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秋，延安杨家岭附近，一条军用皮带成了案件的突破口。保卫人员把警卫排战士的皮带逐一浸入清水，半小时后，其中一条皮带渗出淡淡血丝。这个细节，将一宗看似没有头绪的命案，牵向了中央机关警卫队伍内部。
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案件的具体经过，主要见于有关回忆材料，公开档案披露并不完整。材料中所称的“妞儿”，是1940年后被安排到毛泽东、江青身边照料李讷的一名年轻保姆。
1940年8月3日，李讷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孩子降生后，杨家岭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警卫营里会木工、篾工的战士，特意做了一个木架篾框摇篮，送到毛泽东住处。
李讷年幼时身体较弱，夜里常常哭闹。江青缺少照料孩子的经验，身边的警卫员也大多是年轻战士，遇到孩子哭起来，往往手忙脚乱。毛泽东一边处理工作，一边轻轻摇动摇篮，这在当时成为杨家岭生活中的一个细节。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照料工作仍然十分繁重。经有关方面推荐，妞儿来到毛泽东和江青身边。她年纪不大，做事勤快，和周围工作人员相处得也还算融洽。谁也没有料到，不到一年后，她会突然死在杨家岭西北方向的塬地上。
那天，妞儿迟迟没有回来。警卫人员寻找多时，才在野外发现她。尸体衣着凌乱，颈部有明显紫痕，其他部位没有严重外伤。现场没有留下清楚的凶器，附近也缺乏目击者，案件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消息传回住处，江青受到很大震动。据回忆材料记载，她坐在椅子上说：“这让我怎么向她家人交代？”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惊慌，更包含了一个现实问题：死者来自普通家庭，而案件又发生在中央机关附近，必须查清事实，给家属一个交代。
案件很快上报。康生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侦破，同时严格控制知情范围。保卫人员先从妞儿生前接触的人查起，重点调查她的未婚夫以及附近村庄的年轻人。
调查发现，妞儿遇害前曾与未婚夫见面。这个线索看起来很直接，但查了十多天，始终没有证据证明未婚夫涉案。没有物证，没有可靠证人，单凭见面记录，不能把一个人定为凶手。
负责侦查的陈龙只好汇报进展。毛泽东听完后，并没有要求草率结案，而是决定把案件交给军委保卫部门处理。这个安排说明，案件已不只是普通刑事案件，也涉及中央机关警卫工作的漏洞。
新的专案组成立后，调查思路发生变化。钱益民等人重新检查遗体，注意到死者脸部有血瘀，眼睛突出，口部张开，颈部伤痕呈现出较为特殊的形态。钱益民提出，凶手很可能使用了某种窄而坚硬的物件，而不是徒手掐压。
他看向站在旁边的警卫战士，目光落在他们腰间的皮带上。
“把警卫排的皮带集中起来检查。”钱益民随后下达命令。
为了不惊动可能涉案的人，吴云飞以整顿警戒、集体洗浴为名，将负责首长警卫的一个排带到延河附近。战士们解下皮带后，皮带被统一放在窑洞中。警卫人员守在岸边，专案组则悄悄检查每一件物品。
半小时后，一条皮带在水中慢慢渗出血丝。这个结果不能单独构成完整证据，却足以锁定重点调查对象。皮带的主人是一名山东籍战士，二十五岁左右，长期担任警卫任务。
钱益民没有立即声张，而是让连长把人带来询问。见面后，他先问：“你认识妞儿吗？”
那名战士神色紧张，脱口说道：“俺没有杀她。”
这句辩解来得太快，反而暴露出他已经知道调查重点。钱益民要求他脱下上衣，随后在其手臂上发现一道抓痕。战士起初称伤痕来自训练，面对进一步询问，才逐渐承认自己曾在换岗途中遇到妞儿。
按照材料中的供述，妞儿与未婚夫见面后返回住处，途中碰到了这名战士。两人此前认识，对方借机把她带到一处破窑中，企图对她实施侵害。妞儿反抗并抓伤了他的手臂，战士担心喊声引来他人，便使用腰间皮带勒住她的颈部，最终造成死亡。
案件由此获得关键口供，皮带上的血迹、手臂上的抓痕和现场颈部伤痕，彼此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此前被怀疑的未婚夫，也因此排除了重大嫌疑。
案情查清后，毛泽东和江青委托有关人员护送妞儿遗体回乡安葬，并向家属办理抚恤。钱益民、吴云飞等人随同边区干部前往，向死者亲属说明情况并致歉。随后，杨家岭警卫力量也进行了调整，警戒岗位和人员安排重新部署。
这起案件留下的，并不只是一次侦查中的偶然发现。皮带本是警卫战士的日常装备，却因为一个细微痕迹成为破案关键。对于当时条件有限的延安保卫工作而言，现场勘验、物证意识和内部排查，正是在这样的案件中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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