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上海人,有三个兄弟姐妹,父亲还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其实小时候条件很不错的,父亲当年也是一心想把我们几个人培养成大学生,可计划赶不上变化,特殊时期父亲受到了冲击,我想我还是赶紧报名走吧,要不然后面指不定给我分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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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在1969年2月下乡插队到嘉山县张八岭公社,刚到农村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习惯,毕竟在城里的时候压根没干过农活,刚到的时候吃不习惯,睡不习惯。扁担也不会挑,每次挑总会撒半桶,插秧就更别提了,因为要朝后退,经常是一屁股坐在水里面的,晚上还要拔秧,相比于之前真的觉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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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已经来了,也回不去了,只能咬紧牙根坚持着,好在那时候的农村人都很热亲,觉得我们这些城里娃不容易,经常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教我们,日子久了,慢慢也就熟练了,我还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那时候都挣公分,刚开始的时候挣五个工分,一年后就能挣七八个工分了。
02
我当时在农村表现很好,贫下中农们都很喜欢我,也认可我,后来我还成为了生产队的铁姑娘队队长,每次有去招工的,他们都会推荐我,可由于我父亲的身份问题没解决,报到到县里政审都不合格,我也只能继续在农村熬着,原以为就一直在农村待下去了,可没想到在农村待了快8年的时候,我竟然被招工招上了,那时候啥也不想,就想着赶紧离开农村,招上了就赶紧去,我被上调到明光县政府招待所里面当服务员,可谁也没想到,不到2年是时间就可以大返城了,而我也因为上调错过了这次机会,当时也没觉得怎么反正不管怎样,已经离开了农村了。后来我上调的招待所盖了宾馆楼,我就去管宾馆了,之后还被提升为了客房部经理。此时的我也早已在当地也结婚生子了。
好在1995年的时候有了新的政策,我的女儿可以回上海上学,她回去我也就跟着回去了,可回上海就得自己找工作了,不过我还挺幸运的,找到了居委会的工作,主要负责计生和青少年保护,一直干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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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当年的下乡是算工龄的,这是知青萧云当年替我们争取到的福利,可即使工龄长,退休后我拿的是光明的退休金,涨到现在还不到4000块钱,加上上海给的补贴,也才4000出头,而大批回城的那一批上海知青,如今少说都在五六千,有的都能比我翻一倍多,差异真的很大,可也没办法,这都是命,谁叫自己没赶上大返城呢?
五十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差不多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然可能按照我父母的安排,我有可能上大学,或者跟父亲一样从事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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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年的我正是因为经历了下乡的酸甜苦辣,才能在后面的工作中顶住一切压力,面对生活的苦难从容不迫,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才会更加珍惜如今的不易。
如今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已经过去50多年,我们也基本上都70多岁了,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估计都不会再有人记得我们了吧。所以想那么多干啥,人生不过3万天,已经过去的就不要在想了,苦也好,累也好,都已经过去了,生在什么时代就要接受什么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如今还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知足者长乐,只要身体好好的,多活几年,怎么都够本了。
最后祝愿如今所有健在的知青朋友们多欢愉,常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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