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读书人有多憋屈？寒窗苦读未必能做官，科举还要看身份

公元1315年（延祐二年），元朝开国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科举考试开考了。

消息传出，天下读书人奔走相告，觉得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凭本事吃饭的时候到了。

可等他们真去考完，再看着朝廷派下来的官位，很多人的心又凉了。

因为这场科举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所有读书人公平竞争，更没打算让读书人靠学问爬到权力高层。

在元朝，想当官，讲究的从来不是学问。

一、科举停了几十年，捡起来的是一套“阉割版”

熟悉唐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宋代推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状元一出来就能授高官，宰相很多都是进士出身。可到了元朝，情况完全变了。

蒙古灭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压根不搞科举。他们最信任的选官方式是“根脚”，也就是看出身，看祖上有没有跟着成吉思汗打过仗、立过功。没有根脚，书读得再好，也进不去中书省、枢密院这些核心部门。

忽必烈时期，有个叫叶李的汉人大臣劝他恢复科举，理由很简单：汉人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最认这条路，恢复科举能收拢人心。

可蒙古贵族们一听就不乐意，在他们看来，科举是汉人的规矩，真搞起来，汉人读书人的地位上去了，自己靠门荫当官的优势可就保不住了。

于是这事被一拖再拖，整个忽必烈时代，科举始终没办起来。

直到元仁宗在位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拉拢汉人官员，才把科举重新捡了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祐复科”。

但如果以为元朝恢复的是一套和唐宋差不多的科举，那就错了。

《元史·选举志》记载，考试分左右两榜：蒙古人、色目人排右榜，考两场，考的是经义、策论，题目相对简单；汉人、南人排左榜，则要考三场，除经义、策论外还加考古赋、诏诰、章表等，难度明显不是一个级别。

更憋屈的是录取方式。

朝廷规定，录取名额“右榜”和“左榜”各占一半。

咋一看很公平，可当时的人口中，蒙古人、色目人加起来不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汉人与南人占了绝大多数。

结果就是，一个汉人士子要想考中，得从几十倍的竞争对手里杀出来；而一个蒙古贵族子弟考中的难度，要小得多。

还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殿试时，虽然考生答卷在考点封存并交皇帝亲自“复试”，但名次并不是纯粹按卷面质量来排。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成两榜，分别排名，秦人即使发挥再好，也拿不到“同榜第一”的位置。朝廷要的就是这种表面公平、实质分层的格局。

二、考上也不等于高升，大多数岗位还是不带你玩

就算过五关斩六将考中了，接下来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授官。

唐宋时期，文官体系完善，进士出身几乎是进入权力核心的绿卡。可元朝的官场结构里，进士只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入仕渠道。

元朝官员队伍里最吃香的是两类人：一是“根脚”出身的蒙古色目贵胄子弟；二是吏员出身的“老办公室主任”。前者靠家族背景，年纪轻轻就能挂上中级官衔；后者靠实际行政经验，一步步往上爬。相比之下，科举进士反而有点尴尬，论出身，比不过世家；论经验，又不如老吏。

《元史》里有明确记载：元代进士初授官职，通常只有从七品或正八品。这是什么概念？宋代科举状元一出道，不少人直接授予通判或秘书省校书郎之类的清要官，品级虽然也不高，但升迁渠道畅通，十多年就能爬到宰执大臣。而元代进士多被派到地方做判官、县丞、推官一类的事务性职务，离权力核心远得很。

另外还有“内外之别”。

元代的中央核心机构，比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几乎被蒙古和色目贵族垄断。汉人做官能做到省部级，已经是破天荒了；尤其是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长江以南百姓），更是长期被封死在中下级官员行列。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荒诞的场面：一个江南才子，寒窗苦读二十余年，好不容易在科举里挤掉一堆竞争者，拿到一张入仕门票，结果进的是地方衙门，当的是清苦的散官，头上还压着一大堆靠出身坐高位的蒙古色目官员。那些真正能决定天下大事的位置，与他彻底无缘。

三、有才学但没门路的文人，多半只能在体制外待着

这种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很多读书人开始对科举失去热情。

元代画家王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王冕是浙江诸暨人，年轻时苦读经史，也想通过科举博一个功名。但他在乡试中屡屡落榜，最终看透了这套选拔制度。他后来干脆放弃做官，靠卖画为生，画墨梅，写“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如果放在宋代，这样一个才子即便科举不顺，也有其他途径进入文官系统；但在元代，没有根脚、没有门路，不肯低头钻营，王冕就只有“归隐”一条路。

像王冕这样选择离开的人，在元代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说，元杂剧之所以那么繁荣，跟大量读书人挤不进仕途有很大关系。

这话虽然有后见之明，但确实能看出当时文人的处境：学了一肚子学问，官场进不去，只好把才华写到戏文里去。

四、考中进士又如何？刘基照样被排挤得只能辞官当然，也有人把科举这条路走通的。但走通后，日子就顺了吗？未必。元末的刘基，也就是后来跟着朱元璋出谋划策的刘伯温，就是元朝的进士。

他年纪轻轻就中了元统年间的进士，算是南方读书人中少有的幸运儿。一开始，他被派到江西高安县当县丞，官虽小，但他干得很认真，在当地留下了不错的名声。后来做到江浙儒学副提举，也算是个有分量的职位了。

但他因为弹劾御史失职，跟上官和同僚闹翻了，不但没有官途平顺，反而被排挤得没法在官场待下去，最后只能辞官回家。直到他后来投奔了朱元璋，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伯乐。

五、科举最终成了一个摆设，选官还得靠出身和钻营

整个元代，科举前前后后大约举行过十六次，录取的进士加起来总共一千多人，平均下来，每次六七十人左右。

而元朝官员队伍常年维持在万人以上，所以一千多个进士撒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对于整个选官体系来说，更不会影响大局。

真正决定元代官场命运的，始终是“根脚”与“关系”。许多重要职位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不走正规的科举通道。

元顺帝时期，官员队伍已经腐败到不成样子。当时有人上书说，现在做官的人“习刀笔以为吏，事卖鬻以为官”，意思是想要当官，要么去衙门里混作吏员，要么干脆花钱买官。科举在这套体系里，只是朝廷偶尔拿出来彰显公平的幌子，为的是向天下读书人证明“我们还是重视学问的”。可实际上，学问敲不开章阁的大门，才子敌不过一个显赫的姓氏。

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朝灭亡。元末群雄并起，朱元璋在南方网罗人才，刘基等人到了朱元璋帐下之后，终于感受到了一丝“重视学问”的味道。而元朝本身，却正因为把大量读书人挡在体制之外，失去了他们本可以用才华滋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