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初，无锡一间并不起眼的屋子里，许世友、尤太忠和肖永银围坐在一起。屋外局势紧张，屋内也没有寒暄太久。许世友只说了一句：“抓部队，要把部队稳住。”说完便沉默下来。
肖永银听得明白，这次见面绝不只是谈部队。许世友一向说话直接，若真有要紧事，往往不会把话一口气说透，而是先把环境看清，把人的态度看清。
过了一会儿，许世友像是随口一提：“陶勇的孩子在街上流浪，怎么办呀？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语气平淡，分量却很重。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陶勇在上海去世。关于他的死因，当时引起很大震动。陈毅、粟裕等熟悉陶勇的老战友，都难以接受“自杀”这一说法。许世友同样十分悲愤，曾表示一定要查清事情原委。
陶勇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领，许世友、尤太忠也与他有深厚的革命交情。三人都经历过红军时期的艰苦岁月，后来又在南京军区共事。这样的关系，不是普通同僚可比。
陶勇去世后，遗属处境迅速恶化。其妻朱岚承担着照料三个孩子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压力下，她也于同年被关押，后来不幸去世。父母相继离开，三个孩子失去了基本依靠，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真正让许世友难受的，恐怕不只是陶勇的离去，还有孩子们无人敢管的处境。那是一个人人自保的时期，收留他们，意味着可能惹来麻烦；袖手旁观，几个孩子又很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尤太忠于是给肖永银打了电话，话说得很绕：“老肖，最近怎么样？有时间到无锡来坐坐吧。”
肖永银当时事务缠身，本想推辞。转念一想，许世友正在无锡，这通电话或许另有原因，便答应立即赶过去。
见面之后，许世友没有马上提孩子，只反复强调要稳住部队。肖永银没有追问，等到话题松下来，许世友才把那件事轻轻带出。对老将领而言，这种“漫不经心”往往是最郑重的托付。
肖永银没有犹豫，只回了一句：“当然要收。”
方案很快定下：由尤太忠设法把三个孩子送到南京，再由肖永银安排进装甲兵部队。孩子们抵达时，衣着破旧，神情拘谨。肖永银见到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摸摸孩子的头，说：“孩子们，当兵吧。”
这句话并非真要他们立刻承担军人的职责，而是先给他们一个能吃饭、能睡觉、有人照看的地方。军营在那个年代纪律严格，却也有一条实在的好处：只要进了门，便不会轻易被丢下。
消息传开后，一些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老将领，也把子女托付过来。肖永银没有逐个盘问出身，更没有把困难推回去。他曾交代，只要是军队或地方干部的子弟，家庭确实困难，就尽量收下。
装甲兵部队里很快多了不少年龄偏小的孩子。严格说，他们并不符合正常征兵条件，部队这样做，已经超出了常规编制。有人发现后提出意见，事情随即上报。
周恩来办公室曾向南京军区了解情况。肖永银接到询问时，没有遮掩，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把收留孩子的经过讲清楚，又说：“总理，他们是后代哟。”
这句话很朴素，却点明了问题的核心：这些孩子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却因为父母遭遇而失去生活保障。对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军人来说，不能眼看着烈士和老战友的孩子受苦。
不久，装甲兵部队又接到要求：对这些人员进行检查，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退回。参谋长很为难，提醒肖永银，有些孩子年龄太小，即便训练也很难达到标准。
肖永银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念着：“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清退。”念着念着，他停了下来：“那就把他们都训练合格，不就行了？”
随后，部队整理出一份训练报告，写明人员数量、训练时间和考核结果。报告按照部队文件的格式办理，内容完整，手续周全。那些孩子因此继续留在军营，至少有了稳定的生活。
这件事后来并没有被大张旗鼓地宣扬。许世友从无锡回到南京后，听说肖永银顶住压力收留孩子，见面时拍了拍他的胳膊。肖永银半开玩笑地说：“许司令，你再不回来，我就顶不住了。”
许世友笑着回答：“你顶，就顶住了嘛。”
话不多，意思却很清楚。那段岁月里，能够替老战友护住几个孩子，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实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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