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直肠癌去世了，才 56 岁，治疗前 143 斤，走前一周连 100 斤都不到

我叫陈牧野，今年三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建筑设计院画图纸。

我姐夫叫沈砚舟，比我大二十四岁，跟我姐结婚那年我还在上初中。他是我见过最有精气神的中年男人，一米七八的个子，肩膀宽，腰板直，说话声音洪亮，笑起来整个楼道都能听见。

他从一百四十三斤，瘦到九十九斤，用了十一个月。

我从一百四十三斤这个数字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去年春节在我妈家吃饭，他上秤称了一下，还拍着肚子跟我开玩笑：“牧野，你看我这身材，比你哥强吧？你哥那肚子跟怀了六个月似的。”

我姐夫这人，一辈子就爱热闹，爱吃，爱喝两口。他是开货车的，常年跑长途，作息没个准点。饿了就在服务区扒拉几口，困了就在车上眯一觉。我姐说他这么多年就没正经吃过几顿热乎饭。

“砚舟，你少吃点那些烧烤，你那肠胃本来就不好。”我姐在饭桌上念叨他。

他夹起一串烤腰子，咬得满嘴流油：“怕啥？你老公这身体，铁打的。”

我姐白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现在想起来，我姐那时候的眼神里，其实已经有了担忧。只是我姐夫那个人，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他操心，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春节过后没多久，大概是三月份，我姐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牧野，你姐夫最近老是说肚子不舒服，大便也不太正常，有时候带血丝。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是痔疮，买点马应龙涂涂就行。”

“那还是去看看比较好吧，痔疮也得确诊一下。”我在电话里说。

“我说了，他不听。他说跑车忙，没时间。还说他们车队好多人都有痔疮，不是什么大事。”

我姐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那时候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痔疮这个事儿，十个成年人里头八九个都有，确实算不上什么大病。我姐夫又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有点小毛病根本不当回事。

可谁能想到，那不是痔疮。

四月中旬，我姐夫跑了趟长途，来回两千多公里。回来的时候，我姐说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脸色也不好，灰扑扑的。

“我让他去称体重，你猜多少？一百三十五斤。一个月掉了八斤。”我姐在电话里跟我说，声音已经开始发急了。

“瘦这么多？”

“可不是嘛。他还说没事，说是跑车累的。我说你再累也不能一个月掉八斤啊，这不对劲。”

“那去医院了吗？”

“去了。社区医院的大夫摸了摸肚子，说可能是结肠炎，开了点消炎药，让先吃吃看。”

消炎药吃了半个月，没什么效果。我姐夫还是说肚子隐隐作痛，大便次数越来越多，一天要跑四五趟厕所，而且便血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以前是偶尔带点血丝，现在是每次都有，颜色也变深了。

五月初，我姐硬拉着他去了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的大夫问完病史，开了一个单子：“做个肠镜吧。”

我姐夫一听要做肠镜，脸都绿了：“大夫，能不能不做那个？听说做肠镜可难受了。”

“有无痛的，打个麻药睡一觉就做完了。”大夫说，“你这个情况，便血这么长时间，又有体重下降，必须得做肠镜排除一下。”

我姐夫还是不情愿，但我姐在旁边瞪着他，他只好妥协了。

肠镜约在三天后。

那三天里，我姐夫按照要求喝泻药清肠，拉了一整天，拉到腿软。他还跟我姐抱怨：“这哪儿是做检查，这简直是受刑。”

我姐没搭理他，只是默默给他熬了点小米粥。

肠镜检查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赶到医院。

我姐夫被推进检查室的时候，还冲我们笑了笑：“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我和我姐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检查室的灯灭了。一个护士出来喊：“沈砚舟的家属。”

我姐噌地站起来：“在，我是他爱人。”

护士把我们带到旁边一个小房间，说医生一会儿过来谈话。

又等了十来分钟，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报告单。他看了看我姐，又看了看我，表情很平静，但那种平静让人心里发毛。

“你是沈砚舟的爱人？”

“是。”

“他平时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吗？比如抽烟喝酒，饮食方面。”

“他抽烟，一天一包多。喝酒倒不多，就是偶尔跟朋友聚的时候喝点。吃东西口味重，爱吃辣的油的，烧烤火锅什么的。”

医生点了点头，把报告单放在桌子上：“肠镜下看到一个占位性病变，在直肠中段，大概有四公分大小。形态不太好，表面不平，接触容易出血。我们已经取了活检，送病理科了。”

“占位性病变是什么意思？”我姐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了。

医生沉默了几秒钟：“通俗地说，就是长了个东西。至于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等病理结果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东西不太像是良性的。”

我姐的身体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

“医生，你的意思是……可能是癌？”

“有这个可能。但现在还不能下定论，等病理结果出来再说。一般来说，三到五天出结果。”

我姐没有再说话，只是死死地攥着我的手，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

我姐夫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劲儿还没过，迷迷糊糊的。他看到我们，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咋样？”

“没事，取了点组织化验，等结果。”我姐笑着说，眼眶却是红的。

好在麻药没过，我姐夫没看出来。

那三天，我姐几乎没有合过眼。

她跟我说：“牧野，我害怕。”

我说：“姐，别自己吓自己，说不定就是个息肉，切了就没事了。”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

三天后，病理结果出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五月十七号，星期四，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和我姐一起去取的报告。病理诊断那一栏，写着几个字：“直肠中分化腺癌”。

我姐拿着那张纸，站在医院走廊里，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五分钟。

然后她把报告折好，塞进包里，擦了擦眼睛，对我说：“走，去问问医生，下一步怎么办。”

她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掉。

但我知道，她心里已经在滴血了。

肿瘤外科的医生看了病理报告和影像资料，表情很凝重。

“已经是局部进展期了，肿瘤侵犯了浆膜层，周围淋巴结也有转移的迹象。好消息是没有发现远处转移，肝脏和肺都还好。”

“那还能手术吗？”我姐问。

“可以手术，但术前要先做新辅助放化疗，把肿瘤缩小一些，降低分期，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放化疗……要多久？”

“大概两到三个月。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再做手术。”

我姐点了点头：“做，我们做。”

从那天开始，我姐夫的生活彻底变了。

以前那个能吃能喝、大大咧咧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医院的常客。

放疗每周五次，连着做了五周。化疗每三周一次，一共做了四个周期。

放化疗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次化疗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姐夫开始恶心呕吐，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都吐。我姐熬了小米粥，他喝了半碗，不到十分钟全吐出来了。

他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没到一个疗程，头顶就秃了一大片。

他的口腔黏膜溃烂，嘴里全是溃疡，别说吃饭了，连说话都疼。

他的白细胞掉到了危险的水平，动不动就发烧感染，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打升白针。

我姐夫这辈子最怕打针，以前抽个血都要皱眉头。可现在，他两只胳膊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连护士都找不到地方下针了。

但他从来没喊过一声疼，没叫过一声苦。

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正靠在床上，我姐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喝米汤。

他喝了两口，突然推开我姐的手：“不喝了，喝不下去。”

“再喝两口，就两口。”我姐哄着他。

“我说了不喝了！”他突然吼了一声，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姐愣在那里，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我姐夫看了我姐一眼，眼眶突然红了，声音也软了下来：“秀敏，对不起，我不是冲你发火。我就是……我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我姐把碗放在床头柜上，坐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砚舟，你说什么呢？这才刚开始，后面还要做手术呢。你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有力气扛过去？”

我姐夫没有说话，只是把头扭到一边，看着窗外。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子，绿油油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那是六月，万物生长的季节。

可我姐夫的生命，却在一点一点地枯萎。

放化疗结束后，我姐夫休息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他的体重降到了一百二十二斤。以前那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现在穿着以前的裤子，裤腰能塞进去两个拳头。

但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能吃下半碗饭了，也能下楼溜达溜达了。

九月初，他住进了省肿瘤医院，准备做手术。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去病房看他。他靠在床上，正在看电视，看的是一档美食节目，屏幕上正在播红烧肉的教程。

“姐夫，你咋看这个？这不是馋自己吗？”

他笑了笑：“看看也好，等做完手术，好了，我得好好吃一顿。”

“肯定的，到时候我请你，想吃啥吃啥。”

他点了点头，目光却没有离开电视屏幕。屏幕上那块红烧肉肥瘦相间，油光锃亮，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我看得出来，他在忍着。

手术做了将近六个小时。

我和我姐在手术室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上午。我姐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双手紧紧攥着她那个帆布包，指节都发白了。

下午两点多，手术室的灯灭了。

主刀医生走出来，摘了口罩，脸上的表情还算轻松：“手术做完了，肿瘤完整切除，吻合口做得也不错。腹腔冲洗液送检了，没有发现游离癌细胞。接下来就看术后恢复和后续治疗了。”

我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那是确诊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她拉着医生的手，不停地说：“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术后恢复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我姐夫做了低位直肠癌根治术，肛门保住了，但术后出现了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在ICU里待了将近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我姐几乎没怎么睡觉，每天就坐在ICU门口的长椅上，困了就靠着墙眯一会儿。

我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头发白了不少，整个人瘦了一圈。

“姐，你回去休息一下吧，我来守着。”

“不用，我不累。”

“你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

“你姐夫在里面躺着，我回去也睡不着。”

我没办法，只能去楼下便利店买了瓶水和两个面包，塞到她手里。

她在ICU门口守了七天，我姐夫才转回普通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那天，我终于看到了我姐夫。

他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锁骨像两根铁丝一样横在脖子下面。他的胳膊细得像麻秆，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出来，皮肤松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

他的肚子上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缝着钉子一样的缝合钉，旁边还插着一根引流管，管子里流着淡黄色的液体。

他看到我，咧了咧嘴，想笑，但笑出来的样子比哭还难看。

“牧野来了。”

“嗯，来了。”

“你姐呢？”

“回家拿东西去了，一会儿就来。”

“哦。”他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好像说这几句话就已经用光了全身的力气。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不敢相信，这就是半年前那个拍着肚子说自己身材好的男人。

术后恢复了一个多月，我姐夫勉强能下地走路了。但他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挪，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的体重降到了一百一十斤。

术后病理结果出来了，肿瘤退缩评级TRG2，淋巴结有转移，脉管内有癌栓。医生建议继续做辅助化疗，降低复发风险。

我姐夫听到还要化疗，眼神一下子就暗了。

但他没有拒绝，只是点了点头：“行，做吧。”

第二次化疗，比第一次更难熬。

他的身体已经被第一次放化疗和手术掏空了，根本扛不住药物的毒性。

恶心呕吐比上次更严重，吃不下任何东西，全靠营养液撑着。

他的手脚开始发麻，手指捏不住筷子，走路也走不稳，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他的血小板掉到了危险值，牙龈出血，鼻子里也时不时地流血。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

我姐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不困。”

但我姐后来告诉我，他其实是不敢睡。因为他一闭上眼睛，就会梦见自己死了，梦见自己躺在棺材里，梦见我姐和孩子在哭。

他说他害怕。

我姐夫这个人，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开车在路上遇到什么状况都不慌。可到了这个时候，他怕了。

他怕死。

更怕死了之后，我姐和孩子没人照顾。

第三次化疗结束后，我姐夫的身体彻底垮了。

他的体重跌破了一百斤，只有九十八斤。

一百四十三斤到九十八斤，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再也下不了床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的双腿浮肿，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他的腹水也越来越严重，肚子鼓得老高，像怀孕五六个月的孕妇。

他的黄疸也上来了，眼白和皮肤都变成了蜡黄色。

医生找我姐谈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已经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了，可以考虑转安宁疗护了。

我姐没有哭，只是问了一句：“他还有多长时间？”

“不好说，可能几周，也可能一两个月。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姐点了点头，走出医生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掏出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

“牧野，你姐夫可能……没多少时间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夫正在昏睡。

他睡得很不安稳，眉头紧皱着，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做梦。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

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肉了，皮紧紧地贴着骨头，颧骨和下颌骨的轮廓清晰可见。他的头发稀疏花白，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他的嘴唇干裂起皮，露出的牙龈萎缩得厉害，牙齿显得又长又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敢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这个样子。

我姐坐在另一边，握着他的手，轻轻地摩挲着。

那只手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和一层薄薄的皮，手背上布满了针眼和淤青。

“秀敏……”我姐夫突然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哼。

“我在，砚舟，我在。”

“几点了？”

“下午三点。”

“哦。”他又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牧野来了？”

“来了，姐夫，我在这儿。”

“好。”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你们都来了……好。”

他又昏睡过去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我姐夫说话。

三天后，我姐夫开始陷入深度昏迷，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了。

医生说他随时都可能走。

我姐没有回家，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

她给我姐夫擦身子，给他翻身，用棉签蘸水润湿他干裂的嘴唇。她跟他说话，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说结婚那天的场景，说孩子的趣事，说她这辈子嫁给他不后悔。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温柔，就像在哄一个熟睡的孩子。

我站在门口，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姐夫走了。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

监护仪上的心率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了刺耳的报警声。

我姐没有哭，没有喊，只是俯下身，把脸贴在我姐夫的脸上，轻声说了一句：“砚舟，你放心走吧，我会好好的。”

然后她抬起头，伸手合上了他的眼睛。

我姐夫走的时候，体重九十九斤。

比一周前又轻了一斤。

他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

一个曾经一百四十三斤、膀大腰圆、笑声震天的男人，最后蜷缩在病床上，薄得像一张纸。

后来整理遗物的时候，我在他衣柜里翻出一条牛仔裤。

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他以前穿着正合适，腰围刚刚好。我拿起来比了一下，那条裤子的腰，能装下两个我姐夫。

我拿着那条裤子，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我姐走过来，看了一眼那条裤子，没有说话，只是把它叠好，放回了衣柜里。

她说：“留着吧，做个念想。”

我姐夫走后，我开始反思这件事。

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的。

便血持续了那么久，他但凡去做个指检或者肠镜，都不至于拖到晚期。

可他偏偏觉得是痔疮，觉得没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我姐夫不是个例。

太多人把便血当成痔疮了。

太多人觉得肠癌是老年人的病，跟自己没关系了。

太多人害怕做肠镜，觉得难受，觉得没必要，一拖再拖，拖到不可挽回。

我姐夫才五十六岁。

如果他能在便血刚开始的时候就去医院，如果他能早点做一次肠镜，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也许他还能吃他最喜欢的红烧肉。

也许他还能开着货车跑长途。

也许他还能拍着自己的肚子，跟我吹牛。

可是没有如果。

我写下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博同情，也不是为了消费悲伤。

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便血不等于痔疮。

年轻人也会得肠癌。

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忽视身体的警报。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后悔当初没有去做一次检查。

肠镜没有那么可怕，无痛的睡一觉就做完了。

但一次肠镜，可能救你的命。

我姐夫走了。

他走的时候，体重秤停在九十九斤。

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