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诺奖得主代表作《利息与价格》译者：未来政策如何影响今天的经济活动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E.Hal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这是10月1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新华社 图

伍德福德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代表作《利息与价格》出版20多年来已为众多国家央行的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2010年，该著作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包括刘凤良、陈彦斌、于泽、江艇等。

“2002年下半年，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四年级，注意到伍德福德正在写作的《利息与价格》，便向导师刘凤良教授推荐，随后团队开始组织研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该书英文版于2003年正式出版，“我们最初接触的是出版前的版本。后来参与中译本的合译，我负责前言和第一章。”

在谈到两位获奖学者在学术上的联系时，江艇表示，家庭今天的消费取决于它对未来收入和利率的判断；央行今天的政策效果，也取决于公众怎样理解未来的政策。霍尔把向前看的选择变成可检验的命题，伍德福德则把跨期选择与企业定价、政策规则和整个经济的相互作用连接起来。他们共同关注的，是政策怎样通过人的反应发生作用。

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在江艇看来，《利息与价格》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的贡献在于，把家庭的消费储蓄、企业的定价、央行的利率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组织成一套能够相互检验的分析体系。

现代货币政策的一个实际操作是央行不再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是直接设定短期利率。江艇认为，这也是《利息与价格》中一个启发性的分析，即设想交易几乎不再需要持有货币余额的“无现金经济”。在这样的理论环境里，央行仍可能通过适当的利率规则维持价格稳定。它帮助我们理解，以利率而非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政策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在现实中，货币和信贷数量仍然是判断金融环境的重要依据，书中的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利率与预期这条传导渠道。

“对我们当年的学习而言，这本书的启发首先是研究方式的改变。”江艇说，政策讨论既要说明传导机制，还要把假设、条件与评价标准一起交代清楚。“我负责翻译的第一章题为‘货币规则的回归’，讨论的正是微观基础、承诺、预期以及利率政策这些根本问题。它帮助我们把散见于论文中的争论连成一个整体，也把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从关注货币投放量，推进到思考人们怎样根据利率和对未来的判断作出跨期选择。”

如何理解预期管理？

霍尔和伍德福德都高度重视“预期”对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政策举措的作用。

江艇认为，伍德福德对央行实践的重要影响，是使政策制定者更加系统地思考：今天的经济活动，如何受未来政策路径影响。长期借款和投资不会只看今天的隔夜利率。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加上期限和风险溢价，会共同影响较长期的融资条件。对未来的可信说明，因此可以成为今天政策的一部分。

不过，江艇也表示，预期如何影响政策效果，还取决于人们实际上怎样形成预期。伍德福德后来研究有限理性、有限规划期限和预期形成，正是为了理解基准模型哪里把人想得过于聪明。理论模型中遥远未来的一次降息，有时会对今天的需求产生大得不合常理的刺激作用，这类问题反过来推动了对认知和信息处理的研究。

对于预期管理，江艇认为，可以将其看作一套约束政策行为的要求——说明目标，交代条件，让行动与解释相互印证，并坦诚承认不确定性。公众需要知道，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时，政策会怎样作出反应。可信的承诺可以是有条件的；条件讲清楚了，公众才能判断一次政策调整是在兑现原有承诺，还是改变了原来的安排。

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回看过去三年，诺奖都颁给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等领域。

今年诺奖花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江艇看来，经历了金融、疫情和通胀等不同冲击，人们既需要有依据地行动，也需要知道工具的限度。

江艇进一步表示，获奖肯定了一个研究传统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种模型设定、每一项具体政策主张都已成为定论。早期模型在金融、家庭差异和认知方面的局限，推动了后续研究。一个理论框架能让这些问题被清楚地提出，并接受进一步检验，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在江艇看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使《利息与价格》书中提到的问题有了更具体的现实意义。2024年7月，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政策利率地位，推动向价格型调控转型。“随着利率在调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政策利率怎样传导到家庭和企业、公众怎样理解未来的政策，就成为更需要回答的问题。”

因此，在谈到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时，江艇表示，首先是把“居民”拆开来看。居民存款总量上升，不能证明每个家庭都有充裕的钱。同一项支持政策，对不同家庭的作用可能相差很大。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前景，有助于降低长期风险；及时支持现金紧张的家庭，可以缓解当前约束；处理债务负担，则需要具体分析资产负债表和还款安排。“这些机制都值得研究，不能仅凭一个全国平均数，就确定政策应该给谁、给多少、持续多久。”

其次，预期管理应当落实到可兑现的安排。居民要知道一项支持能否持续、资格和程序是否清楚；企业要知道规则调整有何依据、已经作出的承诺能否执行。政策协调也应体现在预算、期限与执行上。公众能够据此安排消费、投资和用工，预期才有实际的依托。

再次，需要分清降息的传导卡在哪里。政策利率下降，家庭和企业实际面对的融资成本未必等幅下降；如果预期通胀也在下降，实际利率未必随名义利率一起降低。如果企业主要担心订单，家庭主要担心收入和还债，货币政策就需要与改善需求、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措施配合。具体工具的选择，应服从对约束的判断。

稳就业也需要关注企业招聘。霍尔的研究提醒我们，要把企业为什么不愿招人、求职者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的问题分清楚，结合职位空缺、招聘和离职等信息来判断政策应该作用于哪里。

最后，要把政策评估做细，并尽可能在政策设计时就做好安排。政策开始前就明确评估问题，保留资格规则、实施时间和必要的跟踪数据，能为事后判断效果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