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意外发现古罗马士兵工资单，揭开历史谜团

公元前73年深秋，马萨达要塞下方的罗马军营里，一名书记员正伏在木桌前誊写账目。

纸是埃及来的莎草纸，墨是烟灰与树胶调成的汁液，笔尖划过纸面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要塞建在死海西岸一座孤立的台地之上，四面是深不见底的峡谷，犹太起义者已在此据守多时。

围城的罗马士兵们每天都能望见那座峭壁顶端升起的炊烟，却迟迟等不到攻城的命令。

书记员所记录的，不是作战命令，也不是伤亡名册，而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资结算单。

这卷莎草纸将在营房的角落里沉埋近一千九百年，直到被人重新拾起——上面潦草的字迹，将揭开罗马帝国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意外地成为解读这个庞大帝国最终命运的线索。

一

2019年3月，考古学家乔安妮·鲍尔在以色列马萨达遗址进行保护性发掘时，于一处古罗马军营遗迹中发现了这卷莎草纸。

鲍尔是利物浦大学的考古学者，专长是希腊和罗马战场出土文物的研究。

她将发现公之于社交媒体时写道：“盖尤斯·梅西乌斯工资单的残片，一位罗马辅助军士兵，驻扎于第十海峡军团，发现于马萨达，年代为围城时期。”

马萨达的发掘并非始于今日。

早在1963年至196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伊格尔·亚丁就主持过一次大规模发掘，清理了要塞97%的建筑区域，发现了宫殿、仓库、浴室、犹太会堂等遗迹，以及大量钱币、陶器、织物和文字残片。

亚丁的发掘证实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犹太战争》中关于马萨达的记述：公元66年，犹太奋锐党人夺取了这座由希律王修建的堡垒；公元72年，罗马第十海峡军团开始围攻；公元73年4月15日，要塞陷落前夕，据守其中的近千名犹太人选择了集体自杀。

但2019年的这次发现有所不同。

鲍尔在第十海峡军团军营遗址中找到的这卷莎草纸，并非军政文书或宗教典籍，而是一份私人的工资结算记录——它把一个普通罗马士兵的经济生活，直接呈现在了一千九百年后的读者面前。

二

莎草纸上的文字用拉丁文写成。

经过翻译，内容逐渐清晰：

“皇帝维斯帕先·奥古斯都第四次执政。

账目，薪金。

盖尤斯·梅西乌斯，盖尤斯之子，法比乌斯部落，来自贝鲁特。

我收到了50第纳尔的军饷，其中我支付了大麦钱16第纳尔。

食物费用20第纳尔；靴子5第纳尔；皮革绑带2第纳尔；亚麻束腰外衣7第纳尔。”

50第纳尔是名义上的月薪——梅西乌斯作为辅助军骑兵，这个数额比普通军团步兵略高，但远低于军团骑兵的薪酬水平。

辅助军的薪饷长期低于正规军团，比例大约是五比六。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扣除项。

大麦钱16第纳尔，食物费用20第纳尔，靴子5第纳尔，皮革绑带2第纳尔，亚麻束腰外衣7第纳尔。

五笔扣款加在一起：16加20加5加2加7，恰好等于50第纳尔。

也就是说，发薪日当天，梅西乌斯拿到手的钱，一分不剩地全部还给了军队。

剑桥大学学者在分析这份工资单时指出，大麦钱是骑兵特有的扣款项目，用于喂养战马。

被扣除的数额之高——16第纳尔——表明梅西乌斯很可能是一名军团骑兵，而非步兵。

靴子和袜子的扣款每年仅一次，7第纳尔的年费相比其他记录中步兵每年9第纳尔的靴子费略低，这同样符合骑兵换靴频率较低的逻辑。

但无论骑兵还是步兵，结论都是一样的：在罗马军队的财务体系下，士兵的工资名义上是发到手的，实际上却在发放之前就已被军队以“代付”的名义悉数回收。

鲍尔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道：“据我所知，所有士兵，无论是公民还是行省居民，都要为自己的装备付费——先发给你，再从你的薪饷中扣回，替换装备的费用和食物费用也是如此。”

她进一步指出：“统治者会先支付薪水给所有的士兵，然后再想方设法拿回。”

这不是某个贪腐军官的个别行为，而是罗马军队的制度性安排。

三

要理解这份工资单背后的制度逻辑，必须回到罗马兵役制度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去。

罗马早期的军事体制是公民兵制。

按照传统，凡拥有一定财产、达到户口调查等级的罗马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士兵自行购置武器和装备，服役期间没有固定薪饷，战利品和战后分得的土地是主要报酬。

这套制度的根基是“兵农合一”——士兵同时也是自耕农，战争结束后回到土地上，公民、士兵与土地三者紧密联结。

但连年征战摧毁了这个根基。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肆虐十余年，大量自耕农要么战死，要么因长期征战田地荒芜。

土地兼并随之加剧，小农纷纷破产，沦为无地者。

到公元前二世纪末，符合财产资格、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越来越少，公民兵制已难以为继。

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恢复自耕农阶层，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分别在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1年当选保民官后推动改革，但两人先后在任上被杀，改革以失败告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107年当选执政官的马略推行了军事改革。

马略放弃了财产资格限制，规定凡是自愿且符合条件的罗马公民，包括无财产者，都可以应募入伍。

士兵服役年限延长至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发给薪饷和武装，退役后可以从国家分得份地。

这就是募兵制。

它解决了兵源匮乏的问题，把罗马军队从临时征召的公民民兵变成了一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

募兵制的实行不仅扩大了兵源，还重新调整了军队编制和装备，使军队得以长期正规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但募兵制也埋下了一个深刻的隐患。

当士兵的薪饷由国家支付、装备由国家提供时，“兵”与“农”的纽带就断了。

士兵不再有土地可以回归，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军队。

而军队又依赖于统帅——谁给他们发钱、谁承诺给他们土地，他们就效忠于谁。

职业军人长期追随统帅，逐渐成为军事统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为后来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铺平了道路。

四

从公民兵到募兵，再到雇佣兵，罗马兵役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转换。

每一次转换都伴随着士兵身份的深刻变化。

募兵制下的士兵，虽然仍以罗马公民为主，但他们与城邦的关系已经从“义务”变成了“契约”。

国家发给他们薪饷，他们在薪饷中扣除衣食住行的费用——这正是梅西乌斯工资单所反映的制度。

帝国时期，军队的规模膨胀到三十个军团以上，加上同等数量的辅助军，总兵力维持在三十万人左右。

维持这样一支常备军的财政负担极为沉重。

皇帝们选择了一种看似省事的办法：让士兵自己“购买”自己的装备和口粮，军队只充当一个代为结算的中间人。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士兵的实际收入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注意到，军团士兵的年度薪饷在奥古斯都时代为225第纳尔，到图密善时期提高到300第纳尔，此后近两百年基本停滞。

而同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和货币成色的下降，使士兵的真实购买力不断缩水。

辅助军士兵的境遇更差，他们的薪饷大约只有军团士兵的六分之五，退役后的待遇也远不如军团士兵。

当兵变成了一份勉强糊口的职业，愿意参军的罗马公民自然越来越少。

五

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罗马军队的兵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意大利和行省的罗马公民越来越不愿意在军队中服役。

原因不难理解：军饷微薄，训练严酷，服役期长达二十五年，战死或残废的风险始终存在，退役后的土地补偿也常常落空。

与其当兵，不如去城市里找一份营生，或者依附于某个大庄园当雇农。

帝国的应对方式是招募日耳曼人。

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部落，长期与罗马保持着复杂的关系：时而交战，时而充当罗马的盟友，时而以“蛮盟军”的身份进入罗马军队服役。

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皇帝们开始大规模征召日耳曼人入伍。

到四世纪，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人比例已经高到了惊人的程度。

这些日耳曼雇佣兵没有“罗马是祖国”的概念，没有为“罗马传统”而战的认同。

他们作战的动力来自薪饷和战利品，而当这些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叛。

公元378年8月9日，色雷斯行省的阿德里安堡附近，一场决战改变了罗马的军事格局。

东罗马皇帝瓦伦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与菲列德根领导的哥特人叛军遭遇，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瓦伦斯本人战死沙场。

这是自坎尼战役以来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

阿德里安堡之战不仅拉开了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入侵浪潮的序幕，更迫使帝国在军事政策上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继任的狄奥多西一世打破了原有限制军队“蛮族化”的政策，不仅承认蛮族将领私自领兵的权力，还提拔大量蛮族军官进入帝国权力中枢。

短时期内，这一政策帮助帝国恢复了军事实力。

但长期来看，它使罗马军队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军队不再是帝国的工具，而成为了蛮族将领们争夺权力的资本。

汪达尔人斯提里科、苏维汇人里西梅尔、阿兰人阿斯帕尔——这些蛮族出身的将领一个接一个地掌控了西罗马帝国的军政大权，废立皇帝如同儿戏。

六

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这一年传统上被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

奥多亚克拥有日耳曼血统，父亲是匈人王阿提拉的亲信。

五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匈人帝国的崩溃，大量日耳曼部落难民涌入意大利。

罗马军队统帅里西梅尔将他们招募进军队，作为“蛮盟军”使用。

奥多亚克就是这些蛮盟军人的领袖。

他废黜罗慕路斯之后，没有称帝，而是自称“意大利的统治者”，名义上效忠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

但实质上，意大利已经落入了一个日耳曼国王的手中。

从梅西乌斯收到那张50第纳尔工资单的公元73年，到奥多亚克废黜末代皇帝的476年，中间过去了整整四百年。

这四百年，正是罗马军队从“罗马人的军队”逐步变成“雇佣兵的军队”，再到“蛮族的军队”的历程。

值得追问的是：这张工资单上的扣款制度，与这个历程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

答案在于士气与认同。

当士兵发现自己的薪饷在发放之前就已被全部扣除，他对“服役”这件事的认知就会发生变化。

梅西乌斯在莎草纸上写下“我收到了50第纳尔”时，他的语气是平淡的——记录而已。

但在他写下“其中我支付了大麦钱16第纳尔”之后紧接着列出食物、靴子、绑带、外衣的扣款时，这份账目的平衡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需要军队提供这一切，而军队需要他的服役来维持边防。

这是一种冰冷的交换关系，而非公民对国家的义务。

一旦这种交换关系成为士兵与国家之间的唯一纽带，那么当蛮族雇佣兵发现自己的薪饷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罗马不付钱，我们为什么要为罗马打仗？

反过来，罗马市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保卫帝国的是雇佣兵，为什么要我们自己去牺牲？

这种双向的认同断裂，是罗马帝国晚期军事力量瓦解的深层原因之一。

帝国不是被某一场战役打败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层一层地失去了捍卫自己的意愿和能力。

七

梅西乌斯的工资单，在微观层面是一份个人经济记录，在宏观层面则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罗马军队财务制度的运转方式：名义工资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代付制度如何将士兵的实际所得压缩为零，以及这种制度安排对士兵士气和忠诚度的长期侵蚀。

它也照出了罗马帝国财政的窘迫。

帝国之所以选择让士兵自己承担装备和口粮的费用，表面上是为了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实际上却是一种转嫁成本的做法——把维持军队的成本，从国家转移到了士兵个人身上。

当士兵无力承担时，他们就只能依赖统帅的赏赐和战利品。

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统帅对军队的私人控制，削弱了国家对军队的掌控。

四百年后，当西罗马帝国最终消亡时，没有人能追溯到马萨达军营中那份被扣除得一分不剩的工资单。

但这条因果链确实存在：微薄的薪饷和苛刻的扣款，削弱了公民服役的意愿；公民不愿服役，迫使帝国大量征召蛮族；蛮族士兵缺乏对帝国的认同，在关键时刻成为帝国的掘墓人。

这张莎草纸的残片，在死海西岸干燥的空气中静静地躺了近一千九百年。

它比帝国的任何一座凯旋门都更诚实，比任何一部正史的记载都更具体。

凯旋门歌颂的是胜利者的荣耀，而这张工资单记录的，是一个普通士兵在发薪日的沉默。

八

回到马萨达。

公元73年的春天，围城进入最后阶段。

罗马第十海峡军团在要塞周围筑起了 circumvallation 墙和攻城坡道，犹太起义者据守的台地即将被攻破。

据约瑟夫斯记载，要塞陷落前夕，首领以利亚撒·本·雅尔向同伴发表了长篇演说，呼吁他们选择死亡而非屈辱。

近千名男女老幼在堡垒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梅西乌斯，这个来自贝鲁特的罗马士兵，在围城的某个月份收到了他的工资单。

50第纳尔，扣完大麦钱、食物、靴子、绑带和外衣，一分不剩。

他在莎草纸上写下这些数字的时候，是在围城结束之前还是之后？

他后来是否随军团撤离了马萨达？

他是否活到了退役？

这些都不再有记录。

莎草纸只保存了那一个瞬间：一个士兵在发薪日发现自己分文未得。

这就是罗马帝国叙事中极少被提及的一面。

正史记载的是皇帝们的征战、将领们的凯旋、元老院的辩论和蛮族的入侵。

但这张莎草纸记录的是：一个普通士兵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以及最终失去了什么。

当帝国不再为它的士兵提供体面的报酬，当士兵不再把帝国的存亡当作自己的事，当保卫边疆的责任被层层转嫁给越来越缺乏认同感的雇佣兵——帝国的根基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扣除中，一点一点地松动、瓦解，直到某个早晨，一个日耳曼人走进拉文纳的宫殿，把末代皇帝的冠冕摘下来，送往君士坦丁堡。

那一年是4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