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陵一个郡的地面后来挤进十七个郡，北方人过江就是这样落的户

镇江北固山，从南面山下的园子里望过去。山顶露出的是甘露寺一带的檐角，右侧那段石砌的台体是后世修的城墙遗存。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设南徐州，州治就在这座山下的京口城，晋陵郡的治所也一度迁进京口。北方人渡江最短的一条路，对岸就是广陵。图：Wikimedia Commons，CC BY 3.0 / rheins。

晋陵一个郡的地面后来挤进十七个郡，北方人过江就是这样落的户

沈约编《宋书·州郡志》，写到南徐州，开头第一句先交代这个州是怎么来的。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晋朝永嘉年间大乱，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兖州以及徐州淮河以北的流民，成批渡过淮河，也有渡过长江进到晋陵郡境内的。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把滞留在淮南的流民迁到晋陵郡下属各县，那些迁过长江以南的和留在江北的，都为他们设立侨郡侨县来管辖。

这段话里出现了两条界线和一个郡名。淮是他们渡过的界线，江是第二条，晋陵是他们停下来的地方。往后一百多年，朝廷为南渡人口设的机构越堆越多，堆的位置基本没离开这个郡的地面。

晋陵这块地在两百年里换过四个名字。每换一次名字，管它的朝廷就换了一茬，而地还是那块地，县还是那些县。这篇从孙吴那个名字读起。

一、这块地在孙吴时候叫毗陵典农校尉

《宋书·州郡志》晋陵太守条的第一句，把这块地的来历一直追到孙吴。

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

——吴国的时候，把吴郡无锡以西划出来，设了毗陵典农校尉。

《晋书·地理志》毗陵郡条记的是同一件事，措辞略有出入。

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

——吴国把会稽郡无锡以西划出来作屯田区，设置典农校尉。

一个说从吴郡划，一个说从会稽划。这处差别我在两部志里前后对了一遍：吴郡本身是汉顺帝永建四年从会稽郡分出来的，《宋书·州郡志》会稽太守条写得明白；无锡在两汉属会稽，分出吴郡之后改属吴郡。两书讲的是同一块地，各自取了一个时间点上的归属写。本篇采《宋书》的写法，因为它记的是孙吴当时的政区状态。

典农校尉不是郡守。它管屯田，收的是屯田民的粮，治下的人不入州郡的编户，也不受地方长官节制。孙吴在江南设过好几处这样的机构，第六章讲孙吴屯田的那一篇已经数过，这里只补与本篇有关的一点：孙吴在这块地上先做成的事，是把人和田固定住，还没有给它一个行政名分。

同一卷里还留着几处孙吴在这一带撤县改屯的记录。溧阳县下注“吴省为屯田”，湖熟县下注“吴省为典农都尉”，江乘县下注“吴省为典农都尉”，三个县都要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才复立。孙吴在这片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先把县撤掉，改成直接管生产的机构，等种熟了再说。

二、太康二年，校尉牌子换成了太守

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

——晋武帝太康二年，撤掉典农校尉，就地立为毗陵郡，郡治设在丹徒，后来又搬回毗陵。

太康二年是公元二八一年，吴亡后的第二年。《晋书·地理志》给了这个新郡的家底：统县七，户一万二千。七个县是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既阳、无锡。

这一格账值得单看一眼。本章第二篇算过西晋接手江南的总账，那是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五十二万三千户。毗陵郡是那本账里新添的一格，而它的来历是一个孙吴的屯田区：田是现成的，人是现成的，县界也是现成的，晋朝做的事就是把“校尉”两个字换成“太守”，把屯田民转成编户。一个郡在一年之内凭空多出来，靠的是前一个朝代已经把这块地种熟了。

这七个县里有几个的来历，志文也注得清楚。无锡是汉旧县，孙吴省过，晋太康元年复立；曲阿本名云阳，秦始皇改为曲阿，孙权嘉禾三年又改回云阳，晋太康二年再改回曲阿；武进是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的；延陵是太康二年分曲阿的延陵乡立的；既阳是太康二年分无锡、毗陵立的，《宋书》晋陵郡下写作暨阳，立县的年份和母县都一样，应是同一个县。晋朝新设的四个县，母县全在孙吴那个典农校尉的辖区里。

三、永嘉五年，它改叫晋陵

东海王越世子名毗，而东海国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为晋陵。

——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名叫司马毗，而东海国原本以毗陵为封邑，永嘉五年，元帝把它改名为晋陵。

改名的理由是避讳，这在当时是件小事。改名的年份是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这一年洛阳陷落，北方人成批往南走，第一篇讲过那一年的事。两件事记在同一条注文里，前一半是朝廷的日常，后一半是一个时代的分界。

改完名字，这个郡的治所开始来回搬。《宋书》把几次搬迁排成了一串。

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复还晋陵。本属扬州，文帝元嘉八年，度属南徐。

——于是从毗陵把治所迁到丹徒。太兴初年，郡和丹徒县都迁进京口城，郗鉴又把它迁回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再迁回晋陵。这个郡本来属扬州，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属南徐州。

把年份摆开：太康二年治丹徒，之后还治毗陵，永嘉五年改名后又迁丹徒，太兴初年郡和丹徒县一并迁进京口，郗鉴再迁回丹徒，义熙九年迁回晋陵。一百三十年里至少搬了五次。一个郡的治所来回挪，通常只说明一件事：这块地上的人口重心和防务重心在变，而且变得很快。

这串搬迁里最要紧的一个落点是京口，就是今天的镇江市区。京口临江，隔江对面是广陵，北方人渡江最短的一条路就在这一段。郡治往京口搬，是往人上岸的地方搬。

镇江北固山下的长江岸边，远处江中高地上的楼阁即北固山一带。江对岸就是广陵，《宋书·州郡志》里那些“过淮”“过江”的流民，走的就是这一段水路。图：Wikimedia Commons，CC BY 3.0 / rheins。

四、“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

侨郡具体是怎么设的，《晋书·地理志》徐州条写得比《宋书》细。

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

——划出吴郡海虞县的北部地界，设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个县，寄居在曲阿县；用江乘县的地设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从武进县分出地来设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都归属南徐州。

这七个县名全是徐州东海郡的老县名，它们实际所在的位置是吴郡海虞县的北境和晋陵郡的曲阿县。名字是北方的，地是南方的。用来安置这些郡的江乘、武进两个县，一个原是孙吴的典农都尉辖区，一个是晋太康二年从丹徒、曲阿分出来的。

把侨郡的性质说得最直白的一条，在《宋书》南琅邪太守条下。

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

——晋室大乱，琅邪国的人跟着元帝过江的有一千多户，太兴三年，设立怀德县。丹阳郡境内虽然有琅邪国相这个官，却没有土地。

有国相，无土地。这个郡有长官，有属吏，有一千多户在册的人口，唯独没有自己的地面。这种状态在《宋书·州郡志》里有专门的词，叫“寄治”，全志用得很密。扬州条下说高阳、堂邑二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南泰山太守条下说广平郡“寄治丹徒”；淮南郡襄垣县条下说上党人过江后“立侨郡县，寄治芜湖”。每一个“寄治”后面，跟的都是一个已经在运转的县名或城名。

南琅邪郡后来是怎么拿到地的，志文也交代了：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这个郡，驻在江乘县的蒲洲金城上，上表请求把丹阳郡江乘县的一部分割出来立郡，又从江乘的地里分出一个临沂县。侨郡要变成有地的郡，办法就是从旁边一个实土县身上割一块。

会稽郡壁铭文砖（汉至六朝，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出土，展出时侧立以显示砖侧的铭文）。一个有地的郡在地下会留下这样的东西：郡府的墙、墙上的砖、砖上的字。侨郡没有地面，也就没有郡府可修，挖不出这样的实物。图：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 猫猫的日记本。

五、郗鉴把人放在晋陵，还给了田宅

开头那条志文里，咸和四年郗鉴迁流民入晋陵诸县，时间点很要紧。咸和二年苏峻、祖约举兵，三年攻入建康，四年才平定。《宋书》淮南太守条记的正是这段时间的人口移动。

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后来中原大乱，北方的军队屡次南侵，淮南的百姓大批南渡。成帝初年，苏峻、祖约在江淮之间作乱，北方军队又大举南下，渡江往南的百姓越来越多，于是在江南侨置了淮南郡和它的属县。

这是第二波。第一波跟着元帝过江的人，还能挑地方落脚；苏峻之乱以后涌过来的，是被战线一路推下来的。郗鉴当时都督徐、兖、青三州，正管着这批人。

他临终前上了一道疏，里面有一句话把安置流民的实际做法写了出来。

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

——我所统领的人成分错杂，大多是北方人，有的是被迫迁来的，有的是新近归附的，百姓思念故土，都有回老家的念头。我宣示国家的恩典，向他们讲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安排给他们田地和住宅，才渐渐安定了一些。听说我病重，人心浮动，这批人要是渡江北归，一定会招来敌人的心思。

“处与田宅”四个字是这一篇里最实的四个字。侨郡给的是户口和名分，能把人真正留下来的是田和宅。一个郡名可以凭空立，一份田宅不行，它得从已经开出来的地里划。晋陵这块地之所以拿得出来，因为从毗陵典农校尉那一代起，它就是一块被种过的熟地。

同一篇传里还有一条：贼帅刘征聚众数千从海上劫掠东南各县，郗鉴于是修筑京口城，加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把他讨平了。修城和管郡在这里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京口成了这一片的军政中心，而它在行政上属晋陵郡。

六、我把南徐州十七个郡数了一遍

到刘宋，这一片的建制定型了。

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今领郡十七，县六十三。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

——宋文帝元嘉八年，改以长江以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州治设在京口，把扬州的晋陵郡、兖州侨居在江南的九个郡划归它管，所以南徐州境内齐备着徐、兖、幽、冀、青、并、扬七个州的郡县建制。……现领十七个郡，六十三个县。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户，四十二万零六百四十口。

引文里的省略号，略去的是一段旧籍帐核对，说永初二年的郡国志上南徐州还领着南沛、南下邳、广平、广陵、盱眙、钟离、海陵、山阳八个郡，后来这些郡割的割、并的并，才剩下志文写的那十七个。

一个州的地面上摆着七个州的郡县牌子，这七个州里只有扬州是它本来的归属。我把这十七个郡按志文顺序抄了下来：南东海、南琅邪、晋陵、义兴、南兰陵、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郡。

十七个里面，只有两个是江南本地的郡。一个是晋陵，本篇一路讲下来的那块地；另一个是义兴，晋惠帝永兴元年分吴兴的阳羡和丹阳的永世立的，本来也归扬州，宋明帝泰始四年才划进南徐州。剩下十五个的郡名全部来自淮河以北：东海在今山东南部，琅邪在今山东东南部，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兰陵、东莞、清河、高平、平昌、济阴、濮阳、泰山、济阳、鲁郡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一带，临淮、淮陵在今江苏、安徽的淮河沿线。

然后我做了一件笨事：把十七个郡各自“领县若干”的数字加了一遍。加出来是七十，志文卷首写的是六十三，差七个。我又把各郡的户数加了一遍，是七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志文写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差七百零四户；口数加起来四十一万八千零七十八，志文写四十二万零六百四十，差两千五百六十二口。

这几笔差额我没能一条条对上。看得出来的线索有两条。义兴郡是泰始四年才划进南徐州的，而这份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志序里说得明白，大明八年在泰始四年之前四年，义兴的五个县很可能本来不在那六十三之内。南彭城郡自报“领县十二”，志文底下实际只列出十一个县，中华书局本的校勘记引孙虨《宋书考论》，说是脱了彭城县。这两条加起来能解释六个县，剩下一个县和那七百多户，我核不出来。

对不上这件事本身比对得上更能说明问题。一份能记到户口个位数的政区表，郡县总数却和分项加不拢，原因不在编书的人算术差，在于这张表是几十年里不断改动的记录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孝武大明末年毗陵县划进南东海，明帝泰始四年义兴划进南徐，前废帝、后废帝年间还在省并郡县。侨郡侨县本来就是跟着人走的，人挪一次，郡就动一次，账当然对不齐。

七、一个郡一千两百户

把这十七个郡的户数一字排开，能看出侨郡是个什么体量。

晋陵郡领县六，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户，八万零一百一十三口，占南徐州总户数的两成一。义兴郡领县五，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户。两个实土郡加起来两万八千八百七十八户，将近全州的四成。剩下十五个侨郡分掉另外六成，而它们有十五个太守、五十九个县。

十五个里最大的是南彭城郡，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户，领县十二；志文说晋明帝立的南下邳郡、成帝立的南沛郡，孝武大明四年一并划进了它；中华书局本校勘记引孙虨《宋书考论》，说彭城是刘宋皇室的桑梓之地，所以这个郡不会被省并。往下就急剧缩小：临淮三千七百一十一户，南泰山二千四百九十九户，南平昌二千一百七十八户，南濮阳二千零二十六户，淮陵一千九百零五户，南清河一千八百四十九户，南高平一千七百一十八户，南济阴一千六百五十五户，南兰陵一千五百九十三户，南东莞一千四百二十四户，济阳一千二百三十二户，南鲁郡一千二百一十一户。

一个郡一千两百户是什么概念。本章第五篇讲过孙休永安三年新设的建安郡，整个今天的福建，《晋书·地理志》记的是统县七、户四千三百，我当时说这个数字很小。南鲁郡是它的三成不到。南徐州这十五个侨郡加起来是四万二千八百九十户。本章第二篇算过，晋朝太康元年从孙皓手上接过来的在册户数是五十二万三千。十五个郡的人口总和，约当那本总账的十二分之一。

这些郡存在的理由不在治理多大一片地方，在安置一批人。太守管的是从哪个州逃来的哪一批人，不是一片连续的地界。

八、白籍是什么，《晋书》只留下了一句话

侨人在册子上和本地人是分开的。《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

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兴平陵。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

——夏四月丁卯日。在兴平陵安葬恭皇后。核实编户，王公以下一律按现居地划定，厘正白籍。

“白籍”这两个字，我在《晋书》里能找到的只有这一处。我核的是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几朝的本纪和《晋书·食货志》，没有再见到第二次。别处纪传我没有逐卷翻过，所以只能说到这个份上。《晋书》本身没有解释白籍是什么，能从这一条直接读出来的只有三点：它是一种户籍，它和“土断”这个动作连在一起，连王公都得照办。

把这个词补全的是后来的书。《隋书·食货志》追述东晋的制度，写得比较清楚。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晋朝自从中原沦丧，元帝寄居江东，百姓里自行逃出来南奔的，都叫作侨人。都用他们故乡的旧地名，侨置郡县，这些人往往分散居住，没有固定的本地籍贯。

“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八个字，说的正是白籍户的状态：人在江南某个村子里种田，籍却挂在一个北方的郡名下，不属于脚下这个县。与白籍相对的黄籍，是登记本地土著的正册。这层对应关系我能核到的最早的直接说法，在《南齐书·虞玩之传》里，齐高帝建元二年下诏说“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接着抱怨民间在籍上作假已久。那已经是东晋亡后六十年的事，用它来回推东晋的制度只能算旁证，所以这一段我写到这里为止：白籍在东晋确有其事，白籍与黄籍分工的完整说法，出自南齐人。

籍分两种，负担就分两种。《晋书·食货志》记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度的是有地的编户；白籍户名义上没有本地的地，也就不在这一轮里。这是侨人愿意保着白籍的现实理由，也是朝廷一次次要土断的现实理由。

九、义熙九年那道例外

土断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按现在住的地方划断。东晋一朝做过几次。有年份可查的第二次在《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

——三月庚戌初一，大规模清查户口人丁，严格法令禁令，当时称为庚戌制。

这一条本身没有出现“土断”两个字。把庚戌制和土断挂上钩的，是四十九年后刘裕的一道表。《宋书·武帝纪中》义熙九年：

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

——自从永嘉年间朝廷流离，寄身于淮河、东海一带，朝廷有恢复中原的打算，百姓怀着回归故土的心思，经营谋划的事情，每天都忙不过来。所以安顿百姓、整顿治理，一直腾不出手。到了大司马桓温，认为百姓没有固定的本籍，对治理危害很深，于是在庚戌年实行土断，把他们的产业统一起来。当时财货充足国力富厚，实在是由此而来。从那以后到现在，过了许多年，划一的制度渐渐松弛。人们混杂居住、流寓各处，乡里编制不修，王朝的教化因此不纯，百姓的困苦因此还在。

刘裕这道表里还有一句话，是我在这一批史料里读到的最有分量的一句。

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

——如今他们住在这里已经好几代人，祖坟一排排立着，恭敬先人的心意，难道不会随着这些事自然生出来吗。

永嘉之乱到义熙九年是一百零二年。当年过江那一代人的曾孙都已经葬在江南，坟一排排立在那里。侨郡的名字还挂着北方的郡名，人早已经在这块地里埋了几代。刘裕拿这句话说服朝廷的意思很直接：既然祖坟都在这儿，本籍写哪里就该跟着改。

表准了之后的结果，《宋书》用一句话交代完。

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于是按现居地界线实行土断，只有徐州、兖州、青州侨居在晋陵的这部分人，不在土断的范围内。各处流寓设立的郡县，大多被合并撤销。

全境的侨郡侨县在这一年被大规模并省，唯独晋陵这一块被单独划出来不动。这是本篇最想请人记住的一处细节。

志文没有解释为什么是晋陵。我能想到的与史料相合的一个原因是规模：南徐州十七个郡里十五个是侨郡，六十三个县里大部分是侨县，一旦按现居地划断，这十五个郡等于当场作废，它们的户口、田宅、吏员、赋役关系全部要重新算一遍。刘裕上这道表的时候正在准备西征、北伐，不会想在自家后院做这么大一件事。这是我的推断，不是史料原话。

另有一层史料摆在那里，我不下断语。徐、兖、青三州侨民聚居的京口，是东晋后期最要紧的兵源地。《晋书》郗鉴传后面附的郗超传里记着桓温的原话，“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说这话的时候郗愔正在北府，桓温很不愿意让他待在那个位置上。义熙九年上表请求土断的是刘裕，把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划在土断之外的，也是这同一道表。两件事同时成立，至于其间有没有因果，正史没有写。

十、从“无土地”到“为实土”

侨郡最后是怎么落到地上的，《宋书》南东海太守条留下了完整的一串记录，每一步的年份都标了出来。

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郯、利城并为实土。

——晋元帝初年，划出吴郡海虞县的北部地界设为东海郡，设立郯、朐、利城三个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在曲阿。穆帝永和年间，郡治迁出到京口，郯等三县也寄治在京口。宋文帝元嘉八年设立南徐州，把东海郡作为州治所在的郡，丹徒县划归它管。郯县、利城县都成了有实际地界的县。

同一条下面各县的小注，把时间点标得更细：郯县是“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岘西为境”；利城县是“晋江左侨立，宋文帝世，与郡俱为实土”；朐县是“晋江左侨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为土”。从元帝初年侨立到宋孝武帝时候拿到地界，一个县用了将近一百四十年。

这一百四十年里发生的事情，是从旁边的实土县身上一块一块割地。郯县的地割自丹徒县的岘西，朐县的地割自郯县的西界。丹徒这个县的来历志文也写了：古名朱方，后名谷阳，秦改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名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又改回丹徒。它正在毗陵典农校尉的老辖区里。侨县的实土，最终是从孙吴留下的县身上分出来的。

晋陵郡自己那六个县里，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南沙县的小注写道：本是吴县司盐都尉的官署，孙吴时候这地方叫沙中，平吴之后设了暨阳县把它划归过去，晋成帝咸康七年撤掉盐署，就地立为南沙县。咸康七年正是“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的那一年。同一年里，朝廷一边清理侨人的户籍，一边把一个孙吴留下的盐场改成了县。

十一、四个名字，一块地

把这块地的四个名字按年份排一遍。孙吴，毗陵典农校尉，一个管屯田的机构。西晋太康二年，毗陵郡，七县一万二千户。永嘉五年，晋陵郡，避东海王世子的讳改的名。刘宋元嘉八年起，它成了南徐州治下最重要的一个郡，而南徐州本身是一个装着七个州郡县牌子的州。

四个名字跨了四个朝代，换名字的理由各不相同：一次是改制，一次是避讳，一次是重划州界。地界基本没动，县名换了几茬还是那几块地，田还是那些田。

侨郡能够“寄治”，前提是有地方可寄。寄治不是在荒地上插一根木牌就算数，是把一个郡的太守、属吏、户籍、赋役，整套挂靠到另一个已经在运转的郡县身上。南琅邪的临沂县要从丹阳的江乘县割地，南东海的三个县要寄在曲阿，广平郡寄在丹徒，上党郡寄在芜湖，江南的淮南郡到晋末才割丹阳的于湖县作地界。每一个地名后面，都得有一个现成的县廷、一批现成的吏、一份现成的田册。

本章第二篇数过，晋朝从孙吴手上接过来的是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那个数字在这一篇有了具体用处：侨郡要寄治，得有县可寄；侨民要落户，得有县廷可去登记，有熟田可分，有仓可以缴粮。三百一十三个县密到什么程度，看南徐州这一片就知道，光晋陵一个郡境内就塞得下十五个侨郡。

孙吴在无锡以西设那个典农校尉的时候，图的是多收几万斛米。一百多年后，从幽、冀、青、并、兖五个州逃出来的人过了淮又过了江，朝廷要给他们一个郡名、一份户籍、几亩田，找来找去，找到的是这块地。

北方那一头为什么留不住人，是后面另一章的事。这一篇只说接住的这一头。接得住，是因为这块地上早就有县、有田、有城、有一套收粮记账的班子。名字换了四次，这些东西一次也没换。

本文涉及史料：《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晋陵太守条、南东海太守条、南琅邪太守条、义兴太守条、南兰陵以下诸侨郡条，及扬州刺史条、丹阳尹条、淮南太守条、吴郡太守条、会稽太守条与州郡志序；《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义熙九年刘裕请土断表及“依界土断”条；《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徐州条、扬州条、毗陵郡条、建安郡条；《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二年至四年、咸康七年诸条；《晋书》卷八哀帝纪兴宁二年庚戌制条；《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东晋部分（应詹表、咸和五年度田）；《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临终上疏、城京口）与郗超传（“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梁陈部分所述东晋侨人；《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所载建元二年黄籍诏。 说明：南徐州十七郡的领县数、户数、口数相加与志文卷首总数不合（县差七，户差七百零四，口差二千五百六十二），文中已如实标出并说明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南彭城郡脱一县据中华书局本校勘记引孙虨《宋书考论》。白籍与黄籍的对应关系，正史中白籍仅见《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一处，黄籍的直接解说出自南齐，文中已注明史源层级。义熙土断唯独不及晋陵的原因，志文无解释，文中所给理由标明为推断。永嘉南渡见本章第一篇，太康元年的州郡户口账见第二篇，建安郡户口见第五篇，均只作互文，不重复展开。

#侨州郡县#晋陵#南徐州#土断#宋书州郡志#郗鉴

四部十二章，从任意一处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