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8日，北京，周恩来病逝后的病房内，邓颖超、叶剑英、邓小平等人陆续赶到。病房很安静，医护人员刚刚完成抢救，周恩来的生命定格在当天上午9时57分。
对邓颖超而言，这一天并非毫无预兆。前一晚，周恩来短暂清醒，还劝守候多时的妻子回去休息。邓颖超离开时，他仍说着“明天再见”。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寻常话，竟成了夫妻二人的诀别。
第二天清晨，邓颖超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往医院。等她来到病床前，周恩来已经陷入昏迷。她握住他的手，呼唤良久，却再也等不到回应。医生后来回忆，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很快，抢救设备几乎一直没有撤下。
周恩来的身体，早已被疾病拖到了极限。1972年，他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同时还伴有严重的心脏问题。手术、输血、止痛和长期治疗，构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日常。
病痛没有让他真正停下工作。住院期间，他仍接见外宾、批阅文件、听取汇报。病房成了临时办公地点，床边摆着文件，护士需要反复提醒他休息。可只要国家事务摆在面前，他常常又把医生的话放到一边。
有一次，叶剑英到病房探望。两位老战友谈起工作，周恩来的声音已经明显虚弱。叶剑英劝道：“总理，身体要紧，不能再这样熬了。”周恩来沉默片刻，只回答：“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
这不是客套话。周恩来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明白时间正在减少。1974年以后，他的工作量依然很大，住院、手术、会谈交替进行。身体日渐消瘦，讲话从数小时缩短到难以连续表达，但他对重大问题的判断始终清楚。
叶剑英常去看望他。两人既谈工作，也谈治疗。叶剑英还曾留意各种能够减轻病痛的办法，只要医生认为有参考价值，便带到医院询问。这样的探望，既是战友之间的关切，也带着一种不愿直面结局的沉重。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接受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手术并未改变病情，只是试图减轻痛苦。术后两天，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1月7日晚，他曾短暂清醒，向守护自己的医护人员表示，应当多照顾其他同志。
这句话很轻，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即便到了生命末期，他关心的仍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身边人的工作和国家事务。遗憾的是，清醒只是短暂的间隙。1月8日上午，抢救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消息传出后，中央有关领导和老同志赶到医院。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神情凝重，现场没有人愿意多说话。邓颖超悲痛难支，被工作人员暂时扶到一旁。也就在这时，江青走进病房，隔着人群喊了几声“小超，小超”。
这句称呼后来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在周恩来刚刚去世、邓颖超极度悲痛的场合，这样的喊法显得突兀；也有人指出，当时现场情形复杂，许多细节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具体语气和经过难以完全还原。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片段后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周恩来身后风波中的一个显眼细节。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在北京火化。送行队伍从街头延展开来，许多群众自发站在道路两旁。那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告别，周恩来长期承担国家政务，和普通百姓之间也形成了特殊的信任感。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追悼仪式。朱德、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出席。追悼会现场的礼仪和秩序受到严格重视，江青在现场的一些举动，也因被摄像记录而受到关注。
周恩来生前曾表示，身后不保留骨灰。追悼会后，邓颖超遵照遗愿，将骨灰交由工作人员带上飞机，撒向北京、天津以及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没有墓碑，也没有单独留下的一部分骨灰，只有那几处山川河流，成为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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