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打败“三苗”后，石家河及其周边的原住民去了哪里？

三苗，是先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南方族群；石家河文化，则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不少学者认为，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阶段，京山、天门、应城、孝感一带，是三苗族群活动的核心区域，其大本营在今天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镇。但“禹征三苗”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谓在文献中逐渐消失，作为政治集团的三苗瓦解了。

华师学者蔡教授绘制的三苗势力范围图

那么，三苗的核心部落成员究竟去了哪里？下面在现有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学界的主要看法。若把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地的“苗族古歌”也视作一种“文献”，那么关于三苗集团的核心成员的去向就有两类记载：一是《尚书》等中原文献，二是苗族古歌等口头文学。总体看，去向大致有三种：迁徙、遣散、融合。

史前三大部落分布图

一、迁徙或逃离

迁徙，可能是三苗核心部落成员的主要去向；而“苗族古歌”对迁徙路线的叙述，远比中原文献细致。这里只讨论向西南转移的这一支，其余路线暂且不论。

现已公开出版的“苗族古歌”有数十种。虽然口头文学不能直接当作信史，但黔东、湘西等主要流传区的不同版本，都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族群记忆：因战争，部分先民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来又从长江流域向贵州等西南地区迁徙。——《跋山涉水》等章节有这样的吟唱：“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去”。歌中如实铺陈一路的重重磨难——山川阻隔、猛兽袭扰、饥寒交迫，清晰记下族群辗转前行的路线。

《焚巾曲》这类丧歌则选取了另一条叙事路径：表面上是送别逝者、引导亡灵沿先祖之路返回故土祖源，即从西南地区出发，逆向前往中原地区，到黄河流域“安魂”，但吟唱中却不断回溯远古迁徙的路线，渲染与之相关的往事。

从宏观脉络看，苗族先民的第一次大转移被系于“涿鹿之战”之后，即九黎南迁、融入江汉地区的三苗（此说属推论，暂无直接考古证据）；第二次则在“禹征三苗”之后，由长江流域向湘西及中国西南转移。从多种版本古歌的吟诵看，迁徙主体可能是九黎后裔——因为叙事起点都在黄河流域的故园，并反复吟诵蚩尤、“格蚩爷老”等先祖。

需要说明的是，古歌中的方位标识可提供大概的方向性印证。例如，苗族古歌描述的迁徙路线是“由长江中游经湖南，进入黔东南雷公山一带”，而这种描述与学界的论证大致相似：远古苗族自江汉—洞庭向湘西、黔东行进，再向黔中黔南迁移。

苗汉对照古歌文本

“禹征三苗”之后，遗民的迁移可能是多向的，而不仅仅限于西南：近至湖北周边及国内各地，远及境外。今天中国境外的苗族（自称“赫蒙”）已逾两百万，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美国等地——这是一部几乎没有文字记载的迁徙史。至于“三苗”与今天苗族是否同源，学界仍有争议，本文不宜断言。

与之相对，“中原正史”对禹征三苗之后苗民迁徙的记载少之又少，《尚书》《史记》等仅有只言片语。

二、遣散与分化

遣散与分化，被认为是北方华夏集团的战略选择，尧、舜、禹相继推行；不过，现有文献记载存在漏洞，甚至矛盾，学界至今未有共识。

《尚书·舜典》载舜“窜三苗于三危”，即把部分三苗强迁至西北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以变西戎”。然而，若按考古年代对应，舜的时代恰是三苗（屈家岭—石家河早期）的强势期，舜对三苗的战争也并不顺利，且舜本人“崩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因此这一流传甚广的记载值得进一步考证。

三苗首领蚩尤的当代雕塑

《墨子·非攻下》《战国策·魏策一》《史记》等记有大禹征三苗之事，可信度较高，遗憾的是未能细说怎样处置其众。

有一点比较明确：“禹征三苗”后，部分原本发达的中心地区转为荒凉。例如，石家河大城在龙山时代末衰落废弃，此后长期荒废，到西周才重新出现小规模城址。石家河“大城”的荒凉遗弃，很有可能与人口遣散迁移有关。

部分地区的考古“文化层”出现“断层”：标志着人类活动的“熟土”之间夹着纯粹的“生土”，“生土”厚度在0.3—0.8 米区间。“断层”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荒凉”。——“熟土” 指包含陶片、烧土、灰坑等人类活动痕迹的文化层，“生土” 指无人工扰动的自然沉积层，如洪水泛滥带来的淤泥、砂土，水生生物的遗骸堆积等。

石家河遗址开挖现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多次出现“北方的姑爷”“夏人”“汉兵”等对象，而与之相关的情节多为剿杀或财物、土地的掠夺，可见与遣散、迁徙相伴的，很可能是武力胁迫与生存空间的挤压。

对禹而言，战后遣散三苗是釜底抽薪之举，意在断绝其东山再起的根基。

三、融合

融合，指三苗遗民以滞留、臣服等方式，与南下的中原人群在同一地域长期共处。考古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后石家河文化层显示：殡葬在保留石家河传统瓮棺葬习俗的同时，出现了中原丧葬特征，而这种南北混合特征，印证两类人群在同一聚落的日常交融。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后石家河文化（早期），以石家河本土因素为主，逐步转变为中原龙山文化占优势，这一“渐变”表明土著族群臣服后的文化转型。

百年前的黑白照片

三苗衰微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谓渐次消失，夏末商初则出现“荆”“荆蛮”“楚蛮”等称呼。刘玉堂、尹弘兵等楚文化学者考证认为，楚蛮即古三苗遗裔，禹征三苗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其居地大体在原石家河文化范围之内。

后来，商周君王多次南下征讨荆蛮、楚蛮（如《诗经·小雅·采芑》有“蠢尔蛮荆”之类句子），说明三苗“遗民”群体曾发展到相当规模，让北方政权感到了新的威胁，必须压制。征讨多发生在靠近中原的地方，也提示三苗“遗民”群体的活动重心在鄂西北、豫西南一带。但楚蛮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最终融入更大的族群格局。

电视剧中的蚩尤

——我们说三苗“遗民”群体的活动重心在鄂西北、豫西南一带，言外之意是：禹征三苗之后，“三苗遗民”在其他地区广泛分布。现今考古证明，后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南到湖南澧阳平原（洞庭湖西北），向西到湖北峡江，向北到汉水中游（豫西南、鄂西北），向东至少覆盖汉口等地。

至于是否有三苗核心部落成员退入深山延续血脉，目前无法考证；有学者推测恩施等地苗民为其余脉，但尚缺坚实证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