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为何要频繁迁都？前后竟然搬了十几次？

商人为何总是搬家

公元前1300年前后，一个疲惫的族群从奄地出发，渡过黄河，向西南方向行进。

队伍中有王室贵族、有工匠、有农人，他们带着家当，驱赶牲畜，走过泥泞的平原。

目的地是一个叫作“殷”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搬迁，竟会终结一个延续数百年的习惯。

商朝频繁迁都，是上古史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将其概括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先商时期从契到成汤八次迁徙，商朝建立后从成汤到盘庚又有五次迁徙。

清代学者孙之騄更进一步指出：“自盘庚至纣，盖复五迁，世不知矣。”

加上此后的若干次调整，商人前后迁都多达十几次。

为什么一个王朝要把首都换来换去？

都城流水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商人到底迁过哪些地方。

先商时期的八次迁徙，可考的仅有六处。

《竹书纪年集证》载：“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复迁于商，相土居商邱，上甲居鄴，而汤居亳。”

这些地名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活动范围集中于豫鲁交界地区。

八次迁都在四百余年间完成，平均每五十余年搬一次家。

商朝建立后，迁徙并未停止。

《竹书纪年》对“后五迁”的记载最为清晰：“仲丁元年，自亳迁于嚣，河亶甲元年，自嚣迁于相，祖乙元年，自相迁于耿。

二年圮于耿，自耿迁于庇，南庚三年，迁于奄。”

嚣、相、耿、庇、奄——五个都城，五次搬迁，全部发生在盘庚之前。

《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与《竹书纪年》略有不同，司马迁写的是“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

隞与嚣、邢与耿，究竟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写法，还是确有歧异，学界至今争论不休。

清代学者陈逢衡考证后认为，邢与耿实为一地，因音近而通用。

分歧的存在本身说明一个事实：商人的迁徙太过频繁，以至于连古代史家都难以完全厘清每一次搬迁的具体细节。

九世之乱：王位争夺下的都城漂移

迁徙最密集的时期，恰好对应着商朝最动荡的年代。

从仲丁到阳甲，九位商王在近百年间轮番登场。

《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九世之乱”。

九世之乱的核心矛盾在于继承制度。

商朝前期实行“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的继承方式，两种制度交替使用，给了王室成员争夺王位的空间。

仲丁死后，弟外壬继位；外壬死后，弟河亶甲继位；河亶甲死后，子祖乙继位；祖乙之后，又是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兄弟、堂兄弟、叔侄之间反复争夺，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一场新的迁都。

迁都在这段时期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

新王即位后迁都，一是为了离开前任的经营地盘，摆脱旧势力的牵制；二是为了在新地点重新配置权力资源，安插自己的亲信。

河亶甲从嚣迁到相，南庚从庇迁到奄，都带有这样的政治考量。

南庚是以沃甲之子的身份继承祖丁之位的，属于旁系入主，迁都可以视为巩固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

九世之乱期间，不仅都城在移动，诸侯也在离心。

据《史记》记载，这一时期“诸侯莫朝”，商王对周边方国的控制力大幅下降。

政治动荡与都城迁徙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水患：史书中最常见的解释

如果说政治斗争是迁都的人为因素，那么黄河水患则是最常被提及的自然因素。

《竹书纪年》中有一个关键细节：祖乙元年迁都于耿，“二年圮于耿”。

圮，意为毁坏、崩塌。

都城刚刚建成，就被河水冲毁，祖乙不得不再次搬迁。

《尚书序》对此的记载是“祖乙圮于耿”，孔安国传解释为“圮于相，迁于耿”，但《竹书纪年》的记载更为具体——耿都被河水冲毁后，祖乙迁到了庇。

历代河患的记载也支持这一说法。

有文献记载：“商仲丁时，河决西亳，乃迁于嚣。”

仲丁时期，黄河在西亳一带决口，迫使商人东迁。

另有学者总结：“按商世五迁，皆因河决，其所迁都，亦始终不离大河南北，故受河患独多。”

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河道摆动频繁，洪水对都城的威胁是持续性的。

商人早期的都城大多建在靠近河流的平地上，便于取水和运输，但也容易遭受水患。

盘庚在《尚书·盘庚》中训诰臣民时，明确提到先王“视民利用迁”，说明迁徙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此处虽然没有直接说“水患”二字，但“殷降大虐，先王不怀”的表述，指向的是某种严重的自然威胁。

不过，水患说也有其缺陷。

并非每一次迁都都能找到水患的直接证据。

仲丁迁嚣、南庚迁奄，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与河水决口有关。

将所有迁都都归因于水患，显然过于简单。

游农与游牧：经济形态的解释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尝试从经济形态的角度解释商人的迁徙习惯。

近代学者傅筑夫提出了“游农说”。

他认为，商代的农业技术还比较原始，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同一块土地连续耕作几年后肥力就会下降，产量递减，不得不换一块新地重新开垦。

翦伯赞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商代农业生产力比较低，经常迁都可能和地力衰耗有关”。

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

商代早期的农业工具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青铜农具极为稀少。

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松软土壤上，这种生产方式是可行的，但对土地肥力的消耗也很快。

一个都城及其周围的耕地，在经过数十年耕作后，确实可能面临地力衰竭的问题。

但“游农说”的争议很大。

考古发现表明，商朝人已经掌握了施肥技术，用粪肥田在当时并非新鲜事。

如果农业技术已经发展到施肥的阶段，那么单纯因为地力耗尽而迁都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

另一种观点是“游牧说”。

近代学者丁山认为，商代早期“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之基础仍为游牧”，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自然迁徙频繁。

郭沫若早年也赞同此说。

但近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商人从先商时期就已经是农业民族，与夏人一样以农耕为主要生计。

殷墟出土的大量农具、粮窖和酒器，都证明商代中晚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

将商人定性为游牧民族，至少对于商朝建立之后的时期来说，是不准确的。

去奢行简：一种道德化的解释

在诸多迁都原因中，“去奢行简”是一种带有道德训诫色彩的说法。

《墨子》中记载，盘庚迁殷后“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意思是他住的房子茅草不修剪、椽子不雕琢，以俭朴的生活方式来纠正贵族中的奢靡之风。

荀悦在《申鉴》中也说“盘庚迁殷，革奢即约”。

这种说法有其历史背景。

九世之乱期间，王室贵族的生活日益奢侈。

《尚书·盘庚》中盘庚训斥臣下“不忧朕心之攸困”，指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安逸，不顾国家的困顿。

迁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起到“重置”的作用——新的都城意味着一切从简，旧的奢华无法带走。

但将“去奢行简”视为迁都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后世儒生的一种理想化解读。

迁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数十万人的转移和大量物资的调配，绝非为了纠正生活作风问题就能发动的。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在解释迁都的原因，不如说是在借迁都之事宣扬节俭治国的理念。

盘庚迁殷：一个转折点

在所有商代迁都事件中，盘庚迁殷是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迁徙。

盘庚是祖丁之子、阳甲之弟。

他继位时，商朝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九世之乱，“诸侯莫朝”，国势衰微。

都城奄地位于今山东曲阜一带，地处黄河南岸。

据《尚书·盘庚》篇记载，盘庚决定迁都时，遭到了臣民的强烈反对。

民众“咨胥皆怨，不欲徙”，贵族们散布流言，抵制搬迁。

盘庚的应对方式兼具说服与强制。

他先后发表了三次训诰，即《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

在上篇中，他指责反对者“不忧朕心之攸困”，警告他们不要散布浮言；在中篇中，他以天命为由说服民众，“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在下篇中，他已经完成迁徙，转而安抚臣民，表示不追究过去反对迁都的人。

迁都的目的地是殷，位于今河南安阳一带。

这个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

从地理上看，殷地西倚太行山，东临华北平原，北有漳水，南有淇水，地势较高，不易受黄河泛滥的影响。

从经济上看，殷地周围的土地适宜农耕，且靠近太行山的铜矿资源。

从军事上看，殷地既可以控制中原腹地，又便于向北方和东方用兵。

《竹书纪年》记载了一个关键信息：“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273年不再迁都，与此前数百年间十几次搬迁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盘庚找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足够优越的地点。

考古的印证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为商代迁都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

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发现的商代都邑性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都城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中期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和安阳洹北商城为代表，晚期则以安阳殷墟为代表。

郑州商城面积达13平方公里，由内城、外城和宫殿区三部分组成，内城墙用黄沙土和粘土分层夯筑，质地坚硬，城墙外侧有城壕环绕。

偃师商城则呈现出较强的对称性，东西城门遥相对应，环绕大城城墙的护城河与城墙之间距离在10米以上。

这些发现证实了商代早期都城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规划水平。

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尤为关键。

郑州商城的功能基本废弃后，商王室将都城迁徙至西北方向二十余公里的地方，小双桥遗址规模至少600万平方米，宫殿宗庙区规模宏大。

这一发现与文献中仲丁迁嚣的记载形成了对应关系。

安阳殷墟的发掘则完全印证了盘庚迁殷的历史事实。

殷墟遗址的遗存从盘庚时期一直延续到帝辛时期，出土了大量甲骨卜辞、青铜器和宫殿基址。

《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盘庚迁殷后“更不徙都”的记载，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洹北商城的发现则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考古的空白。

这座位于安阳殷墟东北方向的城址，年代早于殷墟，可能是盘庚最初迁到安阳地区时所建的都城，后来才转移到洹南的殷墟。

朝歌：最后一个疑案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都城在273年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迁徙。

但关于商朝末年纣王是否迁都朝歌，文献中却有不同的说法。

《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邱，皆为离宫别馆。”

按照这个说法，朝歌并非商朝的都城，而是纣王扩建的离宫别馆。

纣王常驻朝歌，朝歌的政治地位因此上升，但正式的都城仍然是殷。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也说纣王“广大其邑”，将朝歌、邯郸、沙丘等地纳入殷都的范围，作为离宫别馆使用。

朝歌最初是为了防卫东夷而修建的军事基地，在纣王时期被大幅扩建，成为商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不过，也有学者根据其他文献推测，纣王可能确实将都城迁到了朝歌。

有支持帝辛徙都说的学者认为，纣王对朝歌的营建早已开始，迁都可能是在位晚期，目的是为了规避周人从西面形成的军事压力，并借此机会再次对东夷用兵。

这个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但无论纣王是否正式迁都朝歌，朝歌在商朝末年的实际地位都极为重要。

周灭商后，朝歌作为卫国国都延续了四百多年。

没有单一答案的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商代不停地迁都？

翻阅完这些史料后，一个清晰的结论浮现出来——商代的迁都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每一次迁徙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

仲丁迁嚣，可能既有河水决口的直接压力，也有新王即位后重新配置权力的需要。

河亶甲迁相，更多的是九世之乱中王位争夺的产物。

祖乙的经历最为典型：从相迁耿，耿都被河水冲毁，又从耿迁庇，连续两次搬迁中，自然因素和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

南庚迁奄，则明显带有旁系入主后巩固权力的意图。

盘庚迁殷之所以成为转折点，恰恰因为它同时解决了多个问题：殷地地势较高，避开了黄河水患；地处中原腹地，便于控制四方；周边土地肥沃，农业条件优越；远离旧都奄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利于推行新政。

当所有条件都具备时，商人终于停止了搬家。

《尚书》中说商人“不常厥邑”，这句话准确概括了商代前期的状态，却没有解释原因。

原因隐藏在每一次具体迁徙的细节之中——在耿都被洪水冲毁的那个秋天，在南庚从庇地出发的那个清晨，在盘庚面对臣民反对时发表训诰的那个时刻。

殷墟的宫殿基址至今仍矗立在安阳的黄土之下。

那些夯土的台基、青铜的礼器、刻辞的甲骨，见证了一个族群终于安定下来的时刻。

从殷墟往东，黄河依旧在平原上流淌，改道、泛滥、再改道，重复着数千年来从未停止的循环。

只是这一次，商朝人不再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