋的坟听过。

前些天在公交车上，一个年轻人给我让座，我说不用，我站着能行。他说您这岁数站着干啥。我说，站着能多看看窗外。他笑了，扶了我一把。我忽然想起贺先明背我下山那天，我趴在他背上，也是这样看着雪，看着两边的山往后退。他背了我二十里，一句话都没说。我这辈子教了三千多个学生，批改过的作业本堆起来比我还高，可真正教我怎么做人的，是一个腿有残疾、连公办教师都不是的人。

有时候晚上我睡不着，会起来坐在客厅里，不开灯。窗外的路灯光把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晃啊晃。我不怕黑，也不怕死，我怕的是那些还没说完的话、还没还完的情、还没看仔细的春天。

七十五岁以后，人就像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章。这一章有没有病痛其实已经不重要了，纸张在变薄，字在变小，风一吹就翻过去一页。你能做的，只有把正在看的这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

所以我现在走路很慢，吃饭很慢，说话也慢。不是因为老了，是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完整。早上七圈一共两千一百步，我一步都不肯省。鸡蛋要煮得刚好。茶还是用玻璃杯，因为老宋不在了，没人跟我争，我想起他就笑一笑。

来日并不方长。

但今天很长。今天可以打一个电话，写一幅字，看一朵花，说一句想你。今天够我做很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