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没，在农村只有是存款几十万以上者，绝大多数全是这些人

在广西桂林恭城的一个村庄里，一位长年在外、时常回乡的人沿着田间地头走了一圈，又在村里住了一阵。

他发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真正能攒下五六十万现金的人家并不多，老人们念叨着从前村里穷得叮当响，而眼下能把存折数字做到这一步的，几乎都走的是那几条路子。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看看单靠种地在当地意味着什么。

过去一二十年间，这个毗邻珠三角的村子里，良田荒芜的情况肉眼可见地增多，目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田地处于撂荒状态。这些地原本都是上好的农田，水源方便，即便遇到干旱也不至于无法耕作。

他回忆，自己小时候乃至出国后的最初几年，当地几乎没有任何一块荒地，稻谷、玉米、红薯挨着田埂种，柑子、橘子、柚子、柿子、梨等果树也随处可见。

如今不少原本肥沃昂贵的粮田长满了狗尾草，有的已经逐渐被树木覆盖，向森林演替；一些田地一年里只耕种四个月，收割稻谷后便闲置八个月；果园中还留着果树，却已无人打理。荒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种地和打工的收入落差实在太大。

随着中国工业的兴起，大量农民进城谋生，当地因紧邻珠三角，村民多数前往那边的大型工厂和中小私人企业做工，部分妇女则从事家政。相比之下，务农辛苦一年所得的净收入，往往不及在工厂打工一个月。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也相当高，他哥哥一家曾在家里种柑橘，行情好的年份尚可，紧跟着两三年价格低迷，除去投入还要亏本，几次下来，种地的积极性就被磨没了。

他给自家算过一笔账：一块不到一亩、约四百平方米的早熟蜜柑地，一年下来产量约四百斤，加上日烧果、虫害果的损耗，大约只有一半能卖，收入不到五百元，还没算化肥、农药和人工；而在外打工，两三天就能挣到相当的数字。土地规模的问题也压在上面。

当年分产到户按人口把田分到各家各户，桂林农村的地都是非常小的小块，没有土地流转，经营规模起不来，机械化效率提不上去，典型的小农经济，这也是农民务农收入始终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早一些年，大约在十到十五年前，当地还曾因挖沙对农田造成破坏。

据村民所言，一些有权有势、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与当地势力合作，把河滩的河沙挖走出售以供建筑之用；对一些田里含沙的农户，则以每亩每年几百元、大约五百元左右的价格承租，把田地挖了一遍，对农田损害不小。

这类情况近些年有所好转，政府出资加固了河堤两岸，并在旁边修了一条三米多宽的公路，既方便村民出行，也便于农产品运输。在这样的收入结构下，想靠着自家几亩地攒出几十万几乎没有可能——真正能把家底做厚的，往往跳出了纯粹的种地逻辑。

最常见的一类是会抓机会的小生意人。村里有户表叔前些年开了个小超市，起初就是卖点酱油醋之类的日用杂货，后来瞅准人流，把店搬到村口的路口，又挂上了快递代收点的牌子。

几年下来，这家小店一年的流水比县城的小门店还高，攒下的钱够在县里买两套房。开店的门槛不高，但要能看准位置、看准周边需求的变化，这是村里不少开过店又关张的人没能迈过去的坎。

另一类是手里有真手艺的。村东头的李叔养了三十年鹅，早些年留意到城里人越来越认有机肉，便专门学了无公害养殖，饲料换成绿色的，一只鹅的价钱比普通的高出一半，光是卖鹅蛋，一年就能净挣十几万元，存款也就这么一年年厚起来。

做养殖的多，真能把一门手艺做出溢价的少，这类人攒钱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手艺本身的议价能力。真正靠力气硬扛出几十万的，是那批常年在外打工的夫妇。

对门的老张两口子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年，一个月省吃俭用能存下三千元；孩子上大学的那几年，连过年回家的车票都挑最便宜的坐。两人银行卡里的数字加起来有六十多万，说好等年纪再大一些就回村开个小面馆。

这类人的存款是一分一分抠出来的，背后往往是常年和家人分开、把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的那种日子。还有一些家庭的存款，是靠在城里立住脚的子女反哺。

村西头的陈婶每个月都能收到女儿寄回的钱，她女儿在城里医院当护士。老人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买，衣服还是十年前的，破了就用胶水粘着穿，寄回来的钱她原封不动地往卡里存，念叨着是给孙子将来上学用的。

农村里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钱在他们手里只进不出，攒的速度反倒比年轻人快。搞工程的那一拨人赚得猛，赔得也狠。

赵叔早年跟着包工队跑，后来自己接活，承接过一个村道硬化工程，一下就赚了二十多万；可他自己也说风险大，有一次工钱被人拖欠，差点血本无归。好在他胆子大撑了下来，手里的钱够应急周转。

工程这条路考验的不只是本事，还有谁扛得住一次意外。当然，村里也流传过一些来路不正的钱。

据传闻，曾有人倒腾假药，半年赚了三十万，后来被查获判了三年，家里人天天求神拜佛，钱也早已花光。这种数字看着扎眼，终归是要还的，远不如踏踏实实挣来的稳当。

把这几类人摆到一起看，就能发现一个共同点：能在农村攒下几十万的，几乎都没有把宝押在自家那几分田上。有门路的抓住位置、手艺或者工程的机会，没门路的就靠在外头长年累月的省吃俭用，再加上城里子女的接济，最后数字才慢慢堆起来。

而真正留在田间按老办法种地的，哪怕一年到头不歇着，账算下来也存不下几个钱。这个落差，也正是那位村民走回田里时反复琢磨的问题。

他顺带比对了国外的做法，提到欧盟最大的开支就是对农产品的补贴，德国的食品价格相对居民收入偏低与此有关，而德国的务农人口大约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他估计中国目前农村户口的人口大约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可能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其余多为常年在珠三角工厂务工的农民工。

工业分布的不均——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其他中小城市、县城乡下难有具规模的企业——使得农民不得不离乡谋生，也直接催生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孩子由祖辈照看，教育方式与父母一辈差异明显，容易出现放养式教育或沿用旧式教法，对下一代的成长并不是小事。好在尽管大量田地撂荒，当地人的温饱并没有受影响，生活水平比过去反而有所提高。

他把这归功于全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交通运输的便捷：东北的大米可以快速运到南方，南方的蔬菜水果可以运到北方，各类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互通有无；遇到自然灾害，如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全国各地也能迅速支援。

他认为，东北、华北等国家粮仓的粮食可以大规模南运，是南方许多人不再种田也不至于挨饿的重要原因。

他同时肯定了国家对基础口粮价格的调控：普通大米大约每斤两元至三元五角，糯米价格相近，普通人打一天工就能买到几十斤米，足以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基础口粮。

至于农村养老，在广西桂林地区，六十岁以上老人每月的补贴约为一百三十元，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五保户每月可领取四五百元，看病由国家承担，相对普通农村老人反而更有保障。

普通老人若自己没有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赡养，这也是为什么像陈婶那样攥着女儿寄回的钱不敢花的老人，在村里并不少见。循着这个思路，他提了几个尚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由国家牵头成立类似生产队、农村合作社的组织，雇佣部分农民到合作社工作，为其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一个家庭派出一人进入合作社，以保证家庭的基础收入，相关开支可通过工业税收来补贴反哺。二是在风景优美、自然环境良好的村子里发展休闲农业。

他设想城里人可以和一两户农户签订合同，每年支付两百元或五百元左右承包一块田地，与农户商量种什么，并在周末或寒暑假带孩子到田间与农民一起劳作，让孩子真正体会"粒粒皆辛苦"是什么意思；期间可以住在农户家，一晚付一百元住宿费、每天三十元伙食费，田地的收成按比例分成；无法亲自到场时，由农户通过直播展示施肥、打药等农事，形成一种"虚拟种地、虚拟农民"的模式。

三是由政府牵头对农民的房屋进行统一设计和内外装修，并提供一定的资金和贷款支持，以盘活农村经济、扩大内需。他走过的那条村路两边，是地势平缓、风景不错的乡野，适合散步和骑行。

在他看来，当地未来除了传统的种养之外，更该面向休闲农业和养老，和城市挂起钩来，共同经营这片土地。到那时候，村里能存下几十万的人，也许就不只是开小店的、养鹅的、常年在外打工的和搞工程的那几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