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摘了卵巢到底是啥感觉？我卵巢全切八年了

我摸到小腹上那道疤的时候，是早上6点47分，天刚蒙蒙亮，窗帘缝里透进来一道灰白的光，照在床头柜那半杯凉透的白开水上。那道疤横着，像一条趴了八年的蜈蚣，不疼，但阴天下雨之前会发痒，痒得人心里发毛。我掀开被子坐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这是我每天早上的第一道动静，比闹钟还准时。床那头的枕头是空的，压出的四个凹印早就平了，我一个人睡这张一米八的床睡了七年零四个月，刚开始觉得宽得慌，现在觉得刚好，翻身不会碰着谁，也不会被谁碰着。

我今年五十三岁，属鼠的，在县城老城区那条卖五金和劳保用品的街上守着一个九平米的小铺子，卖插线板、水龙头、螺丝刀、生料带这些零碎东西。街坊都喊我老宋家的，其实我男人姓周，叫周德顺，开大货车跑长途，一年到头在家住不了四十天。我那个铺子每天早上7点20分开门，晚上6点50分左右关，夏天会拖到7点半，冬天提前到5点40分，看天光。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没什么盼头，也没什么大波澜。

但八年前不是这样的。

八年前我四十五岁，还在城东那家纺织厂做质检，一个月挣两千八百块，三班倒，站得小腿静脉曲张，晚上回家要把腿架在墙上举二十分钟才缓得过来。那年立秋前后，我总觉得肚子胀，裤腰扣不上，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胖了，后来摸到左边小腹有个硬块，按下去不疼，但会滑动。我拖了九天没去医院，因为那阵子厂里赶一批外贸订单，请假要扣全勤奖三百块，我舍不得。后来是我妹妹宋玉华硬拽着我去的，她在社区医院做护士，说话直，站在我家门口骂我：“你那个肚子是装货的箱子啊？塞着个东西还不当回事？”

检查是在县医院做的，B超单子上写着一堆我不认识的术语，什么“囊实性包块”“血流信号丰富”，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大夫，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很慢，她让我把家属叫来。我说家属跑长途不在家，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她说：“你这个情况不太好，双侧卵巢都有问题，左侧那个已经长到快八公分了，需要尽快手术。”

我问她，切了就好了吧？

她没接话，只是说：“先住院，进一步检查。”

我在县医院住了四天，做了CT、抽了七管血、又做了一次阴超。最后那个主治医生，姓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带着点南方口音，他把我妹妹宋玉华叫到办公室谈了快一个钟头。宋玉华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椅子腿有点晃，我一直用脚尖顶着地面让它别摇。宋玉华坐到我旁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她说：“姐，医生说可能是卵巢癌，要全切，子宫也得拿掉。”

我当时脑子里嗡了一下，像有人在我耳朵边上敲了一面锣。但我没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哭，可能是吓懵了。我只问了一句：“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是女人了？”

宋玉华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她说：“姐，命要紧。”

手术安排在住院第七天的早上8点整，第一台。前一天晚上10点以后就不让吃东西了，连水都不让喝。我躺在病床上，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隔壁床是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姓葛，做子宫肌瘤切除，她女儿在给她喂小米粥，粥的香味飘过来，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胃里像有只手在抓。护士来给我备皮，凉飕飕的碘伏棉球擦过肚皮，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形状像一只歪着脖子的鹅。

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是早上7点41分，走廊顶上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我数到第十三盏的时候，麻醉师把一个面罩扣在我脸上，说：“深呼吸，数到十。”

我数到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是下午2点23分，我后来看了病历才知道的。喉咙里插着管子，说不出话，肚子像被人用铁锹拍过一样，钝钝地疼，一阵一阵地往上涌。我动了动手指，摸到肚子上贴着厚厚的纱布，从肚脐眼一直横到左边胯骨，大概有十三厘米长。我妹妹宋玉华坐在床边，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她看见我醒了，赶紧凑过来，说了句：“姐，手术做完了，都切干净了。”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像破风箱漏气，我问她：“切了多少？”

宋玉华顿了一下，说：“全切。卵巢、输卵管、子宫、宫颈，都拿了。”

那一刻我什么感觉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第一反应不是难过，是饿。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泛酸水，我跟我妹妹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是：“有没有吃的，我饿。”

但护士不让吃，说要等排气，放屁了才能喝水。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十一个小时，腿底下垫着枕头，身上插着导尿管和引流管，引流管里流出来的液体是暗红色的，一截一截地往外渗。到了第二天夜里11点08分，我终于放了一个屁，又响又长，我妹妹在旁边笑出了眼泪，赶紧去叫护士，护士端来一杯温水，我用吸管喝了六小口，那六口水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甜的东西。

出院是手术后的第九天，贺医生来查房，他站在我床边，两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他说：“你这个是卵巢癌一期，发现得算早，淋巴没有转移，后续不用化疗，但每三个月要来复查一次。”

他又说：“你还年轻，四十五岁，突然没了卵巢，身体会有反应。会潮热、出汗、心慌、脾气不好，有的人还会关节疼。这些都是正常的，慢慢适应。”

我问他：“那我以后是不是老得特别快？”

贺医生看了我一眼，他说：“衰老是全身的事，不光是卵巢的事。你把命保住了，其他的慢慢来。”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才慢慢咂摸出味道来。

出院那天是周德顺来接的，他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开着一辆借来的面包车。他把我从医院门口背到车上，我趴在他背上，闻到他衣服上那股柴油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把我放好在副驾驶上，自己坐进驾驶座，手扶着方向盘，半天没打火。他盯着前面的挡风玻璃，玻璃上有一道裂纹，从左边一直延伸到中间。他说：“老宋，以后别去厂里了，那个班太累。”

我说：“不去厂里我干什么？你跑车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

他没接话，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没点着，就那么叼着，一路叼到家。

回到家是下午4点21分，太阳斜着从阳台照进来，照在客厅那盆绿萝上，叶子边发黄，我住院这些天没人浇水，土都干得裂了缝。我坐到沙发上，弹簧嘎吱一声，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纱布已经拆了，那道疤结了紫红色的痂，像一条新长出来的肉虫子趴在那里。我伸手摸了摸，手指头有点抖。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热。

不是普通的热，是从胸口猛地往上蹿的一股燥热，像有人在我身体里点了一个炮仗，轰的一下，脸烫耳朵烫脖子烫，汗从头发根里往外冒，把枕头都洇湿了一片。我把被子掀开，脚伸到外面，过了两三分钟，那股热又突然退了，像潮水一样，退得干干净净，紧接着就是冷，冷得我打哆嗦，又把被子裹紧。那一夜我醒了六次，换了两身睡衣，到早上5点19分的时候，我干脆不睡了，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慢慢亮起来。

这就是他们说的潮热。

我在网上查过，说卵巢没了，雌激素就断崖式往下掉，身体一下子适应不了，体温调节中枢就乱套了。但网上也有人说，没有卵巢的女人就不是完整的女人了，会变男人，会长胡子，会声音变粗。我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胡子没长，声音也没变，就是皮肤干得厉害，胳膊上一挠一道白印子，脸上的斑一块一块往外冒，像谁拿烟头在我颧骨上烫了几个印。

但真正难熬的不是这些。

真正难熬的是夜里。

周德顺在家待了十一天又走了，临走那天早上，他站在门口穿鞋，鞋带系了两遍，第一遍系紧了又松开重系。我坐在餐桌前喝粥，粥是小米粥，我煮了又倒掉，因为忘了关火，糊了，锅底结了一层黑痂。他走到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停了几秒，他说：“我跑完这趟就回来，带你去市里的大医院再看看。”

我说：“看什么？都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他没说话，手从我肩膀上拿开，拎起门口的编织袋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他在楼道里叹了口气，那声叹气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天下午3点33分，我一个人在家，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突然觉得下身干得发疼，像有人拿砂纸在里面蹭。我蹲在地上，额头抵着洗手台的边缘，洗手台是白瓷的，凉得我打了个激灵。我想起医生说的“会干涩”，但没人告诉我干涩是这个滋味。我去楼下小超市买了一瓶润滑剂，收银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扫条码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装作在翻钱包，耳朵根烧得厉害。那瓶东西我用了不到三次就扔在抽屉最里面，后来再也没碰过。

和周德顺之间的事，也慢慢变了。

他跑车回来，晚上躺在我旁边，手伸过来搭在我腰上，我就浑身绷紧，像一块晾了太久的抹布，又干又硬。他试过两回，我也配合过两回，但疼得我直冒冷汗，最后他翻身下去，背对着我，说：“睡吧。”从那以后他就很少碰我了。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那一拳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宽，后来他干脆买了张折叠床放在客厅，说跑车太累，怕打呼噜吵我。

我没拦他。

我妹妹宋玉华来看我的时候，带了一袋子黄豆和两罐蜂蜜，说黄豆里有植物雌激素，蜂蜜能润着点。她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眼圈又红了，她说：“姐，你怎么瘦成这样？”

我那时候已经从一百三十斤掉到了一百零七斤，裤腰松了两指，颧骨突出来，眼睛陷进去。我说：“瘦点好，省得减肥。”

宋玉华说：“姐，你跟我说实话，你难受不难受？”

我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难受吗？潮热来的时候像被火烤，关节疼的时候像被人拧着骨头，皮肤干得像树皮，这些是难受。但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比这些更难受。就是我觉得自己空了，肚子里面空荡荡的，好像有人拿勺子把里面挖干净了，只剩一层皮囊裹着骨头。我以前来例假的时候嫌烦，现在不来了，才知道那点血其实是身体在说“你还活着”。现在身体不说了。

宋玉华走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她弯腰系鞋带，我看见她后脑勺有白头发了。她比我小四岁，四十一岁，以前头发又黑又亮，现在也白了。她说：“姐，你别老一个人待着，去公园走走，跟人说说话。”

我说：“知道了。”

但我没去。

我在铺子里待着，每天开门关门，进货卖货，跟买水龙头的顾客说“这个铜芯的耐用”，跟买插线板的说“这个线粗，带得动空调”。日子像一条平缓的河，看着没什么动静，但底下一直在流。

第三年的时候，周德顺出了一趟长途，在高速上追了尾，人没事，但车头撞瘪了，修车花了四千三百块。他把车卖了，回来在城东一个小区找了份保安的活，一个月挣两千二，不跑长途了。他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晚上回来吃饭，吃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打呼噜的声音从客厅传到卧室，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呼噜声，有时候觉得踏实，有时候觉得烦。

他回家的时间多了，我们的话反而少了。以前他跑长途，回来那几天我们还能聊几句路上的事，现在天天见面，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早上我出门他还没醒，晚上我回来他已经吃过了，给我留的饭菜在锅里温着，我端着碗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吃，他在客厅看电视，中间隔着一堵墙。

有一回我半夜潮热醒了，去客厅倒水，看见他折叠床的被子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来给他盖上。他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老宋，你睡不着啊？”

我说：“嗯，热。”

他说：“那你把窗户开开。”

我说：“开了，没用。”

他就不说话了，又睡过去了。我站在客厅里，借着窗外路灯的光，看见他头顶的头发稀了，露出头皮，脸上的肉往下耷拉，嘴角流了一点口水在枕头上。这个人跟了我二十八年，现在我看着他，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第五年的时候，我复查出了点问题。

CA125那个指标，正常应该在三十五以下，我查出来是六十八。贺医生已经退休了，换了个年轻的女大夫姓岑，三十来岁，说话很快，她看着我的报告单，说：“宋阿姨，这个指标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

我做了PET-CT，又抽了五管血，等了七天。那七天我照常开门关门，照常卖货，但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来来回回就一个念头：要是转移了怎么办？

第七天出结果，岑大夫打电话给我，说：“没事，是盆腔有点炎症，不是转移，但以后要密切随访，改成两个月复查一次。”

我挂了电话，站在铺子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太太推着买菜的小车，车轮子卡在路沿上，我过去帮她抬了一下，她跟我说“谢谢”，我说“不谢”。然后我回到铺子里，坐在那张旧藤椅上，突然觉得浑身没劲，像有人把我骨头里的力气全抽走了。我趴在那张堆满螺丝刀和生料带的柜台上，哭了一场。

没出声，就是眼泪往下淌，淌到柜台的玻璃板上，一滴一滴的，我拿袖子擦，越擦越花。哭完了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水是凉的，喝下去胃里一激灵。

那是我切除卵巢后第一次哭。

后来我慢慢琢磨出一些事来。

第一，没了卵巢，身体确实会变。潮热、出汗、关节疼、皮肤干、睡不好，这些我都经历了，最厉害的时候一晚上换三身睡衣，枕头翻四个面。但过了两三年，这些症状慢慢轻了，潮热从一天七八次变成两三次，后来变成几天一次，现在偶尔才来一回，来了我就站着不动，等它过去。

第二，没了卵巢，和老周之间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有那回事，他睡折叠床，我睡大床，各睡各的。但有一回我发烧，三十八度七，他半夜起来给我找药，找不到，骑着电动车去街角那家药店敲门，人家早关门了，他又骑到社区医院，值班的护士给了他一板退烧药。他回来的时候头发上全是雨珠子，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他把药递给我，又去厨房倒水，水太烫，他拿两个杯子来回倒，倒到不烫了才端过来。我吃了药躺下，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没去客厅，就坐在那儿看着我。我说：“你去睡吧。”他说：“我看着你退烧了再走。”

那一夜他没有打呼噜，我迷迷糊糊醒过两回，都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头一点一点的，快睡着又猛地抬起来。

第三，没了卵巢，我并没有变成男人。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圆脸还是那个圆脸，胡子一根没长。我铺子隔壁卖劳保手套的老赵，他媳妇也是卵巢癌，切了五年了，现在每天跳广场舞，嗓门比谁都大。有一回她来我铺子里买插线板，跟我说：“老宋，别听那些人瞎说，什么没了卵巢就不是女人了，我切了五年了，我家老赵还天天黏着我呢。”

我说：“是吗？”

她说：“可不是嘛，关键是自个儿别把自己当病人。你越把自己当病人，别人越把你当病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攥着那个插线板，红色的，线有一米八长，她翻来覆去地看，说：“这个好，线长，我家那个插座在墙角，短的够不着。”

我就笑了。

第六年的时候，我妹妹宋玉华查出了乳腺癌。

发现的时候是三期，腋下淋巴已经有转移了。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时候，声音平静得不像她，她说：“姐，我中招了。”

我拿着电话，站在铺子门口，街上有个卖糖葫芦的经过，红彤彤的山楂串在竹签上，我看了半天，跟宋玉华说：“你来我这儿，姐陪你。”

宋玉华做了全切，左乳整个拿掉了，腋下淋巴扫了十七个，有九个是阳性。她做了六次化疗，头发掉光了，吐得吃不下东西，瘦到九十二斤。我每天去医院看她，给她带小米粥，粥里放一点点红糖，她喝两口就摇头。我坐在她床边，给她擦嘴角，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姐，你当年是不是也这么疼？”

我说：“我没化疗，我不知道。”

她说：“我是说心里。你当年切了卵巢，是不是也觉得天塌了？”

我看着她，她眼睛里的光很弱，像一盏快没油的灯。我说：“天没塌，就是天变了个颜色。”

她笑了，笑得脸上起褶子，她说：“姐，你现在说话跟个哲学家似的。”

我说：“什么哲学家，就是熬过来了。”

宋玉华熬过了六次化疗，又做了二十五次放疗，现在还在吃药，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她头发长出来了，灰白色的，短短的一层，像刚孵出来的小鸡绒毛。她来我铺子里坐，帮我卖货，有人来买水管接头，她比我还熟，张口就是“四分的还是六分的”。她站在柜台后面，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她光秃秃的头顶上，她也不戴帽子，就那么亮着。

去年冬天，周德顺的母亲去世了。

老太太八十七岁，在床上瘫了三年，最后那半个月不吃不喝，喂进去的水从嘴角流出来。周德顺守在他妈床边，九天没怎么合眼，我替了他两夜。第三夜的时候，老太太突然清醒了一会儿，拉着周德顺的手，说：“德顺，你媳妇是个好的，你别亏待她。”

周德顺点着头，眼泪掉在他妈手背上。

老太太又说：“她那个病，遭罪了，你多疼疼她。”

我站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温水，听见这句话，没进去。我靠在门框上，那碗水在我手里晃了一下，洒出来一点，烫在手背上。

老太太是后半夜走的，走的时候周德顺在旁边，我在外屋收拾东西。他出来跟我说：“妈走了。”我说：“嗯。”然后我去厨房烧水，水壶坐在灶上，蓝色的火苗舔着壶底，我看着那个火苗，想起我手术那天早上，手术室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我数到第十三盏。

周德顺他妈走后，他把折叠床收起来了。

那天下午4点21分，他从客厅把那张折叠床搬到阳台上，靠着墙立起来，用一块旧床单盖着。他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说：“老宋，这床放着占地方，以后不睡了。”

我说：“随你。”

那天晚上，他躺在我旁边，两个人中间还是隔着一拳的距离。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糙，掌心的老茧刮着我的手背，有点疼。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们就那么躺着，他的手攥着我的手，攥了大概十几分钟，手心里都攥出了汗。后来他翻了个身，松开了，过了一会儿打起了呼噜。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噜声，觉得那一拳的距离好像窄了一点。

现在是我全切后的第八年。

我五十三岁，还在那个九平米的铺子里卖五金，每天早上7点20分开门，晚上6点50分关门。我的复查从三个月一次改成了半年一次，最近一次查CA125是二十九，岑大夫说：“宋阿姨，挺好的，继续保持。”

我的潮热已经很少了，偶尔来一回，我就站在铺子门口，让风吹一吹，等它过去。我的皮肤还是干，每天抹两遍润肤霜，便宜的那种，铁盒装的，街角那家药店卖的，十二块八。我和周德顺还是各睡各的被子，但他那张折叠床已经在阳台上放了快一年了，落了灰，我没去擦，他也没去收。

上个月，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我铺子里买水龙头，她挑了半天，问我：“大姐，你家水龙头哪种不漏水？”

我给她拿了一个陶瓷阀芯的，铜壳的，沉甸甸的。她接过去看了看，突然说：“大姐，我下个礼拜要去做手术，卵巢上长了个东西，医生说可能全切。我心里慌得很，你说没了卵巢，以后是不是就……”

她没说完，眼圈红了。

我看着她，像看着八年前的自己。我把那个水龙头从她手里拿过来，放在柜台上，我说：“大妹子，你听我说。我全切八年了，我跟你讲讲我这八年是怎么过的。”

我跟她讲了潮热、讲了关节疼、讲了皮肤干、讲了和周德顺那几年的事，也讲了宋玉华、讲了老赵媳妇、讲了老太太临走前说的话。我讲了二十多分钟，她就站在我铺子里，手里攥着那个水龙头，听完之后她问我：“大姐，那你现在觉得，没了卵巢到底是啥感觉？”

我想了想，我看着铺子门口的阳光，那光从街对面那棵老槐树的叶子缝里漏下来，碎碎的，一地亮斑。我说：“感觉就是，天没塌，就是天变了个颜色。那个颜色一开始你不习惯，看久了也就那样。你该吃吃该喝喝，该跟人吵架还跟人吵架，该疼的时候疼，该好受的时候好受。没人能替你过，但你也不是一个人过。”

她走了之后，我坐在藤椅上，藤椅的扶手磨得发亮，那是我这八年天天坐着磨出来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有了老年斑，星星点点的，指甲剪得很短，没涂指甲油，就是干干净净的。我摸了摸小腹上那道疤，还是横着，像一条趴了八年的蜈蚣，不疼了，只是偶尔痒一下。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人身上到底什么才算“女人味”。是那对卵巢吗？是每个月来的那点血吗？是能跟男人做那件事吗？要是这些都没了，我就不是女人了吗？可我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的还是宋玉华她姐，还是周德顺他媳妇，还是那个卖了八年五金的老宋。街上的人喊我“老宋家的”，我答应得脆生生的。

你们身边有没有做过这个手术的人？她们后来过得怎么样？那些觉得“没了卵巢就不是女人”的话，到底是在说身体，还是在说别的什么？我自己是没资格下结论的，我连自己都没完全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