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能进这几个厂的大连人，整条街都得高看一眼

老大连人凑在一块儿唠家常，三句话绕不开 “进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营大厂就是城市里的小社会，能穿上一身别着厂徽的工作服走在街上，比现在穿名牌还有面儿。那几座响当当的厂子，是当年年轻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去处，装着半座城的烟火气，也藏着一代人从滚烫到落寞的青春。

老一辈人嘴里的 “大化”，是大连化学工业公司，更早的时候叫碱厂，是中国化工行业的老底子。当年大化的福利在全市出了名的厚实，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澡堂甚至露天电影院，一人进厂，全家都跟着沾光。劳保用品发得勤，肥皂、毛巾、粗布手套攒得多，旁系亲戚都能跟着分着用；逢年过节分的豆油、带鱼、精白面，够一家子吃小半个月。

那时候有人宁可放弃街道办的清闲差事，也要托三层关系进大化，就图个 “一辈子旱涝保收”。很少有人记得，大化厂区早年跑过窄轨小火车，不光运原煤和碱渣，赶巧了工人上下班也能蹭一段，冬天铁皮车厢漏风，大伙就挤在一块儿唠嗑，哈气蒙了玻璃窗，就用手指在上面画小人，晃悠悠的车轮声里，全是踏实到发烫的日子。

再就是 “大重”，大连重型机器厂，是东北重工行业的老大哥。当年厂里的八级工，工资比车间主任还高，手里的手艺就是金招牌，外单位来挖人，开双倍工资都请不动。

八十年代厂里搞技术比武，焊工大比拼的头奖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比赛那天全厂人都围在车间门口看，蓝白色的焊花溅起来的时候，比过年放烟花还热闹。

有个老钳工，手里的活细到能给钟表调零件，徒弟车错一道丝扣，手里的扳手轻轻就敲在手背上，可过年的时候，准把徒弟叫到家里吃酸菜馅饺子，酒盅一端，说手艺要守，人心更要守。鲜有人知的是，大重当年在全市国营厂里头一个搞起了浮动计件，干得多拿得多，那时候别的厂工人拿死工资，大重的师傅们月底领工资，腰杆都挺得格外直。

还有本地人常说的 “大纺”，大连纺织厂，厂区里大半是女工，当年大纺的姑娘是出了名的抢手，手巧心细，工作还稳当。挡车工三班倒，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对着耳朵喊都听不清，大伙就靠手势交流，一天下来走的路能绕厂区两三圈，下班的时候耳朵里还嗡嗡作响。

可只要走到厂门口，买一块烤得焦香的地瓜揣在棉袄怀里，凉透的身子一下子就暖过来了。那时候厂里每月发碎布头、线团，巧手的女工拿回家，给孩子拼小褂、做鞋垫，一家子的穿戴都不用愁。当年大纺有个全女工的 “织女班”，产量比男工班还高出一截，厂长亲自给每个人戴大红花，照片贴在厂门口宣传栏里，整整挂了八个月，路过的人都要停下来瞅两眼。

最后不能不提大连机床厂，当年全国机床行业的头一份，“大连机床” 四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全国各地的厂子都来买设备、派学徒。那时候进机床厂技校，比考中专还难，毕业包分配，进厂先当三年学徒，师傅带徒弟，传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

徒弟车废了工件，师傅拿起卡尺就敲手心，可徒弟家里有难处，师傅第一个掏钱帮忙。那时候的小年轻，进厂第一件事就是把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领口翻得整整齐齐，上下班骑着二八大杠，厂徽别在胸口，抬头挺胸的。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厂里有个普通车工，自己琢磨出个小改装，让车床效率翻了快一倍，全国同行都来取经学习，可他的名字，除了车间里的老伙计，没人记得住。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没人想到风说变就变。九十年代中后期，市场转了向，老厂子设备旧了、订单少了，先是减产轮岗，后来工资都发得不利索。厂门口的公告栏，从前贴的都是表彰喜报、劳动通知，后来慢慢贴上了分流方案、买断工龄的告示。

一群人围着看，没人吵，也没人闹，就那么静静地瞅着，末了叹口气，搓搓沾着机油的手走开。有人干了整整二十八年，拿着几万块钱的买断费走出厂门，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回头望了望漆皮剥落的厂牌，眼泪砸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那些当年从厂里出来的人，各奔了东西。有的跟着老乡去了南方打工，凭着一手好手艺在私企里当技术骨干，工资比当年翻了好几倍，可每次回老家路过老厂区，都要停下来站一会儿，说还是怀念当年车间里天车响的动静，热闹，踏实。

有的开了小饭馆、摆了地摊，起早贪黑地讨生活，碰见老同事，还能唠半天当年厂里的旧事，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还有的熬到了退休，每天绕着老厂区散步，看着旧厂房拆了盖新楼，墙根的荒草长了一茬又一茬，就摆摆手说，厂子没了，可咱们这代人的日子，还得接着过。

如今再走过那些老厂区，有的改成了文创园，锈迹斑斑的旧机床摆在院子里当摆设；有的盖成了居民楼，楼下的菜市场吵吵嚷嚷。年轻的孩子不知道这里曾经机器轰鸣，不知道厂院里曾经有澡堂、有食堂、有放露天电影的广场。可老大连人都记得，那些铁屑飞溅的日子，那些三班倒的晨昏，那些托关系想进厂的年月，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一座城市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