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里有个老光棍，49岁，爹妈都不在了

他腊月十二那天回来，班车在村口停下，他拎着一个编织袋走下来，袋子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旧胶鞋。村里人看见他就知道，天要冷了。

他叫周德厚，四十九岁，属兔的，爹是前年冬天走的，娘走得更早，隔了七年。家里就剩他一个。那三间瓦房是他爹手上盖的，房顶前年换过几片瓦，是他自己爬上去换的，村里人说他胆子大，也不找人帮忙。

他每年出去打七个月工。具体是哪些月份，我也说不准，反正过了正月十五他就走，到了天冷就回来。他在外面干什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他在南边的工地上看料，有人说他在物流园里分拣东西，还有人说他在一个厂里给纸箱打包，晚上就睡在仓库角落。他自己从来不说，别人问，他就说“干活呗”。

有一回我在村口碰见他，问他在外面累不累。他说：“累啥，干惯了。”就这四个字，再问就不说了。

他爹在的时候，他还往家里寄点钱，他爹走了以后，他连钱也不寄了，因为没人收。他有个姐姐，嫁到外省去了，好几年回来一趟，回来也不进他家门，就在村东头小卖部门口站一会儿，跟人说两句话就走。有人说她跟周德厚为了老宅的事闹过，也有人说没有，就是走得不近。我没问过。

他回来以后的日子，简单得很。早上睡到自然醒，醒了也不起来，在床上躺着，躺到饿了才下地。灶上烧一锅水，煮把挂面，有时候卧个鸡蛋，有时候不卧。吃完了，把碗泡在盆里，拎着鱼竿就出门了。

他钓鱼的地方在村西那条河的下游，一个拐弯处，水不急，岸边有棵歪脖子柳树。他在树底下放了个小马扎，是他自己用旧木板钉的，三条腿，坐上去咯吱响。他一坐就是一下午。钓上来的鱼，大的拿回来，小的扔回去。拿回来的鱼也不好好做，刮了鳞，掏了肚子，扔锅里煮，放点盐，放两片姜，连葱都懒得切。

他不抽烟，不喝酒。村里人红白喜事，他去帮忙，人家递烟，他摆手，说不会。人家倒酒，他拿手盖住杯子，说喝不了。时间长了，办席的人家就不给他备烟酒了，他也不挑，照样帮着搬桌子、端盘子、刷碗。刷碗的时候比谁都仔细，碗沿碗底都用指甲刮一遍。

有人背后说他，一个人过成那样，图什么。也有人羡慕他，说他是全村最自在的人，不用伺候谁，也不用看谁脸色。

我跟他算不上多熟，但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玉米收晚了，赶上下雨，我一个人在地里掰棒子，他扛着铁锹从地头路过，看见我，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过来帮我掰。掰了大概有两垄，天就黑透了。他掰玉米的动作不快，也不说话，掰一个往身后筐里一扔，扔得挺准。

干完了，我说去家里吃饭，他摆摆手，说“回了”。就走了。

后来我给他送过一回饺子，韭菜鸡蛋的，我媳妇包的。他接过去，说了句“搁这儿吧”，就放在灶台上，也没说谢谢。第二天我路过他家门口，看见那个碗刷干净了，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碗是倒扣着的，底下压着一片树叶。

他回来以后，很少跟人走动。但也有例外。

村东头有个老赵头，七十三了，腿脚还行，就是耳朵背。老赵头每天下午也去河边，不下竿，就坐着看。他跟周德厚两个人，隔个三五米，一个钓鱼，一个看，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到天快黑的时候，老赵头先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一句“回了啊”，周德厚嗯一声。第二天还是这样。

有一年腊月，天特别冷，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周德厚还是去，拿石头把冰砸开一块，把钩放下去。老赵头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周德厚收了竿，绕到老赵头家去看，门从里面插着，敲了半天没人应。他翻墙进去的，老赵头躺在炕上，烧得迷迷糊糊，炕凉了都没人烧。周德厚烧了炕，熬了粥，又去村医务室叫了人。大夫来看了看，说亏得发现得早。

老赵头好了以后，逢人就说周德厚救了他一命。周德厚听见了，也不接话，还是去钓鱼，老赵头还是去看。两个人还是隔三五米，还是半天不说话。

这事在村里传了一阵。有人说周德厚心善，有人说他是顺手。也有人说，他自己一个人过，知道一个人过的难处。

他姐姐那年过年回来了。是腊月二十七回来的，带着她儿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染着黄头发，耳朵上戴着个耳钉。姐姐进了周德厚的院子，站在院里看了看，说：“这房子漏雨了吧，西墙那道印子。”周德厚说：“不漏。”姐姐说：“我出点钱，你修修。”周德厚说：“不用。”姐姐说：“你一个人住，好歹弄像样点。”周德厚说：“住着挺好。”

姐姐待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走了。走的时候，把一兜子水果放在灶台上，有苹果有橘子，塑料袋上还印着超市的名字。周德厚把那兜水果拎到老赵头家去了，说“你吃”。老赵头说“你姐给你的”，他说“我不爱吃这些”。

开春以后，他又走了。走的那天我正好去地里，看见他背着一个包，还是那个编织袋，从村口那条土路上往外走。他走得不快，也不回头。

他走了以后，村里人偶尔会提起他。有人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来一个人去。有人说，其实这样也挺好，不拖累谁，也不被谁拖累。也有人说，等他老了干不动了，看他怎么办。

去年秋天，他回来的比往年早，九月二十几号就到了家。有人说他是腰不行了，在工地上扭了一下，歇了半个月，老板让他先回来。他自己不说，别人问，他就说“今年活少”。

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去河边了。歪脖子柳树还在，水还是那个水。他坐在马扎上，一坐就是一下午。那天他没钓到鱼，收竿的时候，把鱼线缠好，把马扎折起来，夹在胳肢窝底下，慢慢往回走。

路过我家门口，我问他：“今年不出去了？”

他说：“再说。”

这是他头一回说“再说”。以前他都说“过完年就走”。

第二天，他还是那个点出门，还是那个点回来。第三天也是。第四天也是。

村里人开始议论，说周德厚这回怕是不出去了。有人替他发愁，说他才四十九，不出去挣点，以后怎么办。也有人替他松口气，说这把年纪了，该歇歇了。

我那天去他家借扳手，他正在灶上煮面。锅里水开了，他把挂面掰成两截扔进去，拿筷子搅了搅。灶台边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水剩了半缸，缸壁上有一圈茶垢。

我把扳手拿走了，他没问我干什么用。

出了院子，我回头看了一眼。三间瓦房，两扇窗户，一扇开着，一扇关着。窗台上摆着一个空罐头瓶，瓶里插着两根干了的柳条，是春天那会儿插的，不知道活没活。

天快黑了，他屋里的灯还没亮。灶房那扇小窗透出一点火光，是灶膛里的火映出来的，一闪一闪的。他在里面下面条，面条在锅里翻滚，他拿筷子搅一下，再搅一下。

村西那条河还在流，歪脖子柳树的叶子快掉光了。明天要是天好，他大概还会去。

老赵头前天在村口跟人说，周德厚这个人啊，你说他可怜吧，他自己不觉得。你说他自在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老赵头说这话的时候，拿手揉了揉膝盖，又补了一句，说不上来。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他一年出去七个月，挣的那点钱，除了吃喝，还能剩什么。他回来就往河边一坐，一天一天地坐，到底是在等鱼上钩，还是在等别的什么。

你们村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一个人过，不跟谁近，也不跟谁远。你们觉得他这样过，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