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检讨”的教师们：“羞辱式”问责背后的教育困局

蓝底白字，大屏幕正中央的“耻辱”二字尤为醒目。

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初中班级平均分在15分以下或小学班级平均分在30分以下，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的“耻辱”合影。

相关图片经由网络传播发酵，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台上的其中一位老师是杨鼎的亲人。杨鼎说，那天会议结束后，这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杨鼎知道他这是“气狠了”，为他不平。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县域高中田野调研。她告诉澎湃新闻，上述做法试图通过负向激励倒逼教师提高教育水平，不过是否有效也要看学生的生源结构。雷波县地处大凉山腹地，既是边远山区，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教育基础本就薄弱。

此次事件引发诸多讨论。社交平台上，多地教师称有相似的经历：“开大会作检讨”、“按成绩给老师排队”、“学生考得不好老师就是罪人”……澎湃新闻采访多名教师发现，这起极端事件并非孤例：一些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依然固守“唯分数”的考核方式，公开检讨和“连坐”式问责成了传导压力的手段，教师的尊严不断塌缩，教学离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我们希望探讨，一些教育问题为何根深蒂固，又如何改变。

公开检讨与“连坐”式问责

雷波县与“耻辱”合影的教师中，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她告诉澎湃新闻，有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

作为从业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丰说，这样的会议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她只参加过一次。当时县教体局开的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学校会打考勤，无课的老师必须参加。

贺丰回忆，会前没有通知开会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得在教体局会议室作表态发言，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找个人的主观原因。

发言的老师全程都把眼睛放在稿子上。听了几位老师的表态发言后，贺丰不禁想：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

陈萍曾在西部地区的一所民族村小任教。那时，由于她所在的学校师资不足，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一周要上20节课。然而，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承压的是“质量分析会”。

据她回忆，每次考试后，学校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将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并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陈萍至今还记得7年前的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就像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站在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她印象很深，有一名男老师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

当时，陈萍还是一名入职不久的新老师。看到那名男老师上台做检讨，她心里一方面害怕下次轮到自己，“觉得太丢人了”；另一方面觉得学校的做法“很过分”。在她眼中，老师工作很辛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让老师受到这种羞辱，她很心疼。

后来，陈萍也上台念过两次检讨，她至今仍然有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她感到，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教出快乐的学生呢？”陈萍说。

在简妮任教的湖南某乡镇中学，问责是“连坐”式的。按照她的说法，如果学生没考好，班级所有老师要向校长做检讨、写反思，说出自己的问题。校长会说“只有老师差，才会有差学生”，最后，老师成了学生成绩差的唯一责任人。

每次考试后都有排名，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都要进行评比。简妮说，三年前学校换了一任校长，分了实验班和平行班，她教的是平行班。“分班本身就意味着生源的不平等，但考核标准却是一视同仁的。”她说。

简妮记得，她所在的学校曾有一位50岁的支教老师，在原来的学校是年轻教师的学习对象。来到这所学校后，这位老师第一次因为学生考试成绩差在大会上被公开批评。

学校通过合理方式监测教师教学水平，以帮助提升教学质量。雷望红认为，过度排名和“连坐”式问责的考核制度则会伤及教师自尊。教学成果的好坏，既与教师有关，也与学生的自觉性以及教育生态有关，“板子不能只打到老师身上”。此外，类似做法还可能引发教师“集体卸责”，因为总会有人上台检讨，大家就一起“出丑”好了。

被教学以外的事缠身

轮到值日的时候，简妮的一天，往往是从早上6点40分开始的。学校的“年轻教师”轮流值日，穿上红马甲，早上迎接学生到校，晚上再目送学生们回家。

教学日常中又插入了各式各样的会议。她说，按照学校的规定，一个星期内的固定会议有3次，此外还有各种临时会议。

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昨天开会两个小时，今天开会依然是两个小时，总之开会的内容就是（校长）对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成绩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简妮说，有时是上课时间开会，频繁的会议扰乱了她的教学。每次开完会，她已经没有精力再继续上课，只好让学生自习。

当学校要求班级成绩未达要求的老师写反思检讨时，简妮写的是“我对教育事业无愧于天地良心”。她看到，办公室里有些老师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简妮也提到，学校领导的行为有时会打击教师的自尊心。她有一个同事正在上课，校长觉得这个老师教得不好，于是当着学生的面，让这个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自己去给学生上课。

2020年大学毕业后，李秋成为了一名乡镇中学教师。初入职场的她，向往着接下来的每一堂课。

第一堂“推门课”上，一群校领导在台下旁听。“讲完后他们不说优点，只说缺点。”李秋觉得，这对于刚进职场的她来说，打击有点大。

正式入职之初，李秋只带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后因语文老师紧缺，学校又给她安排了一个班，她一共带两个班。课时量增加后，李秋忙碌了起来。“有时候就是从早忙到晚，上课、守自习、备课，还要处理一些学校的杂事。”

李秋口中的“杂事”是给学生们分发牛奶，这项任务落到她头上，也因为她是年轻教师。全校一共有九个班，三四百人。她要清点牛奶，放进小仓库中。课间操结束后是发放牛奶的时间，她在楼梯口，等各班负责人来领取并签字确认。

另一件“杂事”是定期检查消防瓶，过期的消防瓶需要她拿到政教处更换。李秋觉得，她当教师，是想要教书育人，但进入学校后，她很多时候是在干不相干的活。

后来，李秋离开了这所学校，去了镇上的另一所学校教书。

“控辍保学”背后

据雷波县官网介绍，该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人口30万，其中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61%。2021年，该县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对于这次教师与“耻辱”合影事件，贺丰觉得，学生成绩差的责任并不全在教师。

她提到，县里初中招生本来就已对学生进行了筛选，首先，雷波中学通过测评考试将一批成绩好的学生录走，然后其他学校再划片区招生。在贺丰执教的学校里，被录取的学生又被按照成绩好坏分到不同等级的班。

贺丰说，其所在学校有一个班生源基础较弱，初一时，老师都不愿意去当这个班的班主任，于是就学校安排了一个其他中学的老师来当班主任。她所在学校这次上台的数学和物理老师，都是教那个班的。

为了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学校需要完成“控辍保学”的任务，但不一定能得到家长的支持，“学校就会买东西去学生家里，动员学生来读书”。

贺丰说，对于好不容易被喊回学校读书的学生，老师很难管教，担心他们又不上学了。这种情况下，班上会有学生效仿，学生觉得不管他们怎么调皮，老师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

经济状况影响了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在贺丰眼里，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去读书是因为学校有各种补助。她曾听到有家长问班主任：“老师，我家某某某这个月的补助咋个还没发呢？”而在杨鼎的亲人所在的学校，到了采竹笋的时节，班级里的学生会肉眼可见地减少，因为家长会给学生请假，让学生回家干活。

贺丰感慨：“这样成绩怎么上得去？”在她看来，文科科目稍微好点，老师可以通过要求学生背诵等达到一定成绩，但数学物理等科目就难了。

生源基础、学生差异、学科特点、教学资源、家庭教育等等因素，都会反映在教学成果中，只看平均成绩的评价便显得“一刀切”。雷望红认为，一味以成绩为核心会带来负面效果，很多学生“厌学”就是单一评价所带来的，这是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的脱轨。

被扩大的压力与责任

对成绩的过度重视使压力层层传导。

在简妮任教的这所典型的乡镇初中里，学校的考核制度是校长主导制定的，而校长则要接受教育部门的考核。简妮感到，考核压到老师身上，老师就会“压”学生。她说，有些老师为了要成绩，做出不当行为，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学生。

雷望红的研究主要聚焦县域高中，根据长期的调研观察，他总结说，县中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从考核压力来看，主要是学校对老师提出的指标压力，比如清北数、600分上线数、一本率等；从社会评价压力来看，主要是社会对于教师所带班级及其所带学生的评价。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学业为核心的压力，具体表现为时间投入压力和精神压力。

简妮说，压力和焦虑之下，校领导有时“想一出是一出”，比如突然决定两个星期考一次，然后再排名。简妮觉得这已经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她以语文学科为例，需要花时间积累基础知识，两周考一次的意义不大。

雷望红曾在城乡教育调研中发现，为了抓成绩，各地县乡中学常见的做法是进行时间的“自我剥削”，比如提高考试频次。“‘自我剥削’实际上是县中师生的一种自救，在经济匮乏、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唯有依靠更多的时间投入参与竞争。”雷望红说。

陈萍也提到，在她所在的学校，开学初，任课老师要集体签署成绩达标表，平均分填低了会被要求重填，最后老师们的绩效会跟此表挂钩。在这样的情形下，“唯分数”的倾向被具体转化成硬性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指标。

简妮任教的班里学生一共60多人，按照她的说法，她所在的乡镇初中，学生是被县城和市区学校“筛选”过的，当地有条件的家庭也会把孩子送进城里条件更好的学校，留下来的大多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或是学习基础薄弱的孩子。

雷望红对家校关系的议题有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在她看来，在乡村，家校之间的沟通相对疏离，因家长忙于生计或者外出工作，对学生学业状况、学校生活的关注较少，老师要联系到家长都很难，即使能够联系到，家长也难以配合管理。

简妮任教的班上有很多学生是单亲家庭，比如有个学生的父母离婚了，他和奶奶生活，奶奶告诉他，是他的母亲不要他。有一次在寝室，宿管说了句“你被子都叠不好，你妈妈没有教你吗”，就触发了孩子的自残行为。

平时，简妮会特别关注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对于班上有抑郁症、躁郁症、狂躁症的孩子，她和其他老师经常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还要做家校沟通。简妮说，这些工作很少被看到，更多时候分数是衡量老师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痛苦、老师的付出、家庭的复杂情况，“都不算数”。

面对留守学生来说，父母缺位意味着生活关怀、精神慰藉、社交引导等的缺失，这使他们表现得内向、无助。“有责任感的老师当然会去管。”雷望红说，教师的责任边界就会不断扩大。

有尊严地教书

贺丰说，之前学校领导会私下找班级成绩不好的老师谈话，由于她带的班成绩一直不错，她庆幸自己未被约谈过。

贺丰当初为“跳出农门”选择了教职。作为那个年代农村出身的孩子，对她而言，只要能考上包分配工作的学校就足够幸运。

作为一名乡镇中学教师，简妮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在一个“有尊严、被尊重的环境里，安安心心教书，对学生好，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但她知道，只要“唯分数”的考核机制不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依然失衡，那么“耻辱合影”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简妮说，长期处于“每天面对很多评比”的压力之下，学校很多老师的身体都是“亚健康状态”。她有一个同事，班里考试没考好，内耗了一个学期，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简妮自认从来没把自己的压力传递给学生。她很享受课堂，喜欢学生，也喜欢跟他们交流。她尽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认真改作业、备课，认真上课。

她本来不是师范专业，后来才考的教师编制。简妮认为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就像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生命唤醒另一个生命”。

陈萍记得，刚入职教师时，她年轻气盛，又觉得自己毕竟是笔面成绩第一考进去的，也有一定教学经验，再差也不至于倒数，满腔热血只想带好自己的班。但她最终选择了辞职。

事实上，为规范基础教育，今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提出20条负面清单，其中明确要求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

雷望红说，国家一直都希望改变单一评价体系，但是这套评价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反而越来越被强化。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区之间的教育竞争始终存在，在中小学阶段，分数、比率等数据是最易比较的，其他综合类的活动不易比较；二是社会关注和认同各种数据，对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基于各类数据，且存在着剧场效应，担心不看数据、退出比较之后会被排斥出局。要改善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思维，且需要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

简妮仍然热爱教学事业，她觉得学生的回应和成长让她看到教育的意义。“如果你区别对待他们，不公平地对待他们，你就种下了不公平的种子；如果你给他们爱，他们就像小树一样长大，也会有爱，他们的爱会在长大之后撒下荫凉，会爱每一个路过的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