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 38 岁少妇颜值在线，丈夫在非洲做生意，一年才能够回来

一趟

那天我把钥匙从她手里接过来，雨点子正顺着屋檐往下滴，一串一串砸在楼梯口的水泥地上。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风衣，头发胡乱挽在脑后，眼圈有点红，却还是挤出笑来：“哥，麻烦你帮我看好家里那几盆绿萝，隔三五天浇一回水就行。”我说行，又问她几点的飞机，她说晚上八点半，老刘在尼日利亚那边出了点事，腰被集装箱撞伤了，躺了半个月，没人管，她得过去看看。

她叫秀兰，认识她那年她三十五，现在三十八，住我楼上。长得真叫一个好看，不是那种化妆抹粉的好看，是那种素面朝天你瞅一眼就忘不掉的好看，皮肤白净，眉眼细细的，说话声音也软。可她从不在外面多待，买菜、接孩子、倒垃圾，三点一线，闷着头走，见了人点个头就过去了。

我住她楼下，那会儿刚离婚一年多，一个人，下班回来也没什么事，就蹲在阳台抽烟。有天晚上听见楼上有动静，哐当哐当的，像水管爆了。我上去敲门，门开了一条缝，她探出半个头，头发湿漉漉的，脸上挂着水珠，说家里厨房水管裂了，正在拿盆接呢，问我有没有师傅电话。我说我先帮你把总闸关了。她赶紧让开，我进去一看，厨房地上漫了一层水，拖鞋踩进去噗嗤噗嗤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她家门，客厅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靠垫摆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她搂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后面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黑黑的，笑得有点憨。

她给我倒了杯水，局促地搓着手，说：“真不好意思，大晚上的麻烦你。”我说这有啥，楼上楼下住着。她又说：“我男人常年在非洲，一年也就回来一趟，家里灯泡坏了水管漏了都是我自己弄，今天这个实在是拧不动了。”我帮她换了阀门，又把地上的水扫了，她站在旁边一边道谢一边叹气：“日子过得跟守活寡似的，有时候真想不管了，可看看孩子，又觉得啥都得忍。”

那会儿我没接话，心里却记下了这句话。

后来就熟了。她女儿叫糖糖，上小学三年级，扎两个小辫子，见了我老远就喊叔叔。我偶尔晚上在楼下碰到她接孩子回来，糖糖手里拿着根烤肠，她拎着菜，跟我一路走一路聊。她说老刘在尼日利亚做建材生意，头两年确实挣了些钱，把家里的房贷还了一大半，可这两年那边局势不稳，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接不到一个订单。我说那你咋不让他回来，她笑了笑，说回来干啥，回来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吗？这里一个月工资三千五，他在那边一个月好歹能拿个一万五。

这话听着实在，可也听着心酸。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带着孩子，守着空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盼那一个月。

她说老刘今年过年没回来，说那边有批货走不开，给她打了两万块钱，让她和糖糖自己买点好的。她说：“钱是打了，可钱能顶饭吃吗？糖糖夜里发烧，我一个人抱着她跑医院，挂号、化验、输液，折腾到天亮，回来连口热水都没有。那会儿我就想，我这到底结的什么婚？”说到这儿她眼圈又红了，扭头去擦。

我没敢看她，低头抽烟。楼道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帮她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换灯泡、修马桶、给糖糖送落在家里的作业本、下雨天帮她收阳台上的被子。有一回她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给我打电话，我请了半天假带她去诊所打点滴。她靠在那张旧躺椅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着我说：“哥，你说我这日子过得是不是特别没意思？”我说：“谁还没个难处，熬一熬就过去了。”她摇摇头，眼睛望向窗外，外头正好有一群鸟从树梢飞过去，她声音低低的：“熬，一年一年地熬，啥时候是个头？”

那天下午我坐在她旁边，听着滴答滴答的液体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

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人家是两口子，老刘在外面拼死拼活挣钱，我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我告诫自己，帮归帮，可别动歪心思。我一个大老爷们，离了婚，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家庭，我要是存了什么别的念想，那可真不是个人。

可有些事由不得人。

那年夏天一个晚上，我下楼扔垃圾，看见秀兰蹲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肩膀一抖一抖的。走近了才发现她在哭，压着声音哭，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我问她怎么了，她抬起头，眼睛肿得跟桃似的，手里攥着手机，屏幕还亮着——是一个视频通话的界面，已经挂断了。她哑着嗓子说：“老刘说，他那边招了个当地女人，做饭洗衣服，一个月给五百美金。他觉得挺好的。我就问了一句，你跟她没什么吧？他就火了，说我疑神疑鬼，说我在家闲得没事干，就知道胡思乱想。你说这叫什么话？他要是心里没鬼，急什么？”

我没说话，在她旁边蹲下来，掏出一根烟点上。烟头的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可能他真就是图有人做饭，你在家也累，别多想。”她擦了把脸，苦笑了一声：“累？我都不知道我图个啥。他一年挣那十几万，寄回来八万，剩下六万也不知道花哪儿了。我问他，他说应酬。我一个女人在家，钱没见着，人没见着，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我图他啥？”

那晚我们坐了半个多小时，她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说她十九岁就跟着老刘，那会儿老刘在温州打工，她在一家鞋厂流水线上剪线头，两个人住一间每月一百二的出租屋，冬天没暖气，老刘会把她的脚揣进自己怀里焐着。后来老刘跟人跑非洲，说那边钱好赚，挣两年就回来买房开个小店，安生过日子。可这一去就是六年，回来的日子加起来不到八个月。她说：“我不是不想等他，我是怕我等到最后，等到的是一个陌生人。”

这话扎心。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轻。

后来那阵子她情绪一直不好，话也少了。糖糖有时候跑楼下来找我玩，说她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叫好几遍才听见。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可又不敢多问。我能怎么样呢？我又不是她什么人。

有一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收衣服，听见楼上有动静，声音很小，像是压抑的啜泣。我抬头往上看，她家的窗户半开着，灯亮着，隐约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上去。第二天早上碰到她送糖糖上学，她化了点淡妆，遮住黑眼圈，冲我笑了笑，说：“昨晚没事，看了个电影，看哭了。”我说哦，那就好。

可我知道那不是看电影看的。

大概九月底，老刘突然打电话说他要回来一趟。秀兰那几天把家里擦了个遍，换了新床单，买了老刘爱吃的腊肉，还专门去理发店把头发剪短了一些。她来楼下借我的梯子，说要把厨房的油烟机洗一洗，我说：“老刘要回来了？”她脸上有点绯红，说：“嗯，回来待半个月。”我说那挺好，她笑了一下，说：“也不知道他瘦了没有。”

我看着她的样子，突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落地了。也好，总归是一家人。

老刘回来那天，我在楼道口碰见了。人比照片上黑了一圈，瘦了，头发也稀了，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拉着个行李箱。见到我点头笑了一下，说：“你是楼下那位兄弟吧？秀兰总说你帮了不少忙，谢谢啊。”我摆摆手说客气啥，邻居应该的。他上楼的时候，我站在楼梯口，看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背影挺直的，脚步有些急。秀兰估计是听见声了，门开了，糖糖冲出来喊爸爸，秀兰站在门框里，没动，就那样看着老刘，嘴唇抿着，眼神里有怨也有盼。

那半个月，他们一家三口经常一起下楼，老刘骑着电动车带她们去超市，秀兰坐在后座，搂着糖糖，风吹起她的头发，笑得跟个姑娘一样。我远远看见了，也替她高兴。有时候晚上听见楼上传来炒菜的香味和糖糖的笑声，我躺在自己屋里，心想这就是过日子吧。

可老刘走之前那天晚上，秀兰下来找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钥匙，说：“老刘说，他这次回去，大概又要一年才能回来。他想让我把工作辞了，跟他一起去非洲。可糖糖还在上学，我这英语也一句不会，过去能干啥？他说那边中国人不少，总能有口饭吃。可我犹豫，我去了，这边房子怎么办？孩子教育怎么办？再说了，我过去天天面对着他，要是哪天吵架了，我连个去的地儿都没有。”

她问我：“哥，你说我该不该去？”

我沉默了半天，说：“你要是信他，就去；要是不信，就别去。这得你自己拿主意。”

她低头看着钥匙，来回转了几圈，说：“我也不知道信不信。我就是觉得，这么两地分着，总不是个事儿。他说他那边也不容易，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我太矫情了，人家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在家安安稳稳的，还不知足？”她说着说着又笑了，笑里带着点苦：“可能真是我矫情了。”

那晚我送她上楼，路过她家门口时，听到糖糖在里面喊“妈妈”，她赶紧应了一声，推门进去了。门关上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那一眼我读得懂，又希望自己读不懂。

老刘走了之后，日子又恢复了老样子。秀兰每天接送孩子、上班，周末带着糖糖去她爸妈家吃饭。我们偶尔在楼下碰面，聊几句，她不再提老刘的事，我也不问。只是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跟老刘视频的时候，老刘那边的确有个当地女人，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老刘喊她“阿玛”，女人笑着回头，黑黑的皮肤，牙齿白亮。老刘说：“这不多亏人家照顾我嘛，不然我这腰伤也好不了。”秀兰说，她那一刻心里一紧，但很快就松开了：“算了，他一个人在外面，身边有个人做饭，也省得我担心。”

我听着，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她说是想开了，可一个女人要多大度，才能看着自己男人身边站着别的女人，还能笑着说“省得我担心”？

年底的时候，糖糖突然发了一场高烧，咳嗽咳得整夜睡不着。秀兰带她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是肺炎，要住院。她一个人跑上跑下，办住院手续、交费、拿药，累得脸都脱了相。我下了班去医院看她，她坐在病床边的塑料凳上，手撑着下巴，眼睛熬得通红，看见我来，怔了一下，说：“你咋来了？”我说：“糖糖病了，我过来看看。”她把脸别过去，半天没说话，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那天我陪着她们待了两个多小时，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放到碗里。糖糖迷迷糊糊醒了，叫了声妈妈，秀兰赶紧过去，又测体温又喂水。我看她太累，说：“你回家睡一觉，我在这儿看着。”她摇头：“不用，我自己闺女，我得守着。”我说：“那你去楼下吃口饭，我帮你盯一会儿，就二十分钟。”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出去了。她走后，糖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小声说：“叔叔，你要是能一直当我家邻居就好了。”我愣了一下，问她为啥，她眨眨眼：“我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笑得比以前多。”

我鼻子一酸，没好意思接这话。

出院那天，秀兰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吃顿饭，算是谢我这阵子帮忙。我推辞不过，去了。她做了四个菜：红烧排骨、清炒丝瓜、酸辣土豆丝、西红柿蛋汤。糖糖吃得欢，秀兰一直在给我夹菜，说：“尝尝我腌的萝卜皮，老刘以前最爱吃。”我尝了一口，确实好吃。她自己也倒了杯啤酒，说好久没喝了，陪我喝一杯。我们碰了一下杯，她仰头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说：“哥，跟你说句实话，老刘不在这些日子，有时候我半夜醒了，看着旁边空空的枕头，心里慌得很。可我又想，这日子再难，总比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强。知足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我知道她喝得有点上头，可她说的是真话。

那天晚上我回家，躺在自己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想我到底对秀兰是什么心思。喜欢？肯定有。这么一个漂亮又顾家的女人，谁看着不动心。可动心归动心，人家有家，有丈夫，我再怎么着，也不能去拆人家的墙脚。再说了，老刘虽然有他的问题，可他一个人在外面挣的真是辛苦钱，我见过他手上的茧子和腰上的伤疤，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离得太远，够不着这个家。

过了年，秀兰跟我说，她决定去非洲了。她说她把工作辞了，糖糖放她爸妈那儿先住半年，等她过去看看情况，要是行，就把糖糖也接过去。我问她：“你上回不是说不想去吗？”她垂下眼睛，说：“老刘说他那边那个阿玛要回国了，他腰伤又犯了，身边真没人不行。我想了想，我要是再不去，这个家怕是要散了。总得有个人退一步。”她说这话时，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她走之前那几天，我帮她把家里水电检查了一遍，把阳台上的花搬进屋里，教她爸妈怎么开报警器。她收拾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老刘爱吃的东西：腊肉、豆豉、榨菜丝、老干妈，还有两双她亲手纳的布鞋。我笑她：“你这是搬家还是探亲啊？”她也笑：“他嘴挑，那边吃不到这些，能带多少带多少。”

走的那天，天下雨，就是开头那个场景。她把钥匙递给我，说：“哥，麻烦你了。”我说：“放心，绿萝我给你浇得透透的。”她笑了，眼眶红红的，转身拉着行李箱上了出租车。车开出去老远，她还在后座回头看。

她走后的日子，我每周上去浇一次水。她家的绿萝长得很好，叶子油绿油绿的，垂下来快够着地了。有一回我浇完水，坐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看着墙上那幅全家福，心想：这一家子，隔着半个地球，还在一张照片里笑着。照片下边是个小小的置物架，上面摆着一瓶她没带走的润肤霜，盖子没拧紧，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跟她身上的味道一样。我拧好盖子，放了回去。

大概两个月后，秀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是一条语音。我点开，听见她的声音，带着笑：“哥，这边太阳可真大，晒得我脸都脱皮了。老刘带我去菜市场买菜，你猜我看见啥了？有卖莲藕的！四美元一斤，我嫌贵没买。老刘说买，难得你喜欢吃，就买了一根回来炖排骨。”她说着说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又有些哽咽：“哥，老刘腰上那道疤我看见了，挺长的。他说那回真是吓坏了，躺在床上动不了，心想要是身边有个人就好了。他说对不起我，让我这多年一个人受苦了。”

我听着语音，站在阳台上，抽了半根烟。风吹过来，带着楼下花坛里栀子花的香气。我回了两个字：“那就好。”

到了秋天，秀兰说她暂时不回来了，老刘接了个新项目，是给当地一个中国公司做装修材料，得干到年底。糖糖也接过去了，说那边办了一所华文学校，孩子能上课。她发了一张照片过来，照片里糖糖站在一栋白色小楼前，晒黑了，笑得露出两颗豁牙，秀兰和老刘站在她旁边，老刘的手搭在她肩上，她靠在老刘怀里，两个人瘦了些，但眼睛里有光。

我把照片放大看了看，又缩小，然后关掉手机。窗外夕阳正往下沉，把半边天染得金红金红的。我吐出一口烟雾，忽然觉得心里挺平静的。

再后来，大概是过年前一个礼拜，我正在屋里看电视，听见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是秀兰，穿一件大红羽绒服，头发长长了，脸色红润了不少，身后站着老刘，手里拎着两个蛇皮袋，糖糖蹦蹦跳跳地从他们中间挤进来，喊：“叔叔！我给你带非洲大芒果啦！”

那晚我们又坐在一起吃饭，秀兰下厨，老刘帮她打下手，两个人在厨房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时不时传来笑声。糖糖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指着墙上的挂历说：“妈妈，我们今年在家过年是不是？”秀兰探出头，笑着说：“对，今年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过。”老刘接着话茬：“以后也不出去了，攒了点钱，回来开个小店，够吃够花的，一家人守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忙忙活活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是羡慕，又像是松了口气。我端起面前那杯酒，自己喝了一口。秀兰看见了，从厨房走过来，也端起杯子，说：“哥，这杯我敬你。这些年，多亏你。”我说：“别这么说，都是邻居。”她笑了笑，眼睛亮亮的：“你是好人。”老刘也跟着举杯：“兄弟，以后有啥事言语一声，我这人实诚，不会说好听的，但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屋里，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楼一家家灯火亮起来。风有点凉，我把烟掐了，转身进屋。茶几上放着一只芒果，黄澄澄的，是糖糖塞给我的。我拿起芒果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一股甜丝丝的热带水果味道。

日子还是那样过。秀兰和老刘后来在街口开了家五金店，生意不咸不淡，但两口子每天都守在店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秀兰偶尔还会上楼来串门，给我送一碗她自己包的饺子，或者一碟腌好的辣萝卜。她还是那样好看，眉眼里多了些安稳，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总像绷着一根弦。

有时候我想，那几年她一个人在楼上撑着，大概就像一盏风里的灯，忽明忽暗的，看着随时要灭，可到底没有灭。她等到了她要等的那个人，日子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圆上。

我替她高兴。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