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本文章节：
01、我与陆林院士的几次交往
02、2016年，我们一起接受了《科技日报》采访
03、努力的方向，比努力的程度更重要！
说起陆林院士，国内精神医学领域的从业者都不陌生。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国精神病学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陆林院士，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领军人物，他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发展方向。
我与陆林教授有过交往，那些经历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觉得有必要让大众知道。所以今天，我首次完整地将我与陆林教授的交往经历分享出来。
01、我与陆林院士的几次交往
我最早与陆林教授打交道，是在武警广东总院担任心理科科室主任期间。
当时，我在成瘾医学的物质成瘾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因此被央视等权威媒体采访，先后登上《今日说法》《新闻联播》《心理访谈》《每周质量报道》等栏目。
那时，我成瘾医学领域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作出了突破，备受关注。
也正因如此，我早就对所谓的“权威”祛魅了——那些光环，我经历过，知道它们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神秘。
彼时，陆林教授还没有当选院士，仍是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务实、求真的人——这种特质，在知识分子身上并不多见。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考证我在成瘾医学领域的发现，他专程带着时杰教授来到武警广东总医院考察，查阅了相关病历。
我在武警医院时，陆林教授和时杰教授到我们科室参观指导工作。
我也是在那时结识了陆林教授。此后，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与我们多有来往，还曾在我们科室开展过临床研究工作。
陆林教授牵头成立了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在陆林教授的推荐下，我加入了该委员会，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参加过内部会议。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毒理学专业的聘书
与此同时，我还是《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的编委，曾参与编写陆林教授主编的《现代成瘾医学》。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
一直到2013年，我通过内部消息得知，自己无法继续在武警广东总医院担任心理科室主任，于是萌生去意。
当时，陆林教授正好与时杰教授前往广州脑科医院考察。时杰教授联系了我，我为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在广州喝早茶。
席间，陆林教授很真诚地对我说：“何主任，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行业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我同学——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副院长了。”
我故作镇定地回应：“我影响力有这么大吗？”
陆林教授非常肯定地回复我：“是真的，你现在的影响力完全够大了。”
这番话，可以说是国内顶尖专家站在行业高度，对我个人能力、行业地位和真实影响力最客观、最真实的评价。
后来，因为未能继续在武警广东总医院担任心理科室主任，我一时完全找不到方向。于是，我萌生了读博的想法。
其实，早在2006年，我就考过一次博士，笔试成绩位列第一，但因为导师觉得我是“狂妄之徒”，最终未能通过面试。
当时的复试名单
在我看来，国内精神医学界，只有陆林教授能当我的博导。于是我向他提出了读博的请求。陆林教授当时欣然应允。
但世事难料。离开武警广东总医院后，我前往山东济南，开启了第二次创业。那个时候，我连生存都成问题，读博的事自然无从谈起。
最终，我放了陆林教授的鸽子。
这也是我后来与陆林教授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责任，完全在我自己。
即便无法去读博，我也应该主动向陆林教授说明情况。但那时，我觉得自己混得不好，羞于开口，便没有如实相告。
陆林教授对我有过很多帮助。不仅是答应我读博，在我离开武警广东总医院后，他还介绍人帮我们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但因为我的失信，加上中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如今我已经与陆林教授和时杰教授完全断了联系。
02、2016年，我们一起接受了《科技日报》采访
虽然后来我与陆林教授完全没有私下联系，但我们在成瘾医学领域，仍有交集。
成瘾医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在成瘾治疗过程中，身体的瘾相对容易消除——比如借助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就能让患者摆脱生理依赖。
但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心瘾。
倘若心瘾不去除，结果就像打地鼠一样：临床医生消除了患者的某个成瘾行为，一段时间后，因为心瘾仍在，患者还是会复发，或者染上其他成瘾行为。
陆林教授团队发现病理性情绪记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药物成瘾、焦虑抑郁等密切相关。
2012年，陆林教授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提出了基于条件性线索的“记忆唤起—消退”范式；2015年，陆林教授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非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能更彻底地抹除病理性情绪记忆。
陆林教授的成果，充分说明了心瘾是可以消除的。这对于当时国内外的成瘾医学领域而言，完全是石破天惊的发现，破除了相关领域知识分子对“心瘾无法消除”的迷思。
而我在第二次创业的临床实践中，也颠覆性地发现：心瘾背后，原来有叠加性心理创伤。
我是首个提出该颠覆性临床发现的临床医生，并且在临床实践中，真正帮助患者消除了心瘾。
因此，2016年国际禁毒日，我和陆林教授一起接受了《科技日报》的采访。
科技日报报道的部分截图
他介绍了自己的实验成果，我则分享临床治疗的实践思路，帮助成瘾者真正地解决问题、走向康复。
其实，我在临床实践中还发现，心瘾不只是陆林教授提出的病理性情绪记忆，也就是极端正性情绪；还包含患者对于成瘾药物或成瘾行为存在的错误认知，以及发生成瘾行为、服用成瘾药物时的场景画面与躯体感受。
所以，如果想真正治愈成瘾患者，仅仅抹平他们的病理性情绪记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修复相应的心理创伤，比如错误的认知。
03、努力的方向，比努力的程度更重要！
今天在这里重提我与陆林教授的交往，我更多是想强调一件事：在精神心理领域，找对努力的方向，比努力本身更重要。
精神心理领域的从业人员，只有看到精神心理问题的真正根源——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但当下国内主流的精神医学界，不仅没有认识到内隐记忆层面的极端重要性，甚至还在盲目跟跑美国同行。
他们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费曼所说的“草包族科学”：只会复制粘贴，却没有自己的真正的思考！
国内精神医学界一味地以美国精神医学界马首是瞻，却看不清真正的努力方向在哪里。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C-PTSD（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至今未在国内临床实践中真正落地！
美国最新版的DSM-5-TR（《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修订版）至今没有承认C-PTSD。
所以，即便世界卫生组织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早已将C-PTSD写入，并已于2022年生效，但这一诊断在国内的临床实践中，依然没有真正落地。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见过太多患者，明明符合C-PTSD的诊断，却被贴上了双相障碍或者难治性抑郁症的标签。很多患者和家属因此陷入没有必要的恐惧。
所以，我多次向国内精神医学界呼吁：在临床实践中落地C-PTSD诊断，刻不容缓！
同样，陆林教授虽然贵为国内院士，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访问学者，但他同样没能打破自己的思维框架，看到内隐记忆的极端重要性。
他主编了《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但这部国内权威著作，依然未能真正深入思考，去发掘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的真正根源。
《沈渔邨精神病学》第 6 版书籍图片
国内精神医学界尚且如此，国内的心理学界更不必说。他们同样以西方同行为榜样，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也就是只能跟来访者讨论、复盘他们想得起来的记忆，这十分低效！
我个人非常尊重陆林教授，也非常感激他对我的帮助。
但今天，我在这里要强调：国内的精神医学界，一定要看到解决精神心理问题的真正方向，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
唯有如此，才能不负患者和家属的期待，不负这片土地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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