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建国,今年四十一,在省城做装修工程的包工,手底下带十几个人。
我妈今年六十七,一个人在老家县城住。
我要说的事,是七年前的事,那一年我三十四。
我从头讲。
我爸走得早,是我十岁那年,我爸在厂里出了一次事故。那年我妈三十三。
我妈这人,一辈子没本事,就会一件事——扛。她那时候在县里的一个纺织厂,后来厂子不行了,她自己出来,在街上摆过摊、给人洗过衣服、在餐馆洗过碗。她这个人个子不高,干活是那种从来不含糊的人。
我妈那辈子,最大的一个"漏",是社保。
她年轻的时候那个厂,后来倒了。她那时候不太懂,也没人管,她的那个社保断了有六七年。
后来她出来打零工,那些年她在一个私人厂里做,那个老板给她交过一段,交的是最低的,交了三四年,后来那个老板跑了。
所以到二〇一七年的时候,我妈五十九岁,她去社保局问的时候,人家给她算了一下:她的那个缴费年限,差了一大截。她要是不补,到岁数她也领不了多少。
要补,得补七万二。
那七万二,是二〇一七年的数。
那一年我是什么样的?
我那年三十四,刚在省城接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大一点的活,一个小区的外墙。我那时候手底下有十几个人,我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五六。听上去不少。可那一年我妈住院了——她做了一个胆囊的手术,花了两万多。我儿子那年上小学,我老婆在一家超市上班,一个月三千多。我们家的房贷,还有十几万。
那七万二,是我那时候的全部积蓄加上能借到的那点。
我为什么犹豫?我说实话。
我那年算过账。我算的是:我妈现在五十九,补这七万二,她到六十岁开始领,一个月领一千多。要多少年才能把那七万二领回来?
我算出来,六年。
六年。
我那时候三十四,我妈五十九。
我算完那个数,我心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想法:这钱要是我留着,我可以把它做点别的事。我可以拿来接活,拿来周转。我拿七万二去补社保,那个钱是"扔进去,慢慢往回摸"。
我那个账,算得很清楚。
我犹豫了有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里,我妈打过一个电话。
我妈那个电话打得还是那种"没事我不打"。她那天就是问我"吃饭了没",问我孩子的成绩。她说她那个胆囊复查挺好。
我在电话里问她:"妈,那个社保的事,你问了吗。"
她说:问了。
她说:"人家说要补七万多。"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那种我从小到大听惯了的声音——她在说一个"她自己扛"的事。她接了一句:"我算了,我这个岁数,补那个不划算。"
她说:"我把这个事放下了。你放心。"
我当时在电话这头,站在我们那个工地上。
我把电话挂了。
我那天下午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我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借了两万。
第二天,我回了趟家。
我到家那天是下午。我妈在厨房里做饭。我把那几张存折(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一家一张的)放在桌上。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那几张纸,愣了一下。
我说:"妈,明天我陪你去社保局。"
她说:干什么。
我说:"补。"
她说:"那钱……"
我说:"妈,这个数你别算了。"
我说:"你算的是那个数,是你会不会领回来。"
我说:"我算的不是。"
我说:"我算的是,你六十岁以后,每个月手里有一笔自己的钱,那两个鸡蛋你会买,你那个药你不用跟我要。"
我妈那天站在厨房门口,眼睛就红了。
她说:建国,你那钱……
我说:你别哭,明天去。
第二天我们去了。
补的手续办了整整一个上午。跑了好几个窗口。那个钱,是从我那个卡上划出去的,七万二。
我妈在那个窗口前面坐着的时候,我把一张纸递给她。
那张纸是那个缴费单。她拿着那张单子,看了很长时间。
她看那个单子的时候,手在抖。
我那年三十四,我到现在记得那个窗口上那个字。
七年。
这七年里,我妈的社保是怎么涨的,我没细算。我大概知道:她最开始一个月领一千一百多,一年一年地涨,现在一个月领两千一。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家。
我妈那天不在,她去街上买菜。
她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桌子上。那个手机是那种老年机,屏幕很小。
我坐在那儿,那个手机响了。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银行的那个短信。
短信上写的是(那种余额提醒):您尾号XXXX的账户,进账2168.4元。
我在那个屋子里坐着,看着那条短信。
我没动。
我妈后来回来了,她进了屋,看我在那儿坐着。
她说:你看啥呢。
我说:妈,你那个社保,这个月到账了。
她说:到账了。她说,她每个月这几天到账。她那个手机她不会看,她就每个月去那个银行那个机器上打一下,打完了看着那个纸。
她说:她那个本子上记着呢。
她从那个抽屉里拿出来一个小本子。
那个本子,是她自己订的,用的是那种买菜的记账单的纸。
我翻开。
她从六十三岁开始,每个月一笔:某月某日,领多少。一笔一笔,写了四年。
四年的时间,她那个本子上的数字在往上涨。
我看那个本子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站着,她说了一句。
她说:"建国,你那时候给我补的那个钱,早就回来了。"
我在那个桌子前面坐着。
我看了她一眼。
我那年三十四,我算的是"六年领回来"。
我今年四十一。我妈六十七。
我看着那个本子上那个数字,我心里想的不是那七万二。
我想的是七年前我在工地那个电话。
我那时候在电话上听我妈说"不划算,我放下了"。
"我放下了"。这四个字,是我妈那一辈子的一句典型的话。
她那一辈子,什么都能放下。
她放下的东西里,最好的一样,是"她自己"。
我那天在老家,我坐在那个桌子前面,我偷偷擦了一下眼睛。
我妈在旁边问我一句话。
她说:"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那个辣椒呛了。"
她那天做了几个菜。她做了我爱吃的那个红烧肉。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讲了一件事。
她说,她那几个一块摆摊的老姐妹,有几个现在领不上。她说,她这几个老姐妹里,有一个,前一阵去社保局问了,补那个钱要十几万了,人家就不补了。有一个,现在一个月就领五百多的那个居民养老。
她说:"我那会儿要是没补,我也就是那么个数。"
她说:"我这个月领了两千多。"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非常实在的满足。
我那天吃完饭,我在她那儿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要回省城,她给我装了东西:有她自己腌的咸菜,还有两个塑料袋,里面塞的是那些鸡蛋。
她站在门口,送我上车。
我在车上坐着,我给她的卡上转了两千块钱。
我知道她不会花。她那个人,我给她钱,她会存起来,说要给我儿子。
可我还是转了。
我现在常跟我手底下那些小工说一件事。
他们二十几、三十几,有的一年的钱花得精光。
我说:你们别学我。
我说:我现在回过头看,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不是我接下了哪个活。
是七年前那个上午,我陪我妈去社保局。
我说:那件事我当年算错了。
我说:我算的是"回本"。
我说:我那时候忘了算一件事——我妈领到那笔钱的那个表情。
我说:"那七万二,我扔进去,我换的是她这七年每月的那个本子。"
我说:"那个本子上的字,是我这辈子挣到的最实在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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