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9月，开往华南的专列上，年轻乘务员王爱梅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她原本只知道车上要接待一位重要首长，却没想到，主席进餐车后的第一句话，竟让她一下子没了拘束。
那天，列车穿过华东平原。车窗外细雨不断，车轮声一阵接一阵。王爱梅正在餐车里摆放餐具，手指因为紧张，几次碰到了杯沿。列车上的接待规矩很严，人员不能随意走动，也不能打听首长的行程。
车门推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走了进来。他脸上带着倦意，神情却很平和。王爱梅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她：“主席问你叫什么。”
她赶紧回答：“我叫王爱梅。”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指着自己的姓氏，半开玩笑地说：“咱俩是亲戚。”
王爱梅愣住了：“不知道啊。”
车厢里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开场并不隆重，却把一个初次见面的年轻姑娘从紧张中拉了出来。对她而言，眼前这位人物不再只是文件和广播里的名字，而是一个会开玩笑、会询问年轻人姓名的老人。
餐车条件很简单。几样家常菜，一碟辣椒，半碗米饭，再加一只苹果，便是主席的一顿饭。王爱梅替他添汤时，主席把苹果递过去，让她也吃。她连忙推辞，主席故意板起脸：“让你吃就吃。”
她只好坐下。列车仍在行驶，餐桌上的碗筷随着车身轻轻晃动，气氛却逐渐松弛下来。
有意思的是，主席并没有把吃饭变成一场拘谨的接待。他一边吃饭，一边问王爱梅是否能吃辣。姑娘不愿示弱，拿起一根辣椒就咬。没过几口，眼泪便流了下来。主席见状大笑，提醒她吃饭要慢些，车厢里的紧张也随之散开。
王爱梅后来回忆，主席吃饭很快，谈话却不摆架子。他还说过，大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就应该平等相处。对年轻乘务员而言，这句话比任何训示都容易记住，因为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发生在一顿饭里的实际情景。
这次相遇之前，王爱梅对专列生活并不熟悉。她只知道车上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停站时不能随便下车，外面的车辆和人员也不能多问。夜间值乘时，月台上常能看到警卫和车辆，但她只能做好本职工作，把好奇心压回去。
主席却常常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要让气氛过分紧张。文件要看，工作要谈，饭也要按时吃。长途行车期间，他会在机要车厢处理公文，有时忙到深夜。警卫人员担心他的身体，便劝他休息，他往往只说再看几页。
为了让主席在饭桌上少谈一些工作，工作人员曾让王爱梅陪着聊几句。她心里发怵，担心说错话。老乘务员告诉她，主席喜欢听年轻人讲身边的事，不必背诵套话，更不用把每句话说得像报告。
饭桌上，主席问起水网地区的作战特点。王爱梅平日读过一些革命理论读物，便试着回答。话说得不算流利，意思却没有错。主席听完点了点头，称赞她肯学习。对一个普通铁路职工来说，这样的肯定十分难得，也让她明白，服务工作并不意味着只能沉默站立。
专列不仅承担运输任务，也是一处临时办公和休息场所。车上有机要人员、警卫人员和医务人员，遇到突发情况，还要在狭窄车厢内处理。主席长期在外奔波，身体出现不适时，医务人员也会随车照料。王爱梅曾注意到，他即使身体不舒服，也很少把自己的状况摆到别人面前。
一次夜间值乘，王爱梅看见窗外树影萧瑟，便和主席说起自己的名字。主席问她是否喜欢梅花。她回答喜欢，因为名字里有一个“梅”字。谈话很短，主席提到梅花耐寒、坚韧，随后又转到工作和责任上。没有长篇说教，几句话却让她记了很多年。
南下途中，专列曾在一些地方停靠。主席下车接触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列车重新启动后，他又回到车厢处理文件。王爱梅看到他夜里仍在灯下工作，便端去一杯热水。主席接过茶盏，道了声谢，随即又低头看起了材料。
这段经历后来改变了王爱梅对“接待首长”的理解。她记住的不是车厢有多神秘，也不是那句玩笑本身，而是主席在细节中表现出的平等意识。多年以后，她仍会讲起那次相遇：自己只是回答了姓名，却被一句“咱俩是亲戚”化解了距离；而那顿列车上的便饭，也成了她铁路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值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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