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蒙古有多落魄呢？平均每五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守寡

乌兰巴托的夜

其其格是在凌晨四点回到家的。

乌兰巴托的冬天，四点还是黑的。她裹着一件掉了毛的旧大衣，高跟鞋踩在积雪上，咯吱咯吱响。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可她顾不上。她推开那扇用塑料布蒙着的木门，屋里冷得像冰窖，呼出的气是一团白雾。牛粪炉子早就灭了。她摸黑蹲下去，把几块干牛粪塞进炉膛，用火柴点了半天才点着。火苗蹿起来，照出屋子里的轮廓——一张木板床，两个孩子蜷在上面，裹着一床薄被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脸冻得红扑扑的。

她把手凑到炉子边上烤了烤，等手指头能动了，从大衣内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一张一百的，两张五十的，还有几张二十的。她数了两遍，三百四。她把钱塞进床边那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里还有十几张零票，加起来不到两千。她算了算，够交下个月的房租，够买一袋面粉和一壶油，够给小儿子买那双他念叨了两个月的棉鞋。大儿子的冬裤还得再等等。

她从暖瓶里倒了半碗温水，就着一块干饼子吃了。饼子硬邦邦的，嚼了半天才咽下去。她坐在炉子旁边，看着火苗一跳一跳的，等着屋子暖起来。窗外天边慢慢泛出灰白色，乌兰巴托的轮廓从黑暗里浮出来——远处市中心的高楼亮着灯，玻璃幕墙反着光，像另一个世界。她收回目光，把碗放下，走到床边躺下来。两个孩子睡得很沉。她侧过身，把小的那个搂过来，他的身子暖烘烘的。她闭了眼，很快就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还在牧区，在肯特省的草原上。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绿，风吹过来带着草和泥土的味道。她骑着马，马是枣红色的，跑起来鬃毛飞扬。她阿爸在前面喊她“其其格，快点”，她夹了夹马肚子，马跑得更快了。她笑起来，笑声在草原上散开。然后场景换了，她在蒙古包里，炉子上煮着奶茶，她阿妈在揉面，她阿爸坐在门口擦马鞍。她丈夫巴特尔从外面进来，身上带着羊膻味和冷风，坐在炉子边上烤手。她给他倒了一碗奶茶，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今天的茶咸了点”。她说“你嘴刁”。他笑了，露出一排白牙。那个笑很亮，跟炉子里的火一样暖。

她醒了。天已经大亮了。炉子又灭了。小儿子在推她，说“妈妈我饿”。她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梦里那个巴特尔已经不在了。他在三年前就死了。

巴特尔是死在矿上的。

那时候他们在牧区待不下去了。草场一年比一年差，冬天雪大，春天沙尘暴，牛羊一批一批地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说蒙古百分之七十七的土地受到荒漠化和退化影响，上一轮白灾全国损失了超过百分之十三的牲畜。他们家的羊从三百只减到不到一百只。巴特尔说“去矿上吧，矿上挣钱”。他们卖了剩下的羊，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乌兰巴托，住在城南的棚户区。巴特尔在一个矿上找到了活，是奥尤陶勒盖铜矿的外包工，下井挖矿石。他每个月能挣八十万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一千六左右。那些钱够交房租、买粮食、给孩子交学费。其其格在棚户区旁边的菜市场摆了个小摊，卖点蔬菜和日用品，一个月挣个二三十万。日子紧，可两个人都在挣钱，还能过。

然后有一天矿上来了电话。说塌方了，巴特尔被砸在下面了。她赶到矿上的时候人已经挖出来了，身上盖着一块塑料布。她掀开塑料布看了一眼，他的脸是白的，嘴唇是紫的，眼睛没闭上。她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了。包工头给了她两千美元，说“这是抚恤金”。她问“就这些？”包工头说“他是外包工，没有合同，这已经是多的了”。她把那两千美元揣在怀里，回了家。那笔钱交了房租、买了粮食、还了一部分债，不到半年就花完了。

巴特尔死的那年，大儿子五岁，小儿子两岁。她三十二。

巴特尔死后，其其格在菜市场摆了两年摊。每天凌晨四点半起来，去南市场的批发商那里进货，然后推着手推车到棚户区边上的小市场摆摊。冬天零下三十度，她的手冻裂了口子，血渗出来沾在白菜叶子上。她裹着棉袄蹲在摊子后面，一整天卖不了多少东西。棚户区的人都没钱，买菜都是挑最便宜的，有时候还赊账。她不好意思催，可她自己也要交房租、要买煤、要给孩子买冬衣。她算过一笔账，摊子一个月挣的钱，交了房租和煤钱，剩下只够买最便宜的面粉和土豆。孩子长身体，不能光吃土豆。可她没有办法。

后来隔壁摊子的苏伦跟她说，市中心有一家韩国人开的餐厅，招服务员，一个月给八十万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一千六。是她摆摊收入的好几倍。苏伦说“就是端端盘子倒倒酒，你长得好看，去了肯定行”。其其格犹豫了两天。她听说过那些韩国餐厅的事。乌兰巴托市中心藏着三百多家韩式KTV和主题酒店，表面挂着“恋爱交友”的招牌。她也听说过，那些地方进去的姑娘，很多是寡妇，或者是丈夫酗酒失业的女人。可她看了看家里的铁皮盒子，里面只剩几百图格里克。她看了看两个孩子，小的那个棉鞋前面裂了口，脚趾头露在外面。她去了。

那家餐厅在市中心的一条巷子里，招牌是韩文，门口挂着两盏粉色的霓虹灯。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韩国男人，秃顶，肚子挺着，说话带着浓重的釜山口音。他让她穿紧身短裙，说“这是工作服”。第一天上班她就被带到包厢里倒酒。客人是几个韩国中年男人，喝得脸红脖子粗，手不安分。她躲了一下，老板当天晚上就扣了她一半工资，说“不懂规矩”。她的护照被收走了，老板说“替你保管”。她站在后厨的走廊里，攥着那半份工资，手在抖。她想走，可护照在人家手里。她想报警，可苏伦跟她说，这家店的老板跟警察局的副局长是表亲，去年有个姑娘跑了，被抓回来打得鼻青脸肿，扔在棚户区路口示众。她把那半份工资揣进口袋里，回了包厢。

那之后的日子就固定了。白天睡觉，下午起来化妆，晚上去那家餐厅。她学会了用韩语说“哥哥，喝酒吗”，学会了假笑，学会了在客人的手伸过来的时候不躲。每次有客人来，老板会让她们站成一排，客人挑。挑中了就坐下陪酒，喝一杯给一万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二十块。如果客人要带出去，那是另外的价钱。她没被带出去过。她跟老板说“我只在店里”。老板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可她知道，这个底线保不了多久。

她见过一起干活的姑娘。有一个叫诺敏的，二十五岁，丈夫在工地上摔断了脊椎，瘫在床上，她晚上出来挣药费。诺敏跟她说，上周有个客人付的不是钱，是一桶柴油，她拎到黑市卖了四十五块。还有一个从牧区来的姑娘，以为真是做服务员，反抗的时候被保安打了，关在储藏室里两天，后来家里来电话说弟弟病了急需钱，她妥协了。其其格听着这些事，不说话。她把铁皮盒子里的钱一张一张码好，想着再攒一攒，攒够了就开个小卖部，卖点日用品，不用再看人脸色。这个念头撑着她在那些昏暗的包厢里坐了一夜又一夜。

那天晚上她服务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韩国男人。那人四十来岁，不像常客，有点局促，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怎么说话。其其格给他倒了酒，他接过去喝了一口，问她“你叫什么”。她说“其其格”。他用生硬的蒙古语说“月亮”。其其格愣了一下。她阿妈给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你是在月亮圆的那天生的”。她已经很久没听过有人叫她的名字了。在那个地方，她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和“那个蒙古姑娘”。男人又说了一句什么，她没听懂，他指了指窗外的月亮。那天乌兰巴托的月亮很圆，挂在成吉思汗广场上空的雪雾里，朦朦胧胧的。其其格看着那个月亮，眼眶忽然热了。她低下头去，给男人又倒了一杯酒。

男人走的时候多给了她一百块。她用那笔钱买了小儿子念叨了两个月的棉鞋。红色的，鞋面上印着卡通图案。小儿子穿上之后在屋里跑了一圈，笑着说“妈妈你看”。她蹲下来，把他抱在怀里，脸埋在他肩膀上。他的身上有牛粪炉子的烟味和孩子的奶味。她闭着眼，抱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棉鞋从小儿子脚上脱下来，放在床边。她坐在炉子旁边，从铁皮盒子里把那几张钞票拿出来，又数了一遍。她知道这点钱离开小卖部还差得远。她也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攒不够。可她还是要数。数一遍，心里就踏实一点。她靠着墙坐下来，看着炉子里的火苗。火光映在墙上，一跳一跳的。她想起巴特尔，想起那个梦。梦里他坐在炉子边上喝奶茶，说“今天的茶咸了点”。她忽然想，如果巴特尔活着，如果他没有去矿上，如果矿上没有塌方，如果包工头给的不是两千块而是两万块，如果草原没有退化，如果白灾没有来，如果他们没有搬到乌兰巴托——她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可她不知道哪一个“如果”是真的。她只知道，巴特尔死了，她活着。她还活着。她要给孩子做饭，要交房租，要买煤。明天还要去。

她站起来，把牛粪塞进炉膛，火又旺起来了。屋里暖和了一些。她走到床边，躺下来，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小儿子在她怀里动了动，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大儿子翻了个身，把手搭在她胳膊上。她闭了眼。窗外的月亮还挂着，照着棚户区的破木屋和远处市中心的高楼。她不去看它了。她累了。她慢慢睡着了。明天还是凌晨四点回来，还是数那些皱巴巴的钞票，还是在炉子边上烤手。日子就这么过。一天一天地过。

她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那个戴眼镜的韩国男人，回到酒店之后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他是一个记者，来乌兰巴托做一个关于“寡妇之国”的报道。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遇见了其其格。她给我倒酒的时候，手腕上有一道疤。我问他那是什么，她说是冻的。她的手很稳。她看着窗外月亮的时候，眼睛里有东西。我写不出来那是什么。也许是希望，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看着窗外的乌兰巴托。夜很深了。成吉思汗广场的雕像立在雪雾里，模模糊糊的。七百年前，那个骑马的人踏平了半个世界。七百年后，他的子孙女儿在寒夜里为六十块钱发抖。历史像一轮月亮，照着不同的夜晚，照着不同的人。有人坐在暖和的包厢里喝酒，有人在棚户区的牛粪炉子旁边数钱。月亮都看见了。它什么也不说。它只是挂着。圆了又缺，缺了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