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幕后指挥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刘 缙

　　无线电通信是现代军事通信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保障军队指挥和协同作战，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主角”。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从无到有，从“半部电台起家”，逐渐成为红军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利器，其中王诤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生于江苏武进一户耕读人家，1928年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次年学校命他提前离校，先后被分配至国民党第9师、51师、18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12月30日，第18师张辉瓒部在龙岗战斗中被红军歼灭。吴人鉴被解放，此时改名王诤，并正式参加了红军。

　　此后，作为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主要负责人的王诤，通过开办训练班、搜集无线电器材、收留和集中精通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专业人员等措施，从无到有，一步步建立起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并担任军委三局局长。1934年8月，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前夕的9月，在伍云甫等同志介绍下，王诤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做好战略转移中的通信保障，王诤主持军委三局组建通信团、重新制定部队代号、调配电台和筹集通信器材等准备工作。

　　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离开根据地之后，由于军委机关和部队一直处于转移中，居无定所，每天的侦察敌情、部队联络、指挥作战等都依靠无线电通信这一手段来实施，因此电台的工作压力非常之大。

　　组建电台网

　　长征时期，由于指挥机关和部队都处于急行军状态，所以通信人员只有在行军休息时或者宿营时才能架设天线，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各部队的行动不一，各电台彼此间的开机时间无法统一，为沟通联络带来极大困难。1934年10月25日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曾经给军委发电，批评军委电台耽误收发报时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诤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找到解决办法：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采用交替前进的办法，这样保证每天始终有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总部电台可以随时应答各军团电台，以总部的稳定性适应部队的流动性，始终保持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无线电指挥。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军委总部驻地电话通畅，王诤要求电话队随总部先遣设营分队行动，每到宿营地，首先架好内部线路，紧接着向部队实施对架。机关、部队出发后，电话队迅速撤线进行急行军，提前赶到宿营地架设机器，保证指挥机关一到即可通话。

　　保障前线作战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进抵湘江东侧，遭遇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受到南北夹击、前后堵截，中央红军背水一战。在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殊死掩护下，中央红军强行渡江成功，但损失巨大，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命令王诤向红二、六军团发出电令，要求这两个军团不再向湘、鄂地区出击，而是积极活动，牵制国民党军何键等部10万余人，以减轻中央红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

　　193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挥师北上，由此开始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东西不足200公里宽，乌江与长江之间南北不足2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内，迂回穿插于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包围之中，巧妙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这场战役指挥中，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以无线电通信为主要手段，最大限度发挥了人的潜能，运用在当时难称先进的设备大显身手，有力保障了对各军团的作战指挥。据不完全统计，在两个月的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仅军委与各军团间的电报即达280余份，而且由于战事紧张，对无线电队的要求更加严格。如三渡时，3月4日中央军委首长指示王诤亲率无线电29分队一部、电话队和通信连之一个排，到前敌司令部执行三渡赤水及之后的通信保障任务；两日后，又加派一个无线电分队和电话排，可见当时前方战事对通信的要求有多么迫切。

　　保障上下联络

　　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要求军委三局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密切的通信联络。王诤认真贯彻了中央这一指示，始终保持与这三个部队的无线电联络通畅。

　　不久，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掩护会议进行，王诤组织军委三局制定了通信联络办法，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下达，要求各部队多用有线电、少用无线电联络，各师电台停止工作，但各军团电台须与军委保持经常联络。同时，军委三局内部也召开各分队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总结交流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确保通信联络畅通、电台器材的安全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诸多问题。在接到军委指示后，立即着手调整组织架构，部署新的通信保障任务。遵义会议后，王诤组织军委总台坚守岗位，将会议精神迅速传遍全军，保证全军上下第一时间得到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消息，有利于统一思想，团结同志。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会师后，对电台的通信人员作了统一调整，增强了四方面军的通信力量。王诤率领通信总队一部留在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面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图谋，王诤及其军委三局所属电台人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尤其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与红二、六军团建立通信联络，王诤亲自上机，经过艰苦搜寻，终于和红二、六军团恢复联络，告知中共中央的近况，并使两个军团明晰之前与他们联络的电台并非党中央，从而对张国焘有了警惕。

　　破译敌军情报

　　长征期间，红军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为了保证红军的战斗胜利，王诤凭借他的丰富经验和扎实功底，在行军间隙，和通信人员进一步探讨如何侦破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通信。譬如，如何利用敌台报务员在通信中的交谈或关于驻地、生活等方面的通信，获取敌军重要情报，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诤非常熟悉国民党电台之间配发的简易密码的编制和使用规律，于是，他就将如何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码的技巧、规律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通信战士，从而奠定了我军破译国民党军无线电通信密码的基础。从中央苏区到长征途中，他始终坚持对侦听破译技术的钻研，工作效果显著。这对保证红军及时掌握国民党军队动态，使中共中央和军委迅速准确作出决策，争取在战略转移和频繁战斗中取得主动权。

　　王诤在长征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专业技术赋能革命战争，构建起红军机动战时通信体系，保障了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以精准情报助力战略决胜，支撑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役取得胜利；以坚定立场捍卫革命团结，坚决抵制分裂主义；以初心担当培育通信人才，延续红色革命火种。他所开创的无线电情报侦察、战时通信保障，填补了红军现代军事作战的技术空白，让红军在装备落后、敌强我弱的绝境中，拥有了信息作战、战略博弈的核心优势，为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