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埠埔上村这座“三壁联”，关埠人的骄傲！

在关埠镇埔上村有一个叫作“光德里”的华侨住宅很少有人知道它，并且当地人叫它作“三壁联”。

其中有一个祠堂叫作光祥祖祠，在它的两边分别建有两栋“四点金”的风格的潮汕民居建筑——仁和居和祥和居，前面是一幅宽敞的大红砖阳埕，后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光祥祖祠后面的墙上有一块刻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的《黄氏祠堂记》石碑虽然经过了将近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但是上面的文字依然很湿润厚重。

此碑是潮阳县直浦都厦林乡埔上村籍(今汕头潮阳区关埠镇埔上村)侨胞黄谅如为纪念先辈所立，由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榜眼朱汝珍手书。

它就如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潮汕商人和家族记忆的大门：既有迁徙和坚守的家庭历史，也有扎根于故乡、心系祖国的情怀。

到了2026年的时候就是辛亥革命一百一十五周年了，在回顾这次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大变局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广东的大地上有这样一些人默默地为国家输送着力量。

光德里这块石头上的文字是潮汕人参加辛亥革命时留下的最安静但是最有力量的证据。碑文开头就提到：“我的父亲叫黄光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出海的想法，去到暹罗做生意了。”

“清朝末年政局混乱、外国侵略者入侵”，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南洋去谋生，“下南洋”成了很多潮汕人的生存方式之一，黄光祥也是怀着这样的初心去到了暹罗（今泰国）。

想要在国外打出一片天地来，保证家里人的安定生活的同时，也希望给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裕家富国”的初衷就是最早的潮汕商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但是由于命运不公，他在暹罗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赍志而亡”，留下了谅清、谅初和谅如三个儿子以及惜留、惜来、惜望这三个姐妹给妻子李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碑文中说，“家族兴盛之时就应当重视自己的事业不能荒废。”这是对前面内容的一种补充，并没有遮蔽掉黄光祥的想法，这种想法之后就成为孩子在国外和家乡之间来回奔波的精神力量了。

对于支撑起整个家族的母亲来说，“先妣李孀”这几个字里都带着尊敬的意思：住在艰苦的地方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并且抚养教育着自己的孩子，“非常辛苦”。”

当时一位寡妇一个人养活了六个孩子，在保证自己生活的同时还要保护好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的艰辛可以想象得到。

“虽然出生在外邦但是依然坚持着中华礼仪”的李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用仁爱之心来鼓励自己的弟弟妹妹们。

这种坚持，使黄家的孩子们一直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哥哥黄谅清留在家乡管理家务、守护家业；弟弟黄谅初和黄谅如到国外去创业发展事业。

后来兄弟二人“薄有所储，可以为国家和社会所用”，黄谅如在碑文中说这是因为他们“仰承慈训”的缘故。“李家教育子女的标准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

在厦林黄氏子孙里面，黄谅初所作的贡献最大，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在暹罗（现在的泰国），华人的孩子上学很困难，“暹京学校就像凤毛麟角一样”。

黄谅初知道如果让华侨在外国生根发芽的话，下一代就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基础了，所以“联合华侨创办了新的民族学校，并承担起筹款的责任”。

之后担任了全潮公立培英学校的总督一职，在此期间积极扩大学校的规模，使海外子女能够感受到家乡的气息。

除了兴学，黄谅初还主动化解侨社纷争:彼时"华侨中有私派，勇于私斗，同种相残"，他"见义勇为斥资钜万"，奔走调解，最终"此风一时赖以平息，为暹政府所赞许，华侨亦到今称之"。

在践行家国大义方面，黄谅初的行为更是值得敬佩。

比调解侨纷、兴办华校更勇敢的是，这位从潮阳区关埠镇厦林乡埔上村走出去的厦林黄氏子弟，用他27岁起在暹罗火砻里的那盏灯，照亮了潮汕侨商参与辛亥革命的来路。

在暹罗，黄谅初办“万和隆火砻”做买米碾米出米卖米的大米一条龙生意，在曼谷耀华力唐人街开“合得利当铺”理侨民钱银周转，设“耀华力药行”卖中西药品，又涉足耀华力商贸连锁百货店。

也正因万和隆能通汇、火砻的米船能带货，革命刊物、筹款传单、起义经费，才经他的商号暗线转去南洋各埠。

1905年同盟会一立，27岁的厦林后生就在万和隆火砻里跟萧佛成、云竹亭谈"驱除鞑虏"了;1906年串侨贤、通暗线，把同盟会刊物、筹款单转去南洋各埠。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他已开始为革命捐款。这一年他才二十九岁，却已是暹罗潮侨中支持革命的骨干力量。

1908年，清廷侦知孙中山赴暹罗宣传民主革命，即通过驻曼谷领事向暹罗政府施压，要求驱逐"乱党"、查封革命报刊。

孙中山被迫化名"杜南"秘密入境，行踪极度隐秘。彼时暹罗华侨中稍有头脸的商号，无人敢公开收留，一旦被清廷盯上，商号查封、家族株连。

黄谅初却不顾个人及家族安危，将孙中山安置于自家寓中，其更是毅然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暹罗支部骨干，此时距他首次在火砻里谈"驱除鞑虏"已过去三年，他早已不是被启蒙的旁观者，而是革命在暹罗的前置节点。

此后，他以厚爱宗邦的热忱，为革命奔走不息:从潮州黄冈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再到后来的北伐统中国，所需巨额经费，他既带头捐献，又奔走募集。可惜"天不假年"，黄谅初英年早逝时，"政府钜公无不震悼"。

孙中山先生更是亲撰挽词以寄哀思:"君性豪义，党国致力。海外奔走，甘载不息。慷慨输将，克尽天职。

急公兴学，舍名务实，天不永年，我悲曷极。悼而表之，以为矜式。"这篇挽词字字恳切，印证了黄谅初在革命事业与侨社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足见其贡献之卓、影响之深。

作为潮汕侨商投身辛亥革命的代表性人物，黄谅初让孙中山那句"华侨乃革命之母"里，有了我们潮汕人的鲜活注脚。

辛亥革命115周年之际，让我们来知道：在武昌的起义中，有我们潮汕人拨出去的银元，到了民国时期，有我们关埠厦林黄氏子弟垫进去的脊梁。

这份未竟的家国志，由弟弟黄谅如以建祠立碑的方式延续，黄谅如在碑记里谦虚地说自己对于国家和社会没有什么贡献，

对先人实多渐德"，却秉持"报本"之心，依"爰本朱子家礼所载之义，建立黄氏宗祠"。

他说出对于“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生事死葬、未及悉从”的愧疚之情和对“丁口日益增长、应该考虑一下用水源树木来调节”的思考之后，修建祠堂就成为了一种必须的行为了。

在祠堂中供奉着光祥公和李氏神主，每年的节庆时候，会举行祭祀仪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把黄谅初也一起纳入进来，是因为二哥已经成为了家族的精神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中。

并且还计划着“将来长兄谅清与谅如百年之后也会加入进来”，希望祖先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表示出“终古永怀”、“万世翕和”的意思。

这栋祠堂并不是冷冰冰的房子，而是一个把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的东西，黄谅用香火作为媒介，“裕家富国”的初衷、“崇尚礼教”的家族风气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了。

碑记结尾处有“谅如谨识朱汝珍拜书”，给这块石头增加了文化厚度，虽然朱汝珍是广东清溪人，但是由于和潮汕士绅群体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对于家乡人坚守传统道德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其楷书端正大气、功力深厚，在使碑文具有了史学和艺术双重属性的同时也用“清末科举榜眼”的身份来体现出来，很好地契合了碑文所表达出的对中华礼教的推崇之情。

这就把厦林黄氏家族的小家庭史和潮汕侨文化的、中华传统文脉的大历史联系在一起了，石碑就成为了这两种文化相交的地方。

“光德里”的华侨住宅，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依然十分牢固，在光祥祖祠里有一块记载着《黄氏祠堂记》的石碑也在那里静静地站立着。

这通石碑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文物了，在这里它成为了潮汕侨胞的精神标志。

辛亥革命一百一十五周年之后，在榕江边上遥想当年，“黄谅初”这个名字使我们想起，在国外赚钱的同时也在国内修建了祠堂，在国家成立的时候掏出了真金白银、押上了身家性命。

厦林黄氏出了这样的子弟，这是关埠人之骄傲、是潮阳人之豪气、也是整个潮汕人的自豪。

它镌刻着"下南洋"的艰辛，凝聚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闪耀着跨越近百年的家国深情，更为当下续写侨文化篇章、凝聚家国认同提供了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