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和伍德福德，两人究竟干了什么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两个美国人，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

那会儿纽约天刚亮，加州还是半夜。伍德福德在纽约接到电话，说这是莫大的荣幸，是个惊喜。他心情很好。记者问他的理论有没有政治立场，他说他的东西从来不为哪一派的主张服务，他想做的只是给经济政策的讨论打一个更结实的地基，去理解市场里那些在做决定、在花钱的人。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管经济的人，别把稳定经济当成几个人在那儿拉拉杆子就能办成的事。

他还说，2009年以后，央行把将来的利率打算讲得更明白了，这是那几年应对危机里很要紧的一招。

杆子那头连着千百万个脑子，脑子拉不动，只能跟它们商量。这两个人一辈子琢磨的，就是央行怎么跟这千百万个脑子商量。

霍尔八十三岁了。目前还没怎么发声。

评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两位的研究给世界各地央行和政府现在用的那些模型，打下了稳固的理论基础，有了它们，我们更有办法应付经济里的冲击，比如能源危机，比如家庭消费突然变了样。

委员会的声明里还有一句，说经济结果，是千百万家庭和企业在微观层面做出的决定加起来的。

奖金1200万瑞典克朗，两人平分。

上个月中东的仗把油价又顶了上去，美联储9月16日加了一次息，25个基点，是2023年7月以来头一回。

主席沃什说，通胀太高了，高得太久了。

前阵子加息，市场早就猜得八九不离十，早算进了价格里，猜到了的事，落地就不大惊人。大家真正盯着的，是声明里那几个形容词，下一回还加不加，加得快不快。

那一晚全世界的交易员都在逐字读美联储那几段话，一个词换了，价格跟着换。

这就是伍德福德的世界。投资的人天天活在里头，只是多半不知道它出自谁的手。

这一年也乱。中东在打仗，西伯利亚闹着一场还说不清的肺炎，巴黎的高中生在街上放火，我手机里一天到晚是坏消息。

偏偏在这样一年，瑞典人把奖颁给了两个研究稳的人，一个八十三，一个七十出头。

要讲清楚这两个人干了什么，得往前倒五十年。

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管经济，用的是凯恩斯那一套。经济冷了，政府多花钱，央行降利率；经济热了，反过来。那时候还有一条很好用的曲线，叫菲利普斯曲线，说通胀和失业此消彼长，想少点失业，多容忍一点通胀就行。

委员会的委员蒂莫·博帕特说了一句很损的话，说这套凯恩斯的配方挺管用的，一直管用到它不管用为止。

不管用是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一来，通胀和失业一齐往上蹿，叫滞胀。那条曲线失灵了。

1976年，卢卡斯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叫“卢卡斯批判”。意思很简单，你拿过去的数据算出一套规律，再拿这套规律去定政策，可人是会变的。政策一变，人看在眼里，自己的做法也跟着变，你原先那套规律就不灵了。

卢卡斯之后，宏观经济学家都明白了一件事。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得先弄明白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企业是怎么拿主意的，它们怎么看将来，政策一变它们会怎么改主意。从这些小的决定往上搭，搭出整个经济的模型。这就叫微观基础。

这条路上，前头已经有好几拨人拿了奖。2004年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讲政策的时间一致性。2011年的萨金特和西姆斯，讲宏观里的因果。2022年的伯南克，还有戴蒙德和迪布维格，讲银行和挤兑。

霍尔和伍德福德，是这条路上的另外两块砖。委员会说得很清楚，他们俩各干各的，从来没合写过论文。

我们先讲讲霍尔。

霍尔1943年8月生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就是后来斯坦福和硅谷的那个地方。父亲是斯坦福出来的医学博士，教生理学。霍尔8岁那年，父亲去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他后半截童年是在洛杉矶西边过的。

他一开始在伯克利学物理，学着学着发现自己物理不够好，够不着A。读研究生在他家是一道家规（family imperative）。他去了麻省理工，跟着索洛，24岁拿了博士。他说索洛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在伯克利教了三年，麻省理工教了八年，1978年回到斯坦福，在斯坦福和胡佛研究所一待四十多年。

他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就是1978年那篇。题目很长，讲的是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在随机条件下的推论。

一个家庭要是足够聪明，会把这辈子能挣的钱大致估一估，匀到每一年去花。年轻时挣得少，可以借一点；中年挣得多，存一点；老了慢慢花。

那么今天花多少钱，已经把它能知道的所有消息都算进去了。明天花多少，跟今天比会怎么变，就只取决于明天新冒出来的、谁也料不到的消息。

所以消费是一条随机游走的线。要猜明天花多少，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今天花了多少，别的消息都已经在里头了。

这篇文章厉害的地方，是把卢卡斯那个难题绕过去了。他不去算一整套复杂的规律，只检验家庭今天和明天之间的那一步。后来几十年，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消费，都从这一步起手。

他还干过几件别的大事。

1967年，他跟乔根森写了一篇讲税收和投资的文章，提出了资本使用成本这个说法，企业买一台机器，真正的成本得把利率、折旧、税都算进去。今天哪国要用减税鼓励企业投资，算账还在用这套。

1981年，他跟拉布什卡在《华尔街日报》上提了一个单一税率的方案，说美国人报税，一张明信片就够了。这个主意影响了1986年美国的税改，后来爱沙尼亚、俄罗斯等二十来个国家都用过单一税。

2005年，他写了一篇讲“工资黏性”的文章。经济不好的时候，工资为什么不往下调，企业宁可裁人。他的解释是，工资是老板和员工谈出来的，只要两边都觉得这份工作还划算，工资定在哪儿都行，就这么卡住不动了。失业就从这个卡住的地方来。

这一节的题目叫一个把账算到老的家庭，说的是他模型里那户人家。他自己家也是这么一户。太太苏珊·伍德沃德也是经济学家，女儿在美国财政部做经济学家，儿子是Uber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家人坐下来吃饭，聊着聊着大概就聊到账上去了。

Hall这个英文，本来就是一大家人聚着过冬的屋子。他家这间屋子，坐满了算账的人。

霍尔还有一个身份，外行不大知道，在美国却管着一件大事。

美国经济什么时候进了衰退，什么时候走出衰退，官方没有一个部门来宣布，宣布的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里的一个小委员会，叫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七八个经济学家。这个委员会是1978年成立的，霍尔从第一天起当主席，一当46年。2024年9月，他把主席交给了瓦莱丽·雷米，雷米从前是他的学生。

他们定衰退，用的定义是这样的，经济活动显著下滑，铺满整个经济，持续好几个月以上。他们不看那条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流行说法，看的是就业、消费、工业产出这些按月的数字，一样一样地摊开看。

这个委员会出了名的慢。衰退开始了，他们往往要等半年一年，数据都落定了，才开会宣布，说某年某月，衰退已经开始了。

2008年12月1日，委员会宣布，衰退从2007年12月就开始了，整整晚了一年，那时候雷曼兄弟已经倒了两个半月。2020年那一回破了例，6月8日就宣布，衰退从2月开始，说这次下滑的幅度前所未有，用不着再等。

霍尔当主席这些年，委员会宣布过的冬天一共6个。1980年一个，短得很，半年就过去了。1981到1982年一个，那是沃尔克把利率拉到两位数、硬把通胀压下去的那一回。1990到1991年一个，海湾战争，油价。2001年一个，互联网泡沫破了。2007到2009年那个最长，十八个月，金融危机。2020年那个最短，两个月，疫情一来，全世界关门。

六个冬天，四十多年。一个老先生，隔几年就要坐下来，看着一堆按月的数字，跟同事们争一个日子，到底是哪个月开始冷的。他说出那个月份，教科书和史书就照着写。

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一个月蹿到百分之十四点七，满世界都在说大萧条要回来了。霍尔那年跟同事写了一篇文章，题目里有个词，inexorable，即无可阻挡。

他们翻了美国几十年的数据，每回衰退过后，失业率都是一点一点往回走，走的速度还差不多。在他看来，经济里有一股挡不住的劲儿，会把人一个一个送回工位上去。

再说伍德福德。1955年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

他读书的路子很怪。在芝加哥大学，一开始学物理，后来改学认知科学，本科毕业又去耶鲁法学院读了个法学博士，读完才去麻省理工学经济，1983年拿了博士。他说他选经济学，是因为它既有理论上的严谨，又能落到具体的事情上。

1981年，麦克阿瑟基金会第一次颁天才奖，他还在读研究生，就在第一批名单里。

学了物理，又学人脑怎么想事，又学了三年法律，绕了一大圈才落到经济上。他后来的学问里，这几样都看得见影子。

他教过哥伦比亚、芝加哥、普林斯顿，2004年回到哥伦比亚，现在是那里的约翰·贝茨·克拉克讲席教授。

2001年前后，普林斯顿经济系聚着一拨人。系主任是伯南克，克鲁格曼刚来不久，瑞典人斯文松也在，再加上伍德福德。那几年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个难题，日本。日本的利率早降到了零，物价还在往下掉，央行手里利率这根杆子，拉到了底。

克鲁格曼说，日本得让大家相信将来会有通胀。伯南克写文章，说日本央行是自己把自己弄瘫了。斯文松给日本开了一个他自称万无一失的方子。伍德福德跟他的学生埃格特松，2003年写了一篇讲零利率下限的文章，说利率到了零，央行还能做一件事，承诺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利率也低，把人心里对将来的盘算往上提。

五年以后，零利率从日本一国的病，变成了全世界的病。伯南克那时坐在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用的正是当年这个系里琢磨出来的办法。他跟伍德福德1997年就合写过论文，2005年还合编过一本讲通胀目标制的书。

2012年到2016年，伍德福德还给瑞典央行当过科学顾问。这个奖的全名，叫瑞典央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央行出钱设的。他当年替人家出过主意的那家央行，今年给他发了奖。

2003年，他出了一本大书，叫《利息与价格》。这个书名跟一百多年前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一本书一样，维克塞尔1898年那本书的英文名也叫《利息与价格》。伍德福德自己说，他的框架是新维克塞尔主义的。

维克塞尔有个想法，说市场上有一个自然利率，央行定的利率要是低于它，物价就涨，高于它，物价就跌。伍德福德把这个老想法，放进了一个有微观基础的新模型里。家庭怎么消费，企业怎么定价，价格调整为什么慢，一样一样搭起来。后来人管这一套叫新凯恩斯模型。今天全世界的央行，桌上都摆着它的某个版本。

他最要紧的一个说法，是管理预期。

2001年，他在美联储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讲过一段话，意思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把隔夜利率管好，不如说是让市场对将来的预期朝着想要的方向走。他还说，往后管理预期只会更重要。

那一年给他这篇文章当评论人的，正是霍尔。霍尔说，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两个人一辈子没合写过论文，倒在这个场合碰过面。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利率降到零，降无可降。央行手里还剩什么？伍德福德说，还剩说话。2012年他又去杰克逊霍尔，讲零利率下怎么办，他说最管用的前瞻指引，是事先承诺将来按什么标准做决定，他还主张把名义GDP的水平路径当作这个标准。美联储后来用的前瞻指引，大家都算在他名下。

他也批评过美联储，说2011年那种只报日期的指引不够，央行没说我们打算这么做，只说了大概会到哪天。

这里看得出他那三年法学院没白读。法律人看一句话，先看它算不算一个承诺，许了什么，什么条件下兑现，违约了怎么办。他讲前瞻指引，讲的就是一份央行跟公众之间的契约，要写清楚标准，写清楚条件，让人能拿着它去对账。只报一个日期，在法律人眼里，跟一张没写条款的借条差不多。

1948年，默顿写了一篇文章，叫《自我实现的预言》。他先引了一个更早的说法，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1928年讲的，如果人们把一个情境当成真的，它的后果就是真的。

默顿编了一个故事。1932年，美国有家银行，叫最后国民银行，经营得好好的，钱也够。某个礼拜三，突然传开一个说法，说这家银行要倒。储户越来越多地跑来取钱，越取人越慌，越慌越取，到了下午，这家本来好好的银行，真的倒了。

35年后，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数学模型，2022年拿了诺贝尔奖。

伍德福德的管理预期，在我看来，就是把默顿这个故事倒过来用。坏的预言能自己实现，好的也能。央行说，我会把通胀拉回百分之二，只要大家都信，企业定价的时候就不乱涨，工人谈工资的时候就不乱要，通胀自己就回去了。央行的话，要做成一个会自己实现的好预言。

这几年替人拿主意的，越来越多是机器。基金里跑着算法，手机里装着替你记账、替你挑理财产品的助手，往后大概还有替一家人安排消费和储蓄的AI。霍尔模型里那个把账算到老的聪明家庭，从前是个假设，往后可能真有一个程序在替你这么算。

机器读央行声明比人快，一个词刚换，几百万个程序同时改了主意。默顿那家银行，挤兑从礼拜三上午挤到下午；换成机器，大概几秒钟就挤完了。预期管理这件事，到了机器替人预期的时候怎么做，伍德福德的模型里还没有写，这大概是下一代人要拿奖的题目。

机器再快，它要猜的，还是人心。

两个老先生在这条路上走了半辈子，到头来都在讲人的局限。

伍德福德这几年写的文章，讲人看将来，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个大概，细处总是糊的。

2014年有人采访他，他说他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觉得新凯恩斯那一套已经一统天下了。一个靠理性预期起家的人，六十多岁回过头来研究人的糊涂。他本科学的就是认知科学，绕了四十多年，又回到人脑那里去了。

霍尔那篇工资黏性的文章，讲的也是这个。人和人谈出来的价格，未必是最合算的那一个，卡在那里，一卡好多年。

霍尔这个人，我给他两个字，算远。他教一个家庭把账算到老，也教一个国家别为了一季的数字慌张。

伍德福德这个人，我给他两个字，立信。他让央行明白，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句被人相信的话。

看一个国家，先看一户人家。一户人家今天花多少，攒多少，心里对明年有没有数，千百万户加起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冷暖。

No.713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水姐

作者简介：公号“水姐”；视频号“吉祥水姐”。作品《公子书》《阳明心能源》《苏东坡万有应用商店》《中年好友苏东坡》《鱼鱼雅雅》《灯火与吴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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