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马蹄金真名叫做褭蹏金

2011年3月，江西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墎墩山，一个深达14米的盗洞从山顶直直凿向一座沉睡了两千年的墓葬。

盗墓贼没有得手，但洞底暴露出的葬具构件让江西省文物部门迅速行动，抢救性考古发掘由此展开。

没有人能够预料，这次发掘将揭开中国秦汉考古史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那个盗洞打在墎墩山顶部，直径约一米，井壁光滑，盗墓者显然经过了精心准备。

但墓葬营建时采用了汉代高等级墓葬常见的防盗结构——主墓椁室上方覆盖了厚厚的木炭层和膏泥层，棺椁周围填充了经过夯实的积石。

盗洞打穿了封土和部分椁室顶板，却最终停在距离主棺不远处。

正是这十几米的距离，让墓中上万件文物得以完好保存。

抢救性发掘从2011年4月正式开始。

考古队沿着盗洞方向向下清理，逐步揭露出墓葬的真实规模。

这座墓葬的墓园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错落分布着9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祠堂、寝殿、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地面建筑基址一应俱全，布局之完整、祭祀体系之完备，为考古史上罕见。

从2011年到2016年，经过长达五年的科学发掘，墓主身份最终被确认——他是汉武帝之孙、西汉第九位皇帝、第二代昌邑王、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帝、王、侯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人。

公元前74年，年仅十九岁的刘贺被大将军霍光扶上皇位，但仅仅在位二十七天便被废黜。

史书记载他在这二十七天里犯下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平均每天超过四十件。

被废之后，刘贺回到昌邑故地，几年后被改封为海昏侯，远徙至豫章郡，即今天的南昌一带。

公元前59年，刘贺去世，终年三十三岁。

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在史书中被简略地定性为“荒淫迷惑”，直到这座墓葬被打开，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贴了两千年标签的人。

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超过两万件，其中金器尤其引人注目。

刘贺墓内共出土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是迄今中国汉墓考古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

这些金器涵盖了多种类型：饼金385件、钣金20件，另有麟趾金和褭蹏金若干。

经科学检测，金器纯度极高，大号褭蹏金纯度约99%，小号约98.6%。

在这批黄金中，最受关注的是一类形似马蹄的金器。

它们呈椭圆形，中心空洞，底部凹进，口沿外侧装饰着精致的花丝纹带，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长期以来，考古界和公众都习惯称其为“马蹄金”。

然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海昏侯新论》一书中指出，这个称呼“很不妥”，它的正确名称应当是“褭蹏金”。

“褭蹏”二字，读作niǎo tí。

“褭”在汉代文献中指骏马，“蹏”是“蹄”的异体字。

辛德勇由此考证，古代的“要褭”指的是骏马，而“褭蹏”便是天马之蹄的意思。

在今天的汉语中，“褭蹏”与“马蹄”在字面上看起来确实相似，将“褭蹏”理解为马蹄也大致说得过去。

但问题在于，汉武帝铸造这种金币时所赋予的“褭蹏”二字，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绝不能与凡马之蹄等量齐观。

这个名称的由来，要追溯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即公元前95年。

《汉书·武帝纪》对此有明确记载：“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

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

因以班赐诸侯王。”

这道诏书记载了三件祥瑞：其一，汉武帝在西登陇首时捕获了一头白麟，献于宗庙；其二，渥洼水中出现了天马；其三，泰山一带发现了黄金。

汉武帝认为这三件事是上天降下的吉兆，于是下诏将黄金改铸为麟趾和褭蹏两种形制，以“协瑞”，即应和这些天降祥瑞，并将它们赏赐给诸侯王。

诏书中的“渥洼水出天马”一事，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

据《汉书》注疏，元狩年间，有人在敦煌附近的渥洼水中捕获了一匹奇特的马，献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认为这是天马，还专门作了一首《太一天马歌》来纪念此事。

事实上，渥洼水本是敦煌地区的一个天然湖泊，附近生活着许多野马，当地人常用土堆塑假人、设置陷阱来捕获野马，所谓“天马”可能就是这样被捕获的。

但在汉武帝眼中，这显然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这是上天赐予的祥瑞，是四海一统的象征。

汉武帝对马的重视，在西汉一朝有着深厚的政治与军事背景。

汉代视马为“六畜之首”，因为马在农耕、运输尤其是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

汉武帝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马，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

在这种背景下，天马的出现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涵：它意味着大汉帝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意味着“九夷臣服”的前景。

而将黄金改铸为天马之蹄的形状，正是要将这种政治意涵固化在器物之中，使之成为皇权的象征物。

“麟趾”与“褭蹏”，虽然同属祥瑞金币，但各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麟趾金形如瑞兽麒麟的脚趾，底部椭圆，内部中空，前壁倾斜度大，后壁短，看起来像一只尖头小靴子。

褭蹏金则仿天马之足所铸，圆底中空，斜壁，前壁高后壁低，呈一斜面。

有学者指出，麟趾金象征着王族子孙昌盛、延绵不绝，而褭蹏金则象征着往生升天的含义，两者共同构成了汉武帝对诸侯王的政治许诺——带领他们一同升仙。

这种象征体系与汉代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密切相关。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天马是连接人间与天界的媒介，骑乘天马可以升入仙界。

汉武帝终其一生追求长生不老，他对天马的渴求，除了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也包含着对超越凡俗、抵达永恒的向往。

将黄金铸成天马之蹄的形状赐予诸侯王，既是对他们的恩赏，也是一种政治契约的具象化：只要效忠中央，便有可能共享天瑞、同赴仙途。

考古工作者将两种蹄形金器分别定名为“麟趾金”和“马蹄金”，前者名称与文献吻合，后者则用了一个通俗化的称呼。

辛德勇指出，“马蹄金”这个名称的问题在于，它将汉武帝赋予“褭蹏”的特殊历史涵义——即“天马之蹄”这一与天瑞观念紧密相连的意涵——彻底抹去了。

一旦称之为“马蹄金”，人们自然而然会将其理解为一种马蹄形状的金币，它所承载的天命、祥瑞、皇权合法性等政治象征就会被遮蔽。

“马蹄”一词使其丧失了特定的历史涵义。

辛德勇认为，汉武帝“更黄金为麟趾、褭蹏”有着特殊的缘由和目的，这种特殊的缘由和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褭蹏”之上所承载的天马与九州之内所有各种马匹等量齐观。

换言之，如果脱离了“天马”这一祥瑞背景，褭蹏金就只是一件形状奇特的金器，而失去了它与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之间的深层关联。

那么，“马蹄金”这个俗称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可以追溯到唐代。

唐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将“褭蹏”直接解释为“马蹄”，此后“马蹄金”的称呼便逐渐流传开来，最终取代了“褭蹏金”的原始名称。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种简化有其自然性——“褭蹏”二字生僻难写，“马蹄”则通俗易懂。

但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简化造成的信息损失是巨大的。

褭蹏金和麟趾金的铸造与赏赐，反映了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皇帝通过垄断祥瑞的解释权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三件祥瑞——白麟、天马、黄金——都发生在汉武帝在位期间，且都与西方有关：白麟获于陇首，天马出于渥洼水，黄金见于泰山。

有学者指出，汉武帝对西南方位的尊崇是其政治地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祥瑞的地理分布恰好呼应了这种观念。

将这些祥瑞物化为可以赏赐的黄金器物，实际上是将天命具体化、可分配化，诸侯王接受这些赏赐，就意味着承认了皇帝与上天之间的特殊联系。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褭蹏金中，大号金器17枚，每枚重240至250克，小号金器31枚，重量在28至38克之间。

部分金器底部铸有“上”“中”“下”铭文。

这些铭文的含义，学界目前有几种解释。

一种认为“上”是“上林苑”的简写，上林苑是汉代铸造钱币的专门机构；另一种认为“上”代表“上币”，古代黄金被称为上币，青铜五铢钱为下币；还有一种认为这三个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等级。

也有学者提出，这些铭文可能代表了用于宗庙祭祀时摆放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褭蹏金“专用于班赐诸侯王”，是皇室特殊赏赐物，不具备流通货币功能，未获恩赏者不得拥有或仿制。

这意味着褭蹏金在社会流通层面几乎是不可见的，它们存在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赏赐体系中，是一种政治礼品而非经济交换媒介。

换言之，褭蹏金的使用场景是有限的，它的价值不在于能买到什么，而在于它象征了什么。

从工艺角度看，褭蹏金的制作水平极高。

口沿外侧装饰有复杂的花丝纹样，运用了掐、攒、填、焊等细金工艺，包括素丝、码丝、赶珠丝、巩丝等多种技法。

其中赶珠丝和巩丝这两种花丝形态在中国境内非常少见，而是流行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说明这种工艺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融入了汉代官铸金币的制作中。

一件小小的金器，竟然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信息。

那么，褭蹏金和麟趾金为什么只有少量存世，且集中出土于极少数高等级墓葬呢？

这与汉代黄金赏赐体系的特殊性质有关。

汉武帝铸造这两种金币，“因以班赐诸侯王”，意味着它们的铸造量本身就有限，且只面向诸侯王这一最高等级的人群。

西汉灭亡后，随着诸侯王体系的瓦解，褭蹏金和麟趾金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目前考古发现的褭蹏金和麟趾金，仅见于刘贺墓、刘贺长子刘充国墓，以及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可能为中山怀王刘修）。

这种稀缺性，进一步印证了它们作为“皇恩专属品”的特殊地位。

将褭蹏金简单地称为“马蹄金”，实际上是在无意中抹去了它最核心的历史信息。

如果一个观众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形似马蹄的金器，被告知它叫“马蹄金”，他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形状有趣的金子。

但如果他被告知，这件器物叫“褭蹏金”，它的名字来自汉武帝太始二年的一道诏书，是为了纪念白麟、天马和黄金三件祥瑞而铸造的，它专门赏赐给诸侯王，象征着皇帝与上天之间的特殊联系——那么，他看到的就是整个西汉中期的政治文化。

辛德勇在《海昏侯新论》中还特别指出，在“海昏侯新论”的研究框架下，褭蹏金的名称问题并非单纯的命名之争，而是关涉到对整个汉代金币形制演变的理解。

他在书中梳理了战国秦汉间金币形制的演变脉络，指出褭蹏金和麟趾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金币从实用型向象征型、从流通型向礼仪型的转变。

这一转变与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是同步发生的。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褭蹏金的命名之争折射出历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在细节上出现偏差时，我们应当如何处理？

考古工作者出于习惯或便利，往往会给文物取一个通俗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在普及层面有其合理性。

但如果通俗名称遮蔽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甚至与该文物在原始语境中的意义相悖，那么学术研究就有责任予以纠正。

在辛德勇看来，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尽可能还原历史事件和器物在其原始语境中的面貌。

对于褭蹏金而言，这意味着要回到汉武帝太始二年的那道诏书，回到“白麟”“天马”“黄金”这三件祥瑞所构成的完整叙事中，理解“褭蹏”二字在那个特定历史时刻所承载的全部意义。

只有这样，一件黄金器物才能真正成为通向历史深处的入口。

2016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成立，负责该遗址的文物保护、文物研究和展示工作。

2020年9月，遗址公园一期建成开放，至今已接待游客逾四百万人次。

当游客走进博物馆，面对那些金光闪闪的褭蹏金时，标注牌上的名称——无论是“马蹄金”还是“褭蹏金”——将决定他们看到的是一件“形状像马蹄的金器”，还是一段关于祥瑞、皇权与天命的西汉往事。

两千年前，一个三十三岁的废帝被埋葬在豫章郡的荒僻之地，他生前或许未能实现重返长安的愿望，但那些随他入土的褭蹏金，却把一个帝国的雄心、一个时代的信仰，连同丝绸之路上的异域工艺，统统封存了下来。

考古工作者的刷子扫去泥土，金子重新发光，而正确的名字，是让这道光抵达历史深处的最后一层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