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沈从文的小姨子，高考考了零分，照样进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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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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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北平，北京大学的考场上。一个从苏州来的姑娘摊开卷子，看了几眼，就把笔放下了。

那一科是数学。她连题目都看不懂。

那年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四门：国文、史地、数学、英文。她干脆放弃数学，把力气全放在另外三门上。考数学那天，家里人怕她着急，替她把圆规、三角尺都备好了。她说用不上。

榜发下来，她的名字印在录取名单上。她国文考了满分，数学是零分。那年她十九岁。

1934年的这场考试，是她这一辈子少有的几次跟数字打交道。她真正被人记住的，也不是那张卷子。

她后来被人称作民国的才女。这个称呼背后，是三件事：写字、唱昆曲、教书，每一样都做到了旁人到不了的高度。

有些事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榜单上那个名字，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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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张充和，1913年生在上海，祖籍合肥。曾祖父是晚清做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父亲张武龄是办教育的，家里四个女儿，后来被称作合肥四姐妹。

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给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嫁给了作家沈从文。她是四姐妹里的老四。

叶圣陶当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张家这四个女儿，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四个姐妹里，她天资聪颖、才情出众，这是公认的。

家里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她三岁就能背唐诗，四岁临帖，六岁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十岁跟着吴昌硕的学生朱谟钦学古文书法。可这一路读的是私塾，十六岁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什么叫代数。

1933年，沈从文和三姐张兆和在北平结婚，她来参加婚礼，随后就在北平住下了。家里人都劝她考个大学，她也想不妨试一试，就先到北大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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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北大的旁听生很多，她每天跑去听课，听完了回家自己看书。她没有老师带，功课是自己一点点补起来的。到了第二年，她决定正式去考一次。

报名的时候，她没有用真名。她填的是“张旋”，籍贯写宁夏中卫，年龄写十九岁。连那张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一位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

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理由很实在。一是怕考不取，给张家人丢脸；二是不想让学校知道她和张兆和是姐妹，一知道，人就难免想起沈从文。

那时候沈从文已经是很有名的作家。她不想沾这个光。她心里的算盘打得很清楚：不用真名，就算考不取，也没人知道那个落榜的是谁；就算考取了，也能安安静静去上课。

而她要考的这所学校的国文系，主任是胡适，教授里有刚从清华过来兼课的闻一多，还有冯友兰、刘文典。这样的阵容，她心里未必有底。

04

卷子发下来，她最没底的那一科果然是数学。她一门心思全都扑在国文上，那一年的作文题是《我的中学生活》。这篇文章她写得很放得开，后来她自己说，那篇作文，是虚构出来的。

那篇文章被阅卷的老师看中了，国文给了满分。可数学那一栏，是零分。

成绩出来以后，录取名单迟迟定不下来。有人提出来，这个学生的国文卷子实在难得，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

按当时北大的录取规则，有一科为零分，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舍不得这个学生，专门去找阅数学卷的老师商量，希望通融一下，给几分。

那位阅卷先生不吃这一套。卷子复判之后，还是零分。

招不招，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分数问题了。据后来的说法，主张收下这个学生的几位先生里，就有当时担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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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入校以后的身份是试读生，后来改成旁听。这在当年的档案里留了下来：姓名张旋，别号充和，年龄十九岁，籍贯宁夏中卫。

开学是九月。同班同学里，没有人知道这个新来的女生是谁。她没有住进北大女生宿舍，而是借住在三姐张兆和家里，西城达子营胡同的一处院落，房子很旧。

她每天清早出门，戴一顶小红帽，骑一辆自行车，越过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那座桥，经过故宫、景山，到沙滩的红楼去上课。

很多年后她写起这条路，写的是自行车行过北海桥，一早迎着太阳，晚上回来又迎着太阳。她写北方的晴天个个都透明，找不出一点曲折处使人忧郁。冬天雪下过，黄色的琉璃瓦就变成白的。她一手提着书包袋，一手把着车把，就这么天天走。

她还写，那几年她离开家、离开姐妹和朋友，成天看书、成天听讲，别人看她过得寂寞，她自己觉得又骄傲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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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她听了胡适的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听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听过闻一多讲楚辞的课。她后来说，胡适讲得不错，深入浅出。

钱穆的无锡口音重，很多学生听他的通史课有点费劲，她是苏州人，听着不成问题。多年以后钱穆写《师友杂忆》，里头还记了一笔“北大旧生张充和”。

她原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年，可一年多以后，一次骑车出了事故。送到医院一查，查出了严重的肺病，只能休学调养。病好之后，她也没有再回学校去。

那张文凭，她后来也就没有拿到。没有文凭这件事，她一辈子没放在心上。

她在北大的时间前后不到两年。可这段日子像一条分界线：在那之前，她是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小女儿；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个自己走路的人。

她后来一辈子做的事，都和那几年看的东西连着：写字、唱曲、教人读书。她自己说过，北大的那段日子让她的国学底子更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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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起来，她跟着沈从文一家辗转到西南。在教育部下属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做过一段编选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她选散曲。后来单位散了，她又到重庆的礼乐馆整理礼乐，把整理出来的篇目用毛笔抄写。

在重庆她认识了不少人，章士钊赠诗把她比作蔡文姬，沈尹默和她诗词唱和。她仰慕沈尹默的字，正式拜他为师，此后每天临帖练字，一直到八十八岁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1947年，她回到北大教昆曲和书法。第二年，她和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的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两人去了美国。此后几十年，她在哈佛、耶鲁等二十多所大学里教书法、教昆曲，学生遍布各地。

1988年沈从文去世，她从美国发回一篇悼文，里面有一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那句话后来刻在了湘西沈从文的墓碑上。

她一生写诗写散文，随写随丢，自己没有主动出过书。倒是身边的人替她收着，诗友卞之琳把她散在报刊上的作品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她一百岁的时候，出版社替她出了一套作品集，收的都是无意中留下来的零篇。

2015年，张充和在美国去世，活了一百零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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