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我丈夫去世第五年，我还住在城南那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旧房里。女儿陈楠嫁到了隔壁区，儿子陈浩在外地上班，平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天傍晚，厨房的水管突然爆了。
水顺着墙根往外淌，我踩着拖鞋去关总阀，裤脚一下就湿了。邻居王姐在门口看了一眼，说：“叫周师傅吧，他修过我家的暖气。”
我正准备打电话，楼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周师傅拎着工具箱上来了。他五十六岁，比我大五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沾着机油。进门后，他先把阀门关了，又蹲下来摸了摸漏水的位置。
“得换接头。”他说，“你先拿条旧毛巾垫着，别让水泡到柜子。”
他说话不快，手却麻利。半个小时后，水管不漏了，他把地上的水一寸一寸拖干，才接过我递去的钱。
“多了。”他说。
“你多跑一趟，拿着吧。”
他摇摇头，把多出来的二十块放在鞋柜上。
临走时，他看见桌上的保温杯，问：“你这杯子还能保温吗？”
“用了十几年，盖子都拧不紧了。”
“下回我给你换个盖。”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周师傅姓周，叫周建民。后来我才知道，他住在两站公交外的老小区，妻子三年前病故，儿子在南方跑运输，一年回来不了几次。他平时给小区修水管、电线，也接一些家装的活。
王姐说，他这人不爱说话，手艺还行，就是命不好。
我没觉得他命不好。人活到这个年纪，谁身上没有几道缝。
那以后，家里有点小毛病，我就给他打电话。灯泡坏了，门锁卡了，厨房抽屉拉不出来。他每次都说：“顺手的事。”
我也不白让他忙。天冷时给他倒杯热水，夏天切个西瓜。有一回他来修卫生间的排气扇，我刚蒸好一锅馒头，便用塑料袋装了两个给他。
他接过去，问：“你一个人吃得完？”
“我胃口好。”
“那就好。”
他把馒头放进工具箱旁边，临走时才拿走。
从那以后，我家那个旧保温杯里，总有一杯热水。有时是我给他倒的，有时是他来的时候顺手烧的。杯盖虽然松了，可他用一小段黑胶带缠住，倒也不漏。
女儿最先发现不对。
她周末回来，看见周建民在阳台上修晾衣架，脸色立刻变了。等他走后，她把门关上，压低声音问我：“妈，他怎么总来？”
“晾衣架坏了，我让他修。”
“这种小事不能让物业来吗？”
“物业要排队。”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我正在洗杯子，手停了一下。
“谈什么恋爱。”
“那你干吗老叫他来？他干吗没事就往这儿跑？”
“人家来干活，拿钱的。”
“你别装糊涂。你五十一了，想找人陪着，我不反对。可你得看清楚。那种男人，没房没存款，儿子又不在身边，谁知道他是不是冲着你的房子来的。”
她说得很快，像提前准备了很久。
我把保温杯冲了两遍，才说：“他没问过我的房子。”
“现在没问，不代表以后不问。”
她走之前，又把厨房抽屉里的银行卡拿出来，替我放进卧室柜子最里面。
“密码别告诉别人，包括我哥。”
“你哥也不知道。”
“我不是说他一定不好。我是怕你老了，糊里糊涂。”
我没跟她争。
那天晚上，周建民来送一包新的密封圈，说是修水管时多买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你女儿来了？”他问。
“嗯。”
“她说什么了？”
“没说你。”
他低头看着门槛，过了一会儿说：“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以后有事再叫我。没事我不来了。”
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赶紧说：“她就是担心我。”
“当儿女的，都担心。”
他把密封圈放下，转身下楼。
我站在门口，看见他走到二楼拐角时咳了一声。他咳得很重，扶了一下栏杆，才继续往下走。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没睡着。
我丈夫在世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灯泡、水管、煤气灶，都是我自己学着修。后来他查出病，脾气越来越坏，疼起来会摔东西。最后两个月，他连我端饭的手都嫌慢。
他去世后，亲戚们都劝我再找一个，说女人一个人过日子难。可他们介绍的男人，要么开口就问我退休金，要么第一面就打听房子。我听见那些话，心里就先关了一扇门。
周建民不一样。他进我家，先看哪儿漏水，哪儿不通气，从不乱翻东西。吃饭时也不抢最后一块肉。这样的男人，我确实喜欢。
不是因为他有多会哄人。
是因为他做完事，会把地拖干净。
过了几天，周建民没再来。我家水龙头又开始滴答响，我忍了两晚，终于还是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那头很吵，有电钻声。
“怎么了？”他问。
“水龙头又漏了。”
“我晚点过去。”
“你不是说没事不来吗？”
那头静了一下。
“修水龙头算有事。”
他傍晚才到，脸色不太好，右手还缠着纱布。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干活时碰破了。
修完水龙头，我给他煮了碗面。他坐在小餐桌边，吃得很快，连汤都喝了。
“你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我问。
“忙。”
“忙什么？”
他把筷子放下，说：“儿子要买车，差十万。”
我心里一沉。
他看见我的表情，马上说：“不是找你借。你别误会。”
“我没说要借给你。”
“你脸上写着呢。”
我被他说笑了，转身去拿保温杯。
“你这杯子该扔了。”他说。
“你不是说给我换盖吗？”
“忘了。”
“你也会忘事。”
“人老了，都会忘。”
他说完，低头继续吃面。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跟我一样，嘴上什么都能说，心里其实一直记着一些事。
后来我从王姐那里知道，周建民的儿子要结婚，女方家里要求买车。周建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还差一点钱。他白天接活，晚上去菜市场搬货，手上的伤就是那时弄的。
女儿知道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妈，你可别把钱给他。”
“我没钱给他。”
“他说没找你借，你信吗？”
“他确实没找。”
“那他为什么天天来？”
“不是他天天来，是我叫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过？”
“还没到那一步。”
“那你想过以后吗？你们要是住一起，财产怎么算？生病谁管？他儿子会不会来闹？”
这些我都想过。
可人活到五十一岁，不能因为以后可能生病，就提前把今天也过得像病房。
我对女儿说：“我不会把房子给他，也不会替他养儿子。我只是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吃顿饭。”
“妈，你怎么这么糊涂？”
“我不是糊涂。我只是想明白了。”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周建民后来真的来找过我一次。他站在楼下，没有上楼。
“你女儿是不是不喜欢我？”他问。
“她不认识你。”
“她认识的是我的条件。”
他说这话时，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因为一个人太久了，才会找你？”
“不是吗？”
“那你呢？你来找我，是因为你儿子不在身边，想找个人给你做饭？”
他沉默了很久。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妻子最后那段时间，什么都不记得了。她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自己儿子。有一天晚上，她把药瓶摔了，问我是不是要害她。我那时候很生气，冲她吼了一句。”
他说到这里，喉结动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她不喘气了。我后来总想，要是我没吼那一句，她是不是能走得安心一点。”
我没有劝他别想。
有些事情，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只能自己背着。
他又说：“我不是怕你女儿。我是怕我自己。怕我又把日子过成只剩下照料和亏欠。”
我问：“那你现在想过什么日子？”
他看着我，半天才说：“下班回来，屋里有灯。有人问我吃不吃馒头。”
我鼻子一酸，低头拧保温杯的盖子。
“馒头可以，钱没有。”
“我没要钱。”
“房子也没有。”
“我也没要房子。”
“那你要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先把水管修好。”
我笑了。
我们没有立刻住到一起。周建民还是住他的旧小区，我还是住我的房子。每周三和周日，他来吃饭。有时他买菜，有时我买菜。谁有事就说一声，谁不高兴也可以少说两句。
女儿起初每次来，都把包放在腿边，像随时准备走。后来她发现周建民从不进我的卧室，也从不碰我的银行卡，慢慢就没那么紧张了。
有一次她加班晚了，周建民骑车去地铁口接她。那天下着雨，他把唯一一件雨衣让给她，自己淋得肩膀全湿。
女儿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只把一碗姜汤放到他面前。
“喝了。”她说。
周建民接过碗，点点头。
儿子年底回来时，听说我和周建民在一起，脸色也不好看。他问我是不是准备把房子卖了。
我说：“不卖。”
“那你以后住哪儿？”
“还是住这儿。”
“他呢？”
“他有自己的房子。”
儿子看了周建民一眼，问：“你们到底算什么？”
周建民没有回答。
我替他说：“算两个一起吃饭的人。”
儿子皱了皱眉，没再问。
那天吃完饭，周建民起身收碗。我让他放着，他说：“你炒菜，我洗碗。”
他站在水池边，水声哗哗响。洗到最后一个碗时，保温杯从架子上掉下来，滚到地上。
我弯腰去捡，他比我快一步。
杯盖上的黑胶带已经翘开了，里面全是水。
“明天换个新的。”他说。
我接过杯子：“别换。”
“漏水了。”
“再缠一圈就行。”
他看了我一眼，拿起剪刀，把旧胶带一点点剪掉，又重新缠好。缠完，他拧了拧盖子，倒过来试了试，桌面上没有落下一滴水。
窗外天已经黑了，楼下有人关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周建民把保温杯递给我。
“明早给你灌热水。”他说。
我把杯子放在灶台旁边，转身去关火。锅里还剩两个馒头，白白的，热气慢慢散出来。
这一次，我没有把它们装进袋子送他走。
我拿了一个递过去。
“明早别空着肚子来。”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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