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侄子毛特夫建国后去北京深造，却拒绝主席留京工作的安排

1955年12月，北京的冬天已经很冷。中央政法干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毛特夫准备返回湖南。临行前，他再次来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叔侄二人谈到工作安排时，毛主席问他：“学了政法，愿不愿意留在北京工作？”

这个问题，分量并不轻。北京有更好的工作条件，也有更多接触中央机关的机会。换作旁人，或许会认真考虑一番。毛特夫却没有顺势答应，而是表示，湖南乡亲推选他担任地方干部，自己应当回去，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这次谈话的背后，是一段并不轻松的家世。

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原名毛远锦，祖上以行医为业。旧社会里，乡村医生收入并不稳定，尤其遇到穷苦人家，往往看了病也收不到钱。毛新梅心里装着穷人的疾苦，常常为贫民诊治，家中的生活因此始终算不上宽裕。

他没有把行医只当成谋生手段。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影响后，毛新梅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毛新梅在斗争中被杀害。那时的毛特夫年纪尚轻，却已经不得不面对父亲牺牲、家庭失去依靠的现实。

毛新梅留下五个孩子。妻子身体不好，又受缠足影响，家里缺少劳动力。白色恐怖之下，亲友往来受到牵连，地方上的保甲制度更使这户烈士家庭难以得到正常帮助。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种处境几乎是层层逼近的困局。

转机出现在1929年。毛新民找到毛特夫时，得知他已经加入共青团，便劝他离开原有环境，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毛特夫没有把父亲的牺牲只看成家庭悲剧，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责任。

随后，他被安排从事地下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前往天津一带开展活动。那不是坐在屋里谈理想，而是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传递消息、发动群众。身份一旦暴露，后果往往十分严重。毛特夫仍然接下了这项任务。

后来，他又被派往苏区工作，参与组织和领导地方革命力量。红军长征期间，留在原地的部队和地方人员面临围剿，无法与主力同行的队伍只能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斗争。粮食、药品、联络，都可能成为难题，毛特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南的地下工作也出现新的局面。毛特夫曾任衡阳地区工委书记，负责组织联络和群众工作。1940年前后，上级一度安排他到延安学习，但日军对交通线的封锁，使这次行程没有实现。

这次错过，意味着他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延安。不过，组织上并未因此改变对他的使用。考虑到衡阳地区的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湖南从事地下斗争。直到湖南解放前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

湖南解放后，毛特夫担任湘潭县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被称为“父母官”，并不是因为职位有多显赫，而是因为地方工作极其琐碎：恢复秩序、安置群众、处理土地和生产问题，还要面对干部队伍建设等新任务。

毛主席知道侄子的工作情况后，曾通过电报勉励他继续为人民办事。叔侄之间虽有书信往来，却都各自承担着繁重工作，真正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直到1954年，毛特夫赴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才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见面时，毛主席没有只谈家事，而是询问学习和工作，叮嘱他把政法知识用于地方建设。毛特夫在北京学习期间，接触到新的制度和工作方法，但他心里始终惦记湖南。

临别那次谈话，他对毛主席说：“北京工作当然好，可湖南乡亲选了我，我还得回去。”

毛主席听后没有强留。毛特夫家境并不宽裕，生活一向节省，返乡所需费用也成问题。毛主席便让秘书取出自己的稿费二百元，交给毛特夫补贴家用，并叮嘱他注意身体。

这笔钱数目不算惊人，却没有被当作特殊照顾使用。对毛特夫来说，北京是学习的地方，湖南则是他长期工作的地方。学习结束后，他按计划离开北京，回到熟悉的基层岗位，继续处理那些看似平常、实则牵动千家万户的地方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