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秋，河北阜平县平阳一带，几名幸存村民在山洞外清理遗骨。没人敢多说话，只把一具具尸体辨认出来，再用旧布包好。那场持续数月的扫荡，留下的并不只是死亡数字，还有许多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细节。
平阳地处晋察冀边区北岳地区，既是交通要道，也是边区机关、粮秣和物资转运的重要区域。日军把这里视为“眼中钉”，于是调集荒井部队展开大规模搜剿。根据相关地方史料记载，这支部队活动约八十天，制造大小惨案四十余起，平阳及周边村庄有千余名百姓遇害。
惨案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发生在9月底。日军抓到一名怀孕约七个月的妇女张贵亭。荒井与另一名日军军官盯着她隆起的腹部，一个说胎儿是男孩，另一个坚持是女孩。两人争执之后，竟把活生生的人当成验证答案的工具。
他们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也根本不在意孕妇的哀求。为分出所谓的胜负，日军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张贵亭和腹中胎儿当场死亡。所谓“打赌”，不过是暴行披上的一层荒唐外衣，真正暴露的，是侵略者对中国平民生命的彻底蔑视。
有意思的是，这并非一次孤立事件。9月22日，日军进入村庄后，将躲避在南山的村民搜出，押到打谷场上羞辱。有人被逼着做动作，有人稍有反抗便遭刺杀。第二天，日军继续搜山，机枪声在山坡间响起，许多手无寸铁的百姓倒在乱石和荆棘之中。
赵全海一家便是在这场搜捕中遭难。赵全海仅因身上带有两角边币，便被日军认定与抗日武装有关，随后被刺死并推下山崖。年过六旬的杨贞被逼在崎岖山路上奔跑，摔倒后又遭刺刀杀害。连九岁的张小多也未能幸免，只因一句“我怕”，便被夺走了性命。
10月7日，东板峪村发现一件铁钻，日军便武断认定村里藏有兵工设施，随即抓捕村民。铁钻主人勾洛刚一家四人被杀，只有一个十岁女孩因被母亲尸体压住，才在屠杀中侥幸活下来。这个细节足以说明，所谓搜剿并非针对明确目标，而是借口式的报复。
接下来的日子，暴行不断升级。罗家峪、北水峪、山嘴头等村先后被搜查，妇女、老人和孩子都成了攻击对象。妇女干部张晓生被捕后遭受酷刑，最后被刺死；刘长新的小儿子被绳索拖拽折磨，直至死亡；一名孕妇因行动不便，被日军强行侮辱后推下山谷。
还有村民为了保护妇女挺身反抗。刘二高徒手冲向日军，最终被捕杀。孟祥的孩子被绑在树上，日军纵容军犬撕咬，旁边竟有人拍手取乐。这样的行为已经超出战场意义上的杀戮，而是有组织地把虐待、羞辱和处决混在一起。
10月中旬，日军把抓来的数百名村民押往铁岭村，逼问边区机关和粮食藏匿地点。村民不肯吐露情况，便遭到集体杀害。10月20日，老头窝一带又有百余人被捕，部分人被枪杀，部分人遭吊打，剩下的人被带走后用机枪射杀。
山洞也没能成为避难之处。10月22日，日军在南山洞内发现二十多名妇女儿童和一名残疾人张梦生。张梦生及其十七岁女儿张大素被杀，牛艳萍被逼抱着女儿的头颅，稍有迟疑便同样遇害。随后，日军将其余人员赶回洞中纵火，只有极少数人因逃离及时而生还。
11月，抗日游击队曾在长安村与日军交战。游击队伤亡后，俘虏遭到酷刑。队长段振法被捆在树下施以火刑，绳索烧断后，他仍试图反抗，最终被枪杀。此后，土门、柳河、北架梁等地接连发生惨案，村民被枪杀、焚烧或推下山坡。
这些记录中，受害者往往有姓名，有村庄，有亲属关系。正因为如此，平阳惨案不是一个抽象数字，而是一户户被拆散的家庭。有人死在山洞里，有人倒在打谷场，有人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留下。
12月8日，日军在撤离前仍未停止屠杀。妇女被强行集中，孕妇遭受侮辱和杀害，许多村民被驱赶到街巷中，随后被逐一处置。12月9日，日军最后一次扫荡平阳地区，才向外撤退。
战火过后，遇难者遗骨被集中安葬，后人称之为“千人墓”。墓地沉默，却对应着一份份口述、名册和村庄记忆。关于张贵亭腹中胎儿性别的那场残酷“赌局”，并不是惨案中最特殊的事件，恰恰因为它荒谬到近乎无法相信，才更能看清侵略暴行的本质：在日军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摆弄，甚至成为残忍取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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