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区委开会到半夜，油灯忽爆灯花，老房东道今夜风不对

史料札记：《玉匣记》占灯花说，灯若无烟，焰左右摆拽不定，主来日有大风。鲁中山里人不看灯，看风。风从哪边来，祸就从哪边来。

第一章 灯芯上的一点红

1947年9月17日，白露刚过。鲁中南临源县九区，桃花峪。

周景堂家的东厢屋，一盏黑铁灯台搁在炕沿上。灯是本地土油灯，灯碗里盛豆油，灯芯用棉线搓成，剪得只剩半寸。屋里坐9个人，炕上挤4个，地上蹲5个。门缝、窗缝拿两床破棉被堵死，棉絮从破口里钻出来，挂成一小撮一小撮的白毛。

灯焰把人的脸分成两半，一半亮，一半黑。影子贴在土墙上，人一动，影子跟着动。

分区委书记赵长庚把一沓纸推给区长孙茂林。纸是土造的，黄得发暗，边角卷毛。

“县里9月会议的调子，没变。区不离区，村不离村。”

孙茂林没伸手接。他抽出烟袋，往鞋底磕了两下，磕出一点火星。火星落地，灭了。

“数字得往下压。”孙茂林抬头，“公粮8万斤，藏三处。东沟石棚4万，西坡地窖2万，剩下2万分散到户。谁家替存，谁家担着。”

赵长庚把灯芯挑了一下。灯亮了半格。

“分散到户这条，先搁着。上个月崔家洼的事你忘了？粮存在人家的灶膛里，还乡团一进村就翻出来，连人带粮一块儿烧了。”

地上蹲着的郑连山站起来。他是区武工队队长，28岁，胳膊上那道疤从手背一直拉到肘弯，是1944年打伪军据点时留下的。

“书记，光藏粮守不住。”郑连山的声音压得低，“王凤楼据点扎在咱九区腰眼上，保安团一个连加还乡团两百多口子。他们一天不挪窝，咱一天抬不起头。给我20个人，两夜，我把它拔了。”

“拔了，你回哪？”孙茂林把烟袋横在膝盖上，“他们手里有机枪，有六零炮。咱区中队43人，步枪31支，子弹每人不到20发。你拿什么拔？”

“拿命。”

“命不是这么花的。”

赵长庚没吭声。他手指按在纸上的一个数字上，按了很久。那数字是43。区中队43人，其中3个伤号，1个才14岁。

组织委员韩玉章从怀里摸出一张名单，摊开。名单上写着37个名字，名字后面画着圈或者叉。

“扩军任务30个，凑不齐。”韩玉章开口，“桃花峪报上来7个，划掉2个，剩下5个。一个是他爹瘫在炕上，一个是独子。扒来扒去，只能报3个。”

“3个就3个。”赵长庚说。

“还有个事。”韩玉章的手指停在名单末尾，“姜怀德那趟，回来了没有？”

屋里安静下来。灯焰歪了一下，又直起来。

姜怀德是区上的联络员，34岁，三天前被派去县城边上摸底，说好昨夜回来。

赵长庚摇头。

郑连山把这句话接过去：“他回来过。昨儿后半夜，有人看见他从石家岭那边下来。他没进村，在村口转了半圈，又走了。”

“谁看见的？”

“刘广田。”

炕角上蹲着的少年抬了抬脸。他叫刘广田，17岁，区上的交通员，父母死在1943年的逃荒路上。他个子小，蹲在墙角像一截没劈开的柴。

“我从北坡送信回来，天快亮了。他在大槐树底下站着，背对着我。”刘广田的话说得慢，“我喊了一声，他没回头，往石家岭去了。脚下踩的是红泥。”

石家岭的红泥，九区的人都知道。那岭子是红的，一路红到县城北关。去县城，就得走那儿。

韩玉章把名单折起来，声音低了：“书记，这个人不能留。”

“先不动。”赵长庚把烟袋锅从孙茂林手里拿过来，自己装了一锅烟，“姜怀德的娘在桃花峪，他媳妇在区上的被服组。动他，这两口人往后怎么在村里过日子？再说，他到底干了什么，咱手里没实据。”

“实据？”郑连山一脚踢在门槛上，门槛嗡嗡响，“等他领着人进门才叫实据？”

“连山。”赵长庚叫了一声。

郑连山不踢了。

灯花就在这时候爆的。

头一回，灯芯顶上结了朵小红花，豆粒大，忽地炸开，一小点红炭飞出来，落在灯台上，跳了两下。屋里的人都看见了。没人当回事，油灯的灯芯烧一会儿就结花，剪一剪就好。

第二回是过了半个钟头。韩玉章正念到桃花峪的军鞋数，灯焰猛地一缩，灯芯上又炸出一朵。这回飞得远，红炭落到孙茂林的手背上，他甩了一下手。

“灯油掺水了。”孙茂林嘟囔。

“不掺水。”屋门口有人搭话。

周景堂端着一粗瓷碗热米汤进来。他是这屋的老房东，63岁，脸上的褶子像山里的梯田，一层压一层。他把碗搁在炕沿，没走，站在门边上，眼睛盯着灯。

赵长庚的笔停住了。

周景堂伸出两根指头，在灯焰旁边虚虚地绕了一圈，又收回来。

“今夜风不对。”

赵长庚把笔搁下。

“哪不对？”

周景堂没急着答。他走到门边，把堵门的破棉被掀开一巴掌宽，侧着身子，把一只手伸出去。手在门外待了半袋烟的工夫，收回来，指尖上沾着一点土。

“开春到眼下，九区的风走哪条道，我闭上眼都知道。”周景堂回来了，坐在一条矮凳上，“后晌刮的是西北风，凉的，干的，从泰沂山那边翻过来，刮到脸上像拿粗布搓。这会儿你摸摸。”

孙茂林伸手到门缝那儿探了探，缩回来，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

“热的。”周景堂说，“东南来的。东南是谷地，是县城那边。这季节东南风不进门，进了门，说明山外头有大东西动了。”

郑连山把身子往前探：“风还有讲究？”

“有。”周景堂伸出手指头，“头一条，风向转得急。后晌还西北，一更天就东南，这风是被人赶着走的。人走路带动风，牲口走路带动风，汽车走路带动风。咱这山里，哪来的汽车？”

“第二条。”他把手指头又竖起一根，“风里带味。甜腥腥的，像擦枪布上的油。我年轻时在博山做过窑工，闻过那味。咱山里点的都是豆油、棉籽油，点不出那味。”

屋里谁都没接话。

“第三条，狗不叫。”

赵长庚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桃花峪有11条狗。狗这东西认生人，夜里过个货郎担子都得咬上半天。这一夜，从二更到三更，村里一条狗都没吱声。

“要么是被药死了。要么是被人捂住了嘴。”周景堂把话说得很平，“狗认得自家人。谁家狗见了谁都咬，偏今晚不咬，那是有人领着路。”

炕角的刘广田把膝盖抱紧了。他想起前天后半夜撞见的那个背影。那人站在大槐树底下，背对着他，一动不动。他当时只当是姜怀德在等谁。

韩玉章的手抖了一下，名单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捏住。

赵长庚把烟袋按灭在炕沿上。

“散会。”

郑连山一愣：“书记？”

“今晚的会，到这儿。”赵长庚站起身，把那份名单收进怀里，“三点：一，公粮的3处藏点，今晚不动，明晚分批走，走的时候不准走大路，不准成群，三五个人一拨，走的人不许知道别人走哪儿。二，区中队那43人，立刻拉出去，进西沟，天亮前不准回村。三，在座9个人，分三路走，谁也不许跟着谁。”

“往哪儿走？”孙茂林问。

“你带一路去小南庄，韩玉章带一路去黄草坡，我带一路，去石崮顶。”赵长庚把棉袄的领子扣上，“到地方，先派两个人回头盯着村口。敌人要来，就从东南来。”

孙茂林站起身，走到灯前，抬手想把灯吹灭。

“别吹。”周景堂拦住了。

“灯亮着招人。”

“灯亮着，才像有活人。”周景堂把灯碗往炕里挪了挪，又拿一只破碗扣住半面，光就只剩下一小片，照着半张炕席，“真要来人，他们看见光，就知道咱没跑。咱没跑，他们就踏实。他们踏实，就慢。”

赵长庚站在门里，看了这个63岁的老庄稼汉一眼。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1946年冬天，周景堂的大儿子周大柱，就是在石崮顶下面那条沟里被打死的。那时候周大柱24岁，是桃花峪的民兵。反共暗杀队夜里进了村，周大柱扒着墙往外扔石头，让人一枪打在后脑上。人拖回来，血把周景堂的一件旧棉袄浸透了。那件棉袄，周景堂没让人烧。

赵长庚把门推开一线。风从缝里灌进来，带着那股甜腥味，把他鬓角的头发吹起来。

他抬脚迈出门。身后，那盏油灯又爆了一回，一朵小红花在灯芯上炸开，红炭落地，滚了两滚，停在周景堂的脚边。

第二章 三更天，各走各的道

出了院门，三个人分三个方向走。

孙茂林往南，走小南庄。他把棉袍下摆掖进腰里，走几步一回头。韩玉章往西，走黄草坡，怀里揣着那份名单，一只手死死按在胸口。赵长庚带着郑连山、马占魁、刘广田，往北，上石崮顶。

桃花峪到石崮顶，4里地，全是碎石坡。夜里看不清路，只能用脚底认。赵长庚走在头里，两只脚落在石头上，落得很稳。他1938年入的党，在九区跑了9年山路，哪块石头是活的，哪块石头是死的，他心里有数。

郑连山跟在后头，背着一支汉阳造，走一段就回头看一眼村子的方向。

刘广田走得轻。他光着脚，草鞋掖在腰带上，怕出声。17岁的脚底板，走过九区每一道山梁。

走到半坡，赵长庚停了一下。

他心里搁着两个人。

一个是姜怀德。三天前派他出去，是赵长庚点的头。他记得姜怀德接任务那会儿的样子，两只手在裤腿上蹭，蹭了好一会儿。赵长庚当时只当他手心里出汗。眼下再想，那两只手蹭的不是汗。

另一个是这9个人的会。会开到半夜，屋里有9个人，加上端米汤进来的周景堂，加上灶间烧火的张桂香。十一个人知道那份粮藏在哪。十一个人，十一张嘴。

山路拐过一块大石头，风又变了。这回是正南，贴着地皮走，草尖往北倒。风里那股甜腥味淡了些，换成一股铁锈味。

赵长庚站住了。

“绕道。”赵长庚把手一抬。

“绕哪儿？”马占魁把枪托往地上一顿。

“不走石崮顶正梁，走它西边的乱石沟。多走2里。”

“书记，你疑心太过了。”

“今晚不疑心，明早就没有明天了。”

三个人转身下沟。乱石沟里没有路，净是水冲出来的石头缝。石头缝里存着白露后的露水。

桃花峪那边，周家的灯还亮着。

周景堂把灶膛里剩下的半把米倒进一只粗布袋，递给张桂香。

“你揣着。明天出什么事，你都别出门。”

张桂香60岁，手上有冻裂的口子。她接过布袋，没放怀里，塞进了灶台底下的灰堆里。

“我不走。”她开口，“我走了，谁给你烧水？”

周景堂没再说。他转身进了里屋，搬开靠墙的一口柜子。柜子后面的土墙，有一块方砖是松的。他把砖抠下来，从墙洞里掏出个油布包。

油布包里裹着一件旧棉袄。蓝布面子，洗得发白，前襟和后背有两团发黑的血渍，硬得像树皮。1946年冬天以后，这件棉袄就没再沾过水。

周景堂把棉袄摊在炕上，看了一会儿，又裹回去，塞进墙洞，把砖堵严。

周玉芹站在门边上。她19岁，在村里的识字班认了600多个字，能念半张《大众日报》。她看着爹把砖推回原位，两只手在衣襟上绞了一绞。

“爹，哥那件衣裳，你留着做什么？”

“留着等。”

“等什么？”

周景堂把柜子搬回原位，膝盖响了一声。

“等一个能穿它的人。”

他把灯碗从炕沿上端起来，走到院子里。院墙是碎石垒的，一人半高。他搬了两块石头垫在墙根，爬上去，把灯搁在墙头上，照着东南边的那条羊肠小道。

张桂香跟出来，仰着头看那盏灯。

“你搁那儿做什么？”

“照路。”

“给谁照？”

周景堂从墙头下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给该来的人照。也给不该来的人照。”

石崮顶上有座山神庙，两间石屋，屋顶塌了半边，神像的脸早让雨冲平了。

凌晨1点多，赵长庚一行到了庙里。马占魁在庙门口的石台上架起枪，郑连山蹲在墙根，耳朵贴地。刘广田把怀里的一卷纸掏出来，是县委前天下发的《关于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的几点意见》，油印的，字歪歪扭扭，让汗泡花了几处。

赵长庚就着刘广田手里那根火柴，看了两遍。

纸上有句话：边沿区的干部，要树立长期打算，反对把眼睛只盯在主力部队上。

这句话，他认得。1947年3月里，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扑进山东，九区被占。县里指示，机关干部、军工家属、村干部里的老弱，分两批往渤海区撤。那天在梁公林开完会，下了一场雨。撤的人往北走，留下的人往山里走。

他当时站在岔路口，看着一辆独轮车推着他自己的媳妇和儿子往北去。车轱辘陷在泥里，推车的是桃花峪的李兆祥。他儿子那年6岁，坐在粮袋上，回头喊了一声爹。

他没应。他转过身，往南走了。

从那以后，他跟家里通过3封信。第三封信是1947年6月捎来的，说孩子闹病，已经好了。信纸上有一小块水渍，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

“书记。”郑连山从墙根站起来，“村东头有光。”

赵长庚顺着庙门往南看。桃花峪在东边低处，隔着两道梁，看不见灯火，只能看见一片比天更黑的黑。他看了半天，什么都没看见。

“哪儿有光？”

“周家墙头上。”郑连山说，“一闪一闪的，像有人在拨灯芯。”

赵长庚没作声。

他把刘广田叫到跟前。

“广田，你跑一趟。”

“上哪儿？”

“先到黄草坡，找韩玉章，让他把名单上划掉的两个人再查一遍。查完立刻回来。回来的路上，从北坡走，不许从石家岭过。”

刘广田点头，转身就走。走了两步，他停住了。

“书记，姜怀德那人，我早前见过一回。去年秋天在区上，他给我吃过半个窝头。他家里也死过人。”

“我知道。”

“那他还能……”

“广田。”赵长庚把手搭在少年的肩上，“你现在只管跑路。送完信，你的活儿就完了。”

刘广田的眼睛在黑影里亮了一下。他把草鞋从腰带上解下来穿上，出了庙门。

郑连山蹲在门槛上，看着少年的背影被石头坡吞掉。

“书记，我把姜怀德的事说出去，是不是说早了？”他忽然开口，“会上一说，屋里9个人都听见了。要是这9个人里头……”

“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赵长庚在神像前的石阶上坐下，“收不回来的话，就得拿别的东西补。你补上一句，我补上一句，说到天亮，话就成了一条绳子。谁嘴松，谁先让绳子勒住。”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抓他？”

“我手里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他有罪。”赵长庚把那份油印文件折好，塞进怀里，“一个人有罪没罪，得让九区12000口人来判。今日我凭一句话毙了他，明日别人也能凭一句话毙了你。”

郑连山把汉阳造的枪栓拉了一下，又推回去。这一声在山谷里荡开，很远。

“书记，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

“你这个人，读书读多了。”

赵长庚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我念过5年私塾，念到《孟子》就辍学了。我爹说，念书不能种地。”

“那你还讲这一套。”

“不是讲这一套。”赵长庚把手拢进袖子，“我是想着，咱们跟吴敬斋的区别，就在这一件事上。他杀人不问为什么。咱们杀人，得问三遍。”

赵长庚在山神庙里蹲着，想起1946年冬天的事。

那年11月，九区丈量吴家那1300亩地。丈量用的是麻绳，一根绳上打了9个结，一个结10丈。拉绳的是李兆祥，他两只脚踩在冻土上，一脚一个坑。

分地在打谷场上开大会。280户人家，一户一个阄。阄是拿玉米秆削的签子，签子上写着地块的号。签子装在一只瓦罐里，瓦罐搁在八仙桌上。

王继堂抓的那根签子，是村南河湾的水浇地，2亩3分。他把签子捏在手心里，捏了一晌午，没敢声张。散会的时候，他把签子塞给李兆祥。

“换一根。”

“换什么？”

“河湾那块地，我种不了。”

“怎么种不了？”

“那块地以前是吴家二爷的。他春天回来过一趟，在地头站着，站了半袋烟的工夫。”

李兆祥把签子塞回他手里。

“地是他的，也是你的。你的名字在册子上，册子在区上。”

崔家洼的崔广福抓的是一块山坡地，1亩7分，土薄，石头多。他把签子插在自家炕头的墙缝里，插了3年。

田玉姣家分到2亩8分，在东沟边上。她男人1944年就没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娃，把那块地从一亩半草根刨成田。1947年春天，她在田埂上栽了一排柳树。

这些事，赵长庚都记着。他记得谁家分了几亩，谁家的地边挨着谁家的地边。他也记得，1946年冬天那阵，村里有人半夜起来看自己的地，站在地头看到天亮。

山下的鸡叫了头一遍。

鸡叫是好事。鸡叫，说明村里的鸡还活着，说明还没进人。

郑连山忽然把耳朵转向东边。

“书记，你听。”

赵长庚听了。

山那边，传来一种很轻的声音。不像枪，不像炮，不像牲口。像很多双脚一齐踩在干草上，一下，一下，又一下，踩得很整齐。

第三章 老墙根底下的三口缸

刘广田跑到黄草坡，天没亮。

黄草坡上立着一间放羊的棚子。棚子里空的。韩玉章没在。地上留着一小堆石头，摆成三道横杠，杠头压着一片树叶，叶尖朝西北。这是区上定的暗记，意思是：人已经走了，走西北。

刘广田蹲下来，把三道杠子看了两遍。他伸手摸石头，石头底下是干的，说明韩玉章走得不慌。

他站起身，往东看。东边的天已经分出一层灰白。灰白底下是山，山的轮廓像一排蹲着的牲口。

坡下有一片地头，一个老头在拾粪。老头姓高，叫高连升，67岁，是黄草坡的老佃户，一只眼睛害过病，只剩下一条缝。他见刘广田，把粪筐放下。

“后生，你是九区上的吧。”

“大爷，你瞧见一队人过没？”

“过是过了。”高连升往东边一指，“天没亮那会儿，从石家岭下来一溜子人，走的都是官道。前面几个骑马的，后头是一长串走道的。走道的不像兵。兵走路脚尖往里扣，这群人走路脚跟先着地。”

“你怎么分出来的？”

“我给地主赶了40年车。”高连升把粪叉子往地上一戳，“赶车的脚跟先着地。这群人里头，一半是赶车的，一半是种地的。”

刘广田的后背出了一层冷汗。

石家岭下来的人，走官道，往桃花峪的方向去。前面骑马的，是官长。后面走道的一半是庄稼人，一半是赶车的。这种人，九区的人叫还乡团。他们认得每一道墙根，认得每一个分到地的人。

高连升看他不说话，又问了一句：“你们区上的人，昨儿夜里开会了吧。”

“你怎么知道？”

“周景堂那盏灯。”老头用独眼往桃花峪的方向指了指，“那老家伙把灯搁在墙头上。他那盏灯，1946年冬天挂过一回。挂灯那回，他儿子没回来。”

刘广田掉头就往回跑。

他一边跑，一边想三天前的那两夜。

1947年9月14日夜里，区上组织藏粮。地点就在周景堂家的老墙根底下。

那面墙是碎石垒的，墙根外头垒着一个猪圈，两头黑猪。陈万山带人把猪赶到东边，掀开猪圈的垫土，往下挖了1尺2寸，露出一块石板。石板底下，是一口半人高的陶缸。

缸是周家自己的。周景堂年轻时用这口缸腌过咸菜，缸沿上还留着一圈白霜。

陈万山33岁，区上的财粮助理，算盘打得快，说话慢。他把1800斤谷子一斗一斗往下装。缸底先铺半尺干谷草，粮装进去，上头撒一层生石灰，再盖两层油布，末了压石板。

“缸口要剩三寸空。”陈万山一边干一边念叨，“满缸不顶事。天冷地冻，粮自己会胀。胀破缸，味就出来了。”

马占魁在旁边扛麻袋，一袋120斤，他扛一袋走一步，脚底下的土被踩出一个个坑。

“陈助理，你这脑子，怎么不去当账房先生？”

“我当过。”陈万山把石灰撒匀，“东家姓吴。”

马占魁把麻袋往地上一墩。

吴，就是吴敬斋。九区数得着的大地主，1946年冬天跑了，跑到县城。1947年5月带着还乡团回来一趟，在区上住了6天，杀了7个人，抢了40多石粮，又回了县城。他家的地在九区有1300亩。土改那阵子，地分给了280户人家。

“你给他当过账房？”马占魁的嗓子紧了。

“当了4年。”陈万山把石板盖上去，压上土，“1946年腊月里，他把一个交不上租的佃户吊在门楼底下，吊了一夜。第二天我去送账，人还挂在那儿。我回去算了半宿账，算不清。第二天就不算了。”

他把末了一筐土倒上去，用手拍平。

“这口缸里有我一样东西。”

“什么？”

“账本。”陈万山直起腰，“4年的账本，我全烧了。就留下他家的地契底子。等打回县城那天，我还得拿它跟他对账。”

东沟的石棚，是个天然的石洞，口子朝西，进深3丈。

9月14日夜里，区中队的两个班加桃花峪的民兵，一共46个人，往石棚里抬了4万斤谷子。抬粮走的是沟底的石头道，一夜走了9趟。

麻袋120斤一袋。马占魁一个人扛一袋，走在前头。走到第6趟，他的左肩磨破了，血把褂子洇出一块。有人劝他歇一趟，他把麻袋往肩上又墩了墩。

“歇了，露水就上来了。”

后半宿果然下了露水，石头上一层湿。枣园来的一个民兵脚下一滑，摔在石头上，肩上的麻袋破了口，谷子撒了一地。

他没让别人动手。他蹲下去，两只手在石头缝里一粒一粒抠。石头缝里有土，有碎草，有蚂蚁。他抠了半个钟头，把撒出去的谷子收回来，剩下的一小把混着土，他就手放在嘴里一吹，吹掉土，送进石棚。

石棚口是用石头垒死的。垒完石头上塞干草，外面又堆了一垛秫秸。第二天早上，那垛秫秸旁边走过3个放羊的娃，谁也没看出底下有过什么。

西坡那2万斤，藏在崔广福家的红薯窖里。窖深6尺，窖口原先盖着一块榆木板。陈万山让人把粮装进缸，缸放进窖，窖口封上，榆木板上头又压了一层土，土上摆了两口旧缸，缸里泡着酸菜。

赵长庚在石棚口站到天亮。他把46个人的趟数在心里数了一遍，数完，把手里那根柴棍插在土里。

“都记住了。”他开口，“这个棚子，从今日起，谁也不许再提。”

46个人点头。

“谁家里缺粮，先跟区上说。”他把柴棍踢倒，“棚子里那4万斤，是往前线送的，也是给九区留的。九区要是撑不到那一天，谁也没脸往前线送。”

马占魁把他那件血褂子脱下来，翻了一面穿上。

田玉姣也在。她是村妇救会主任，35岁，扎着两条辫子盘在脑后。她抱着一捆干韭菜根，蹲在墙根，等人拍完土，把韭菜根一棵一棵插进土里，浇了半瓢水。

“明日这片土就是绿的。”她拍了拍手上的泥，“绿得跟别处一个样。”

李兆祥是桃花峪的农会主任，46岁，个头高，背有些驼。他蹲在一边抽烟，抽完了才开口。

“书记，我有个事搁在心里半个月了。”

“说。”

“我们村分地那年，分了吴家1300亩。这1300亩地，眼下谁也种不出粮。人在地里，心在城里。怕的是他哪天回来。”

石崮顶上，赵长庚把刘广田的话听完。

天边的灰白往上爬了半寸。马占魁站在庙门口，把枪带又紧了一格。

“书记，我下去。”马占魁说，“我带3个人，从北坡摸进去，把周大爷一家叫出来。”

“来不及。”郑连山蹲在门槛上，声音干，“人从东南来，脚程两个钟头就能到村口。你现在下去，正好在半路上跟他们撞上。”

“那周大爷那一家人呢？还有李兆祥，还有田玉姣，还有那三口缸。”

郑连山没接。

赵长庚坐在神像前的石阶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自己的鞋尖。

他心里在算一笔账。这一笔账，他算过很多回。

桃花峪还有97户人家，398口人。区上留在村里的东西：2万斤谷子、470斤盐、63双军鞋、9支步枪交给了民兵连、一份全区党员名单。党员名单上有51个名字。名单在周景堂家房梁上的一个竹筒里。

1947年5月，吴敬斋回九区那6天，第一件事就是搜名单。他在三个村各杀了人，为的就是逼出一张纸。6天下来，他没有逼出来。

这一次，他带回来的人多了一次，路上走了两个钟头。

“不下去。”赵长庚站起来，“人下去，等于带路。”

“那咱们眼看着？”

“咱们做两件事。”赵长庚伸出手，“头一件，广田，你再跑一趟，往北，找县大队。走石家沟那条道，不进桃花峪。找到人就一句话：九区桃花峪，敌情紧急，请就近支援。第二件，占魁，你带3个人，绕到村西，在酸枣坡上把两颗地雷埋上。埋完就撤，别打。”

“埋地雷做什么？”马占魁把枪扛上肩，“敌人从东南来，不走村西。”

“走。”赵长庚说，“他们占了村，就得往西推。往西推，就得过酸枣坡。这两颗雷不炸人，耽误他们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够村里的人从后沟跑出去。”

马占魁咧了一下嘴，把两颗铁雷从背包里掏出来。铁雷是黄的，上头有一道焊缝。

“就这玩意儿，一颗十一斤半。”马占魁掂了掂，“埋两颗，浪费。”

“埋三颗。”赵长庚说，“留一颗埋在他们回来的路口。”

郑连山从门槛上站起来，把汉阳造抡到背后。

“那我呢？”

“你跟我上西岭。”

“西岭是空的。”

“西岭有一片坟。”

郑连山看了他一会儿。

“书记，你想在坟地里打。”

“坟地里有27个坟头，有石头墙，有柏树。”赵长庚把棉袄下摆掖进腰带，“区中队在西沟，我让人把他们调到西岭。43个人，枪31支。正面顶不住。坟地里能拖。”

下山前，赵长庚回头看了一眼桃花峪的方向。

那盏灯还亮着。灯焰在墙头上摇，一小点黄，像一粒没落地的谷子。

他忽然明白周景堂把灯搁在那儿的意思了。

不是照路。

是告诉他：村还在，人还在，别回来。

刘广田出发了。这一回他身上背了3张饼，一根火柴，一个竹哨。饼是周景堂前天塞给他的，硬得能敲出声。竹哨是区上联络用的，一长两短。

他从石家沟往北跑。跑到沟口，他停下，把脖子上的汗抹了一把。

沟口的老槐树上，钉着一张纸。

纸是白连纸，边上沾着一点浆糊，字是墨写的，一行一行排得很整齐。刘广田认得前头三个字：告示。

他不认得后头那些字。他站在树下看了很久，把那些字的模样一个一个记在脑子里，又摘下一片叶子，蘸着口水，在叶子上画了三道杠。

他要把这张纸的模子带回区上。

风从沟口灌进来，把那张纸吹得啪啪响。纸的一角已经开了，浆糊干成一层白皮。

第四章 熬到五更，东南亮了一片

天还没亮透，周家院里有了动静。

周景堂起得比鸡早。他先到灶间捅了捅火，火没着。他拿起斧子，蹲在院当中劈柴。

他劈柴有讲究。斧子落下去，木头裂开，声音脆。一声接一声，隔得匀。桃花峪的人睡觉轻，听见这一院子的劈柴声，心里就有数了：周家早起，村里有事。

东边的天一点点白。白先从山尖上出来，慢慢往下淌。

周玉芹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她爹劈的柴已经码到膝盖高。

“爹，你劈这些做什么？”

“烧。”

“烧不了这么多。”

“那就留着。”

张桂香从灶间出来，手里捏着一张饼。饼是昨夜的，硬。她把饼塞给周玉芹。

“揣上。你从后沟走。”

“走哪儿去？”

“找你二姑去。你二姑在南庄。”

周玉芹把饼推回去。

“我不走。我走了，你们俩谁给区上递信？”

张桂香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院门就在这时候响的。

先是有人拍，拍得不急，三下，隔一会儿又两下。拍门的人会说九区的话，拍法也是九区的拍法。

周景堂把斧子往柴堆上一插。

“谁？”

门外应了一声：“周大爷，是我，福堂。”

贾福堂。桃花峪的保长，46岁，1946年以前在村里代收地租，收了8年。区上开会，他也在，坐在末位那条板凳上。他进来那会儿低着头，谁也没多看。

周景堂走过去，把门闩抽了。

门开了一道缝。缝里先进来的不是贾福堂的脸，是四支枪管。

门被撞开。院里涌进十几个人，灰布军装，脚上打绑腿，绑腿打得一笔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

贾福堂退到墙根，低着头，两只手在身侧垂着。

末了进来一个人。

吴敬斋。52岁，穿一件青布长衫，外面罩着黑绸马褂，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手上没枪，捏着一把折扇，扇骨是象牙的。

他在院里站定，把院墙、柴堆、石碾子挨着看过去，像在看自家的场院。

“周景堂。”他开口，“1946年腊月里，你家大柱拿石头砸我二弟。那块石头，还在不在？”

周景堂蹲下去，把散落的木柴一根一根码好。

“石头有的是。”

“我今天不是来要石头的。”吴敬斋把折扇在手心里敲了一下，“我听说，区上的人昨夜在你家开会。开到半夜。”

“没开会。”

“没开会，灯亮到三更？”

“我老婆纺线。”

吴敬斋笑了一声。他走到炕边，掀开那床破棉被，看了看炕沿上的黑铁灯台，伸出手指在那层灯油灰上抹了一下，把指头举起来。

“线呢？”

张桂香挡在灶间门口。

“线在筐里。”

“筐在哪？”

“在里屋。”

吴敬斋没进里屋。他转过身，看着周玉芹。

“这丫头多大了？”

“19。”贾福堂在墙根答了一声。

“19，能干活了。”吴敬斋把折扇抖开，扇面上画着两枝梅花，“带上。先带上车。”

两个兵上前拽周玉芹的胳膊。周玉芹往下一沉，手往灶台边上摸，摸到一把菜刀。她抓起来，刀口朝外。

“别过来。”

院里静了一下。

没人想到她会摸刀。

吴敬斋把折扇收了。他看着那把刀，看了一会儿。

“放下。”周景堂开口了。

周玉芹没动。

“放下！”周景堂的嗓子劈了，“刀不是这么用的。咱们家没人会这个。”

周玉芹的胳膊慢慢落下来。菜刀掉在地上，弹了两下，落在一块木柴上，不动了。

她娘的膝盖一软，跌坐在灶间门槛上。

周景堂把剩下的几根木柴码齐，站起来。他拍了拍膝上的土，走到院子当中。

“吴敬斋，你是不是想问区上的人上哪儿去了。”

“是。”

“我告诉你。”

贾福堂在墙根抬了一下头。

“半夜散了会，人没往东，也没往南。”周景堂一个字一个字说，“上了西边。走的是鹰嘴崖那条道，往摩天岭去的。走了两个多钟头了。”

吴敬斋在院里站了半刻，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两遍。

他没急着走。他先让人把周家的坑、柜、缸一处处翻过来。炕席掀了，柜底撬了，灶膛里的灰扒出来一堆。翻到里屋，那口靠墙的柜子被拖开，墙皮用刺刀划了三道。

砖没动。松的那块砖，在柜子后面的土里，藏得严实。

“粮呢？”吴敬斋问贾福堂。

“他家没粮。去年冬天就断了。”

“没粮养三个伤号？”

贾福堂的头压得更低了。

吴敬斋把折扇合上，往院门外走。走到门槛处，他停了一下。

“周景堂，你带我走一趟。”吴敬斋把折扇往袖子里一插，“往西。”

“我腿不好。”

“腿不好就慢慢走。”吴敬斋回头看了院里一眼，“她留下。”

他指的是周玉芹。

“留个人看家。”吴敬斋的话说得很轻，“烧了屋子，谁给我带信。”

周玉芹被两个兵从院里拽出去的时候，两只脚在地上划出两道沟。她娘追到门口，被枪托挡回来，坐在地上，两只手抓着门框。

院门关上了。

周景堂走在队伍的中间。他前面是30多个兵，后面还有十几个。他被安排在中间，是怕他跑，也怕他半路喊。

出了村口，往西是上坡。走到酸枣坡下头的时候，周景堂的鞋掉了一只。他弯下腰去捡。

一个兵用枪托捅他的后背。

“快点。”

周景堂把鞋穿上，站起身，往前看。

坡路两边的荆棘丛里，露着三块白石头，摆成一个品字。

他两只脚慢慢往路边挪了半步。

前面的队伍已经上了坡。一个尖兵走在头里，脚后跟先着地，走得很稳。他走过那三块白石头的正上方。

坡上起了一声响。

那一声不脆，闷，像有人拿铁锤砸在一口扣着的缸上。坡顶上一股黄土掀起来，灌木丛齐着地皮断了一片，碎石往四下里飞。走在尖兵后头的三个兵倒下去，一个倒在路上，两个滚进坡下的酸枣丛里。

坡下又是一声。

吴敬斋在坡下勒住了马。马往后退，两个蹄子在土里刨。

“有雷！”队伍里有人喊。

枪声响了。十几支枪朝坡两边的灌木丛里打，打得枝叶乱飞。坡上没有人。坡上剩着雷坑和三条人腿。

吴敬斋的马在原地转圈。他把缰绳勒紧，回头看了一眼桃花峪。

村子在他身后，一片屋顶，炊烟没起。

“绕。”吴敬斋开口，“从北边绕，不上坡。他们埋雷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敢待的地方。”

队伍改道往北。往北是一片梯田，田埂高高矮矮，走起来慢。走到第二块田的时候，前头的尖兵忽然停住，蹲了下去。

山梁上，一排坟头。

坟头后面是石头墙，石头墙上架着枪。

桃花峪这边，村东头第一户人家的门被踹开了。

李兆祥被从灶膛后头拖出来的时候，身上还挂着一层草灰。他把两只手举过肩膀，手心里攥着一把冷灰。

“地契在哪？”

“烧了。”

“粮在哪？”

“交了。”

他的左脸挨了一枪托，牙齿掉了一颗，血从嘴角淌下来，滴在前襟上，他拿手背抹了一下，抹开一片红。

第二户人家是田玉姣家。她把63双军鞋全塞进了灶膛，上头顶了一层冷灰，灰上又架了一口锅，锅里煮着一锅稀糊糊。敌人进门的时候，她正拿勺子在锅里搅。

“锅里头是什么？”

“给娃吃的。”

敌人把锅端起来，倒在地上。稀糊糊摊开，淌进灶门口。田玉姣蹲下去，拿手把糊糊往一块儿拢。

第三户人家姓王，户主叫王继堂，61岁，家里剩一口缸。缸里是空的。敌人问他区上的人在哪，他往东指。敌人往东走了一趟，回来把他的腿打断。

吴敬斋在坡下让人分了兵。他挑了两个班，把周玉芹和两个抓来的妇女往东南送，押回石家岭。剩下的全带上西梁。

日头爬到半晌，贾福堂领着一队人，把上午抓到的11个男女赶到村东的打谷场上。他手里捏着一根木棍，在场上踱来踱去。他的鞋底上沾着一层红土，那是西坡的土。

张桂香跪在院里，面前放着那碗水。水面上浮着一点草灰。她从早上端到晌午，没喝一口。

晌午过了，西边山梁上的枪声还没停。

第五章 西岭坟地里的一整天

西岭的坟地有27个坟头，一道半塌的石头墙，7棵老柏树。

区中队43个人在日出前赶到了这里。人是从西沟拉过来的，走的是沟底的石头道，鞋底全湿了。赵长庚把人分成三摊。石头墙后面摆24个人，柏树后面摆12个人，剩下7个人带着3颗手榴弹，蹲在坟地后坡的坑里，当预备队。

弹药是真的少。31支步枪，每人子弹不到20发。另有土枪9支，打的是铁砂。还有两颗铁雷，马占魁埋在了酸枣坡。

赵长庚蹲在一个坟头后面，把子弹分成三堆。

“一排打3发，退回来装。二排跟上来打。三排留着不打。”他把话说得慢，“谁手里没子弹了，就喊一声，我这儿有。”

“书记，你有多少？”一个班长问。他叫王德顺，26岁，区中队一班长。

“我有26发。”

“那你自己呢？”

“我打完了再说。”

日头从东边出来，照在西岭上，把石头墙照得发白。

敌人的尖兵在第二块梯田上蹲下之后，过了半袋烟的工夫，才开始动。

先是一排散兵线，弯着腰往上爬。爬到半坡，一声哨响，枪就响了。子弹打在石头墙上，溅起的石屑打在脸上，像沙子。

赵长庚没有下令。他两只手按在土里，等着。

敌人的散兵爬到离石头墙40步远的地方，赵长庚的手往下一劈。

石头墙后面24支枪一齐响。

一排枪打完，第一道散兵线上倒下去6个。剩下的往坡下滚。第二道散兵线还没铺开就往回退。

坡下响起一阵哨子。退了半刻，又上来了。

这一回，敌人学乖了，贴着田埂往上挪，挪一步，打一枪。他们的枪好。子弹从头顶上过，把柏树枝打断，落下一层碎叶。

区中队的第二排接了火。

打到第二回，石头墙后面的枪声稀下来。有人喊：“书记，没子弹了。”

赵长庚把怀里那26发数出10发，递过去。

“省着。”

“怎么省？”

“把枪架在坟头上，等他们露出半个身子再打。”

这一仗从上午打到午后。敌人冲了三回，退了三回。第三回退得比前两回远。

坡下的喊话声传上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

有人拿铁皮喇叭喊：“西岭上的人听着，区上的人都跑了，就剩你们几个。把枪放下，出来，一个不杀。”

没人应。

喊话声停了半刻，又响起来。这一回喇叭里换了个人声。

“长庚。”

赵长庚的手指在土里僵了一下。

那是周景堂的声音。

“长庚，你别管我。我在他们前头，离你们80来步。他们拴着我两只手，拿我挡枪子儿。”

石头墙后面的人都听见了，谁也没动。

赵长庚趴在坟头后面，从土缝里往外看。

坡下，一个老人被两个兵架着，站在梯田的边沿上。他的棉袄背心敞着，露出里面的粗布褂子。他两只手在背后捆着，绳头攥在一个兵手里。

老人的嗓子还在响。

“你听我一句话。”他朝坡上喊，“你记着咱们家那口缸。缸在墙根底下，缸沿上有霜。”

赵长庚的手指捏着土，土从指缝里往下漏。

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缸还在。名单在房梁上。村后沟那条道，还没堵。

“长庚！”周景堂的嗓子劈了，“打！”

坡下面的喇叭换回了那个喊话的人声：“西岭上的人，你们听着……”

土坡上响起一声枪。

那一枪是从敌人自己的队伍里打出来的，打在西岭的坡上，打在老人的后背上，穿透了他的前襟。

他往前扑了半步，膝盖压在梯田的土埂上，两只手还捆在背后。他往下滑了一段，停在一丛酸枣前，没再动。

石头墙后面，王德顺的牙咬出了血。

赵长庚把脸从坟头后面抬起来。他的两只眼睛是干的。他把剩下的16发子弹在手心里数了一遍，又一发一发压进弹仓。

“德顺，你带一排，从柏树那边往北撤，先过沟。”他的声音很平，“二排跟我留在这儿，顶半个钟头。”

“书记！”

“这是命令。”

“那周大爷……”

“周大爷把咱们的路都指出来了。”赵长庚把枪托抵在肩上，“人死了，路还在。你先走。”

郑连山走在队尾。

他把柏树后面那12个人一个一个推下坡去，自己留在树上打了一枪，装一枪，又打了一枪。到第三枪，他手里的子弹没了。他从腰里拔出那颗手榴弹，用牙咬开盖。

坡下面，敌人的第三道散兵线已经爬上来了。

郑连山把手榴弹甩出去。手榴弹落在散兵线中间，炸开。烟起来的时候，他往坡下滑。

滑到一半，他的身子一顿，一只手抓住了一丛酸枣。酸枣的刺扎进他手心里。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血从军装的第二颗扣子那儿渗出来，一点点往外走。他把手从酸枣丛里抽出来，撑在地上，往前爬了3步。

赵长庚在沟边上接住了他。

“连山。”

“书记。”郑连山把嘴里的土吐掉，“王凤楼……你什么时候打？”

“打。”赵长庚把他往沟里抱，“等你好了，你带人打。”

“我这胳膊，1944年就没好利索。”

郑连山把眼睛睁开一点。他盯着赵长庚的脸看了一会儿。

“书记，你别再疑心了。”郑连山的声音一点点低下去，“你疑心人，是对的。可你疑心得慢。慢一步，就多几个人埋在西岭上。”

“我记着。”

“你记着就行。”郑连山的手松开了，“我那支枪，留给广田。他个子小，汉阳造压不住，给他锯短两寸。”

他的手从赵长庚的胳膊上滑下去，落在沟底的石头缝里。

赵长庚在沟里蹲了一会儿。

沟里的水很浅，没过脚面，从石缝里往下淌。他把郑连山的两条腿摆直，把军装的领子扣好，把他背上的那支汉阳造取下来，横在自己肩上。

他站起来，往沟外走。

清点是在天黑之后。

区中队原有43人，这一仗下来，牺牲8人，重伤3人，轻伤8人，能跟队走的24人。敌人被打死打伤约30人。

子弹还剩19发。手榴弹剩1颗。

王德顺蹲在沟里的石头上，用一根草棍在地上划。他划了8道。

“书记，名字。”

赵长庚从怀里把那份党员名单掏出来。名单上51个名字，末了7个是桃花峪的。

他在郑连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画得很轻，笔画绕着那个名字走了一圈，中间那三个字还是清清楚楚。

他往下画了7个圈。

“德顺，你明日带两个人，摸回西岭。”他把名单叠起来，“周大爷的尸首，得抬回来。还有咱们那8个人。抬不动的，就地埋，埋深3尺。埋完插个木牌，木牌上写名字，写不上名字的，写个日期。”

“日期写哪个？”

“写1947年9月18日。”

王德顺抬头看了一眼天。

“书记，昨日是几号？”

“昨日是17号。夜里开的会。”

王德顺不说话了。他把手里那根草棍折断，扔进水里。草棍顺着水走了两尺远，卡在石头缝里。

赵长庚坐在沟边的石头上，把军装的前襟解开。汗干了，衣服贴在身上，一动就响。

他抬起头。西边的天已经全黑了。东边桃花峪的方向，亮着几点火光。那几点火在屋顶上，忽高忽低。

刘广田是后半夜回来的。

他从北边跑了40多里地，跑到县大队的驻地，把话带到。县大队派了一个连，跟着他往回赶。赶到石家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那个连的连长看了看地形，把人撤到东沟，说天亮再说。

刘广田一个人先回来了。他的脚底板磨破了三层皮，两只脚上全是血。

他在沟里找到赵长庚，把怀里那卷纸掏出来。纸是他在沟口老槐树上揭下来的告示。

赵长庚就着王德顺划着的火柴看那张纸。

告示上写，凡九区各村，凡曾参加农会、民兵、妇女组织者，凡分得土地房屋者，限3日内到石家岭登记，交出武器、地契。逾期不来，以匪论处。告示末尾盖着一个方印，印上的字是：临源县九区复员工作队。

赵长庚把告示叠好，塞进怀里。

“广田。”他开口，“你先吃点东西。”

“书记，我吃不下。”

“吃。”赵长庚把一块饼掰开，塞进少年手里，“你才17。你要是倒下了，这卷纸谁送？”

刘广田啃了两口，眼泪掉在饼上。他拿袖子一擦，又啃。

第六章 门板抬回来的两个人

周景堂的尸首，在村口的打谷场上摆了3天。

是吴敬斋吩咐摆的。他要九区的人看。尸首用两张草席垫着，摆在碾盘边上，脸朝北，向着石崮顶的方向。旁边插着一根木牌，木牌上写着4个字，字是拿墨写的：通匪下场。

打谷场四面有人看着。白天两个兵，夜里一个。

头一天，村里没人敢从场上过。第二天，有人绕远路。第三天，有人站在族里的老墙后头，远远地看一眼，回去照旧干活。

张桂香去了一趟。她走到场口，被一个兵用枪托顶回来。她站在场口，从早上站到晌午。晌午过了，她自己走回家。

第二天她又去。这一回她带了一只粗瓷碗，碗里是水。

兵不让进，她就把碗搁在场口的一块石头上。水在日头底下晒得起了热气。到了傍晚，碗里的水少了半碗。

第三天夜里，起了雾。

田玉姣带了4个人进打谷场。4个人里，一个是李兆祥，一个是被打断腿的王继堂。他让人用门板抬着来的，抬他的人是他儿子王守成，21岁。

玉姣走在前头。她35岁，做事细。她先去看了场边的那个岗哨。岗哨在碾盘后面打盹，怀里抱着枪。

她没有动岗哨。她让人从场子西边的一条排水沟摸进去。沟里积着半尺水。

李兆祥把周景堂的尸首背起来，趴在自己背上。尸首硬了，压在身上像一根木头。他两只手托着周景堂的腿，腰弯到几乎贴着地。

“走。”玉姣在后头说。

他们从排水沟里退出来。退到沟口，李兆祥的两条腿抖起来，抖得握不住。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把人背到了周家的院门口。

张桂香在门里等着。门的右侧挂着一盏灯，就是墙头上那盏黑铁灯。灯亮着，光很小。

她把门开了一扇。看见门口的人，看见背上的人，她两只手扶住门框，站住了。

“抬进来。”她开口。

门板是早就拆好的。周家自己那扇东屋的门板，昨儿夜里就卸下来了，靠在墙上。门板上的年画已经揭掉，钉眼还在。

他们把周景堂放在门板上。

张桂香蹲下去，用手把尸首上的土一点点擦掉。土擦不动，她就拿自己的衣角蘸了水，一点一点地抹。她抹到脸上，抹到手背上，抹到前襟上。

前襟上有两个洞，一前一后。

“玉姣。”她开口，“西岭上那几个娃，收了没有。”

“还没有。”田玉姣蹲在她旁边，“明儿夜里，我跟德顺他们去。”

“去吧。”张桂香把尸首的手摆平，“先收娃。娃是我家的客。”

她站起身，走进里屋。

里屋的柜子被拖开过，土墙被划了三刀。她伸手到墙洞那儿，摸了摸那块砖。砖是松的。

她把砖抠下来。

油布包拿出来，摊在门板上。那件蓝布旧棉袄，前襟和后背两团发黑的血渍，硬得像树皮。1946年冬天以后，这件衣裳没沾过水。

张桂香把棉袄提起来，抖了抖，抖下一些灰。她把棉袄往周景堂的身上盖。盖上去，肩膀不够宽。她把棉袄翻过来，把两个袖子系在尸首的胸前，系了一个死结。

“大柱的衣裳，你穿着走。”她开口，声音很轻，“你们爷俩，一件衣裳，路上分着穿。”

李兆祥蹲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他的牙床肿得老高，一捂脸就疼。

屋里没有一个人出声。

田玉姣把带进来的那卷白布搁下。白布不长，6尺，是从她自己嫁妆的包袱皮上撕下来的。她把白布裁成一条一条，宽的给张桂香，窄的分给在场的5个人。

“都系上。”田玉姣把布条往各人手里塞，“系在胳膊上。”

那5个人里，王守成19岁，去年分的地还没种熟。

他把布条系在左胳膊上，把结拉紧。

“田大姐。”他开口，“我也去。”

“你去哪儿？”

“去西岭。抬叔们回家。”

“你爹的腿还在炕上。”

“我爹让去。”

9月23日夜里，11个人上了西岭。

王德顺带路。他从柏树后面往上摸，摸到石头墙那儿，脚下踢到一样东西。他蹲下去摸，摸到一只鞋。

鞋是区中队的鞋，鞋底上钉着三颗铁钉。

8个人，散在坡上、墙后、沟底。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西岭上风大，雨下了两场，人身上盖了一层土。

郑连山还在沟底。他的姿势没变，两条腿是直的。

王德顺把郑连山背起来的时候，肩膀往下沉了一下。他把人背出沟口，用一领席子裹上。

田玉姣在坡上数了一遍。8个。

“都在这儿。”田玉姣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

就地埋了5个。埋在西岭下面的荒坡上，一排5个土堆，土堆朝北。木牌是拿柏树枝削的，上头用刀刻了字，刻的是村里的名字：枣园、崔家洼、南庄、黄草坡、桃花峪。

余下3个，家在附近村，王德顺让人连夜抬走。

周景堂是第二天夜里下的葬。

埋在后沟边上的那片沙土地里。周家的祖坟在石崮顶下面，1946年冬天以后，那一带让还乡团看得很紧，不敢去。

没有棺。门板搁在坑上，门板上的钉眼朝下。

坑是李兆祥带人挖的。他一只手挖，另一只手捂着脸。挖到齐腰深的时候，他两只手都下了坑。

下葬的时辰，是夜里11点多。

没有锣，没有唢呐。李兆祥站在坑边上，抬起两只手掌，在门板上拍了三下。三下拍完，他把手掌贴在门板上，停了一会儿。

绳子放下，门板落底。土一锹一锹盖上去。

张桂香站在坑边。她右胳膊上系着那根宽白布条，白布条在夜风里飘了一下，她拿手按住。

她一直没哭。

填土填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开口。

“玉姣。”

“在。”

“风还不对么？”

田玉姣愣住了。

张桂香看着土坑里那点黑，又问了一遍。

“那天夜里，他老头子说风不对。他把灯搁到墙头上。你说，这风到今天，对了没有？”

田玉姣没答上来。

土盖完了，堆起一个新土包。李兆祥在土包前头摆了三样东西：一碗小米，一碗水，一根没点着的灯芯。灯芯是用棉线搓的，跟灯碗里的那根一模一样，是他从周家的灯台上拆下来的。

张桂香看了看那根灯芯。

“留着点。”张桂香把那根灯芯往里推了推，“别糟践油。”

下葬的人各自回家。走到后沟口，田玉姣站住了。她转过身，往村里的方向看。周家那面院墙还在，墙头上空着，那盏灯已经取下来了。

她伸手摸了摸怀里。

“德顺。”

“在。”

田玉姣把那盏黑铁灯从怀里掏出来。灯碗里还剩一点油，灯芯烧了一半，剪得只剩个小头。她用袖子把灯台擦了两遍，擦到铁皮发亮。

“你带回去，交给长庚。”田玉姣把手缩回袖口，“周大爷走之前交代过。”

“他交代的什么？”

“这盏灯，谁家的屋子黑，就搁到谁家的墙头上。”

王德顺把灯捧在两只手掌里。灯很轻，不到一斤。他把灯塞进背包夹层，用手按了按。

“田大姐，村里那11个人呢。”

“昨天放了6个。”田玉姣说，“剩5个押在石家岭。周家的闺女，也在。”

“石家岭……”

“你先别想这个。”田玉姣把身上那根白布条的结解开，重新系在腰上，“你先给人带个话回去：九区还没散。地是分了的，犁还在。”

王德顺转身进了后沟。

他走到沟底，听见身后有人跟上来。回头一看，是王守成。

少年一条裤腿挽到膝盖上，光脚，胳膊上系着那根窄布条。

“你怎么来了？”

“我爹让我去的。”

“你爹腿断了。”

“腿断了，嘴没断。”

第七章 石家岭的红泥

1947年9月29日，敌人撤出了桃花峪。

撤得急。王凤楼据点的保安团一个连往南缩了40里，吴敬斋的还乡团跟着走。走的时候，他们把村里能拉走的都拉了：两头牛，17只羊，村里两口水井上的辘轳，还有打谷场上的那台石碾子，碾盘太重，没抬走，他们用大锤把碾盘砸成了三块。

赵长庚带着区中队回村，是9月30日的中午。

村里的人站在街两边。没人喊，没人鼓掌。有几个妇女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赵长庚走到打谷场口，站住了。

场口那块石头上，还搁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没水了，碗底留着一点灰。

他把碗端起来，看了看，又放下。

当天下午，区上在周家院里开了个短会。

到的人不多。孙茂林从南庄回来了，脸比半个月前瘦了一圈。韩玉章也从黄草坡回来，他那天夜里走的西北，一路转到十区，跟十区的区委一起在敌后待了12天。陈万山、马占魁、田玉姣、李兆祥都在。

赵长庚说的头一件事，是把那盏灯的故事说完。

“周大爷那盏灯，昨天夜里让人送回来了。”他把背包里的黑铁灯取出来，搁在炕沿上，“我留它3天。3天以后，搁到村公所的窗台上。”

田玉姣把身上的白布条解下来，收进袖口。

“第二件事。”赵长庚的声音沉下来，“姜怀德。”

屋里静了。

“他16日夜里从石家岭那边下来过一次，刘广田撞见了。9月18日以后，人不见了。他媳妇还在区上的被服组，他娘在村里。”

韩玉章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这几天我查了三样。”他把纸摊开，“第一样，他媳妇说，16日夜里他回家拿过一双新布鞋。鞋是他媳妇做的，千层底，白布面。那双鞋做了半个月，做的时候他催了3回。”

“第二样，石家岭那边有人过来说，16日夜里，岭上的哨卡往里放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穿便衣。那天下雨，路上是红泥。”

“第三样。”韩玉章的手指停在纸上，“他媳妇的灶上，这几天烧过白面。村里没有白面。区上的供给里也没有白面。”

赵长庚一句话没说。他把手撑在膝盖上，手指一下一下敲。

“还有一样。”刘广田在门口站着。他这些天瘦得下巴都尖了，“那天夜里我喊他，他没回头。他脚上那双鞋，是白的。白布面。”

“白布面。”赵长庚重复了一遍。

“他 16日夜里回村，穿的还是旧鞋。他媳妇说，新鞋他带走了。”韩玉章把纸收起来，“一个送信的人，带一双新鞋走夜路。他怕鞋湿，怕鞋脏。他想的是第二天进城穿。”

“抓。”马占魁站起来，“我现在就带人去石家岭。”

“先别去石家岭。”赵长庚把灯碗端起来，看了一会儿，“他去石家岭，是回他娘的旧屋，还是去据点？”

“这有什么分别？”

“有分别。”赵长庚把灯碗搁回去，“他要是回旧屋，是回家。他要是去据点，是上班。回家的人会走小路，上班的人走大路。你从哪条路堵他？”

马占魁张了张嘴。

“小路。”王德顺在门口接了话，“他要是想回家看一眼他娘，就得从后坡那条羊肠道下来。那条道只过一个地方。”

“哪儿？”

“鹰嘴崖下面的石碾子。”

10月3日夜里，姜怀德在小路上被按住了。

按他的人是王德顺和马占魁。动手之前，王德顺在石碾子后头蹲了3夜。第三夜下着小雨，雨里走来一个人，头上顶着一块油布，脚上穿着白布面的新鞋。

王德顺从碾子后头出来的时候，姜怀德往后退了两步，两只手往前伸。

“别动手。”他开口，“我自己走。”

他把那块油布解下来，叠了一下，搁在碾盘上。油布下面压着一双布鞋。他把鞋穿上，鞋面立刻沾了泥。

押回区上的路，走了两个钟头。姜怀德一句话没讲。

到了区上，赵长庚让人给他端了一碗小米粥。粥搁在他面前，凉了，他也没动。

“9月15日。”姜怀德先开的口，“那天我去县城边上摸底，在城南的关帝庙让蔡世昌的人堵住了。蔡世昌是县保安团谍报队的头子。他们把我关在庙后头的一间柴房里，打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们把我娘押到柴房门口。”

他停了一下。

“我娘78了。她站不住，靠在门框上。”

“你说了什么？”赵长庚的嗓子很平。

“开会的地点和时间，是从我嘴里出去的。”姜怀德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区上有多少人、多少枪，答的是不知道。公粮藏在哪，答的也是不知道。打了两回，答的还是不知道。区上的藏粮点，9个人知道，我不在那9个人里头。”

“蔡世昌给你什么？”

“30块银元，一张委任状，让我当九区的联络员。”姜怀德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手指扣得很紧，“银元我没花。委任状我烧了。”

“为什么烧？”

“我拿着那张纸，回了3趟家，3趟都在村口站住了。”

赵长庚站起来，走到他跟前。

“你16日在石家岭下面站的那半圈。”

“是我。”姜怀德把头低下去，“我站了半圈，想进村看看我娘。没敢进。我从后坡绕回了石家岭。”

屋里安安静静。

赵长庚把这份口供让人记下来，写了两份，一份留区上，一份当夜送到县里。

周玉芹是10月5日回到桃花峪的。

赎她的人是石家岭开磨坊的张德旺，她的二姑父。张德旺托了还乡团里一个叫廖三的小头目，来回跑了5趟。价码定下来：8石粮，两头猪，一副银镯子。

粮是各户凑的。桃花峪97户，按人头摊，多的出3斗，少的出半升。李兆祥拿着簸箕挨家挨户走，走到末了一家，那家只剩下半袋谷子，户主把谷子全倒进簸箕里。

两头猪是田玉姣家的。她家就两头，一公一母，本来是留着过年的。

银镯子是张桂香从手上撸下来的。她出嫁那年婆家给的，戴了41年，镯子内圈磨得发亮，刻着两个字，字已经看不清了。

人是10月5日晌午到村口的。张德旺牵着一头驴，驴背上坐着周玉芹。

她身上穿的还是9月18日那件衣裳，前襟撕了一道口子，用麻线缝上了。脚上剩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脚背上结着痂。她的头发被剪掉了一截，长短不齐，右边短到耳根。

她看见村口的树，看见自家的院墙，从驴背上下来，站了一会儿。

张桂香从院里出来，走到她跟前，伸手去摸她的头。

周玉芹往后退了半步。

“娘。”她开口，“别摸。脏。”

张桂香把手收回来，在自己衣襟上擦了两下，又伸过去，把女儿的头发按了按。

周玉芹被带进屋，先洗了脚。洗完脚，她穿上一双旧鞋，走出来，在院里站定。

院里坐着几个人。赵长庚、田玉姣、李兆祥都在。

周玉芹看了一眼赵长庚。

“名单还在不在？”

在场的人都没说话。

“我在石家岭关了17天。”她把话说得很慢，“他们问了3回，问区上的名单。头两回打我，第三回不打，问我想不想回家。名单的事，我告诉他们烧了。”

赵长庚把炕沿上那盏黑铁灯端起来，放到她面前。

“名单在。”他开口，“51个名字，一个不少。周大爷把它藏在房梁上的竹筒里，敌人翻了3回屋子，没翻到。”

周玉芹伸手摸了摸那盏灯。灯是凉的。

“我爹呢？”

赵长庚低下头。

“后沟边上。”他的头没抬，“9月24日夜里下的葬。”

周玉芹把手从灯上收回来。她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头一根一根蜷起来。她没出声。站了很久，她转身走进里屋，把门关上了。

门里传出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有人把手掌拍在墙上。

门外谁也没动。

周玉芹在石家岭被关的17天，住在一间祠堂的东厢房。

厢房里原先关着8个人，后头剩下5个。一天两顿，一顿一勺稀粥，粥里能照见人影。她在墙上用瓷片划了17道痕，一天一道。

同屋有个女教员，姓方，叫方素贞，34岁，是石家岭小学的先生。她被抓的缘故，是她在课堂上教学生唱过一支歌。

方素贞话不多。她拿手指头在地上划字，教周玉芹认。划一个字，抹掉，再划一个。

“你认得多少字？”

“600多个。”

“那你会写自己的名字。”

“会。”

“你写。”

周玉芹拿手指头在地上划。划完，方素贞看了一眼，把后头那个字擦掉，重新划了一遍。

“玉字下头那一点，要短。”

关了9天以后，方素贞被提审了一回。回来的时候，她的右手肿着，指甲缝里全是血。

她坐在墙角，拿左手在地上划了两个字。

划的是：快走。

1947年冬天，方素贞被押到县城。1948年2月，周玉芹在后方医院听人说起她。那个人的名字，记在看守所的一本花名册上，后面画了一个勾。

贾福堂的案子，是10月8日查清的。

查他的是韩玉章和王德顺。他们先去了贾家，从灶房的地窖里起出两口袋麦子。桃花峪的人都知道，贾家从前年起就欠着账，家里没有麦子。

贾福堂46岁，个子不高，站在区上的院子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搁。

“麦子是9月17日夜里送来的？”韩玉章问。

“是。”

“谁送的？”

“吴家的一个管事。”

“换你什么？”

贾福堂没有答。

“换你什么？”韩玉章又问了一遍。

“换我20亩地。”贾福堂的嗓子哑了，“就在村南的河湾那块，水浇地。他许我，事成之后，地契给我，还让我当村长。”

“你儿子在哪儿？”

“在保安团。”贾福堂把头低下去，“去年秋天拉走的，分在三营。上个月托人带信回来，说要一件棉袄。”

“你去把门推开了。”

贾福堂两只手抓住了自己的裤腿。

“9月17日那天夜里，天还没黑，吴家的管事在村西的枣树底下等我。”他把话一口气说完，“他给了我一张纸，纸上写着开会的地方。我看了那张纸，我把门推开了。”

韩玉章把口供记下来，念了一遍，让他按了手印。

按手印的时候，贾福堂的手指按在纸上，抖了3回，才按清楚。

赵长庚站在院子当中，看着这个人。他想起10月1日夜里，自己跟郑连山在石崮顶山神庙里说的那句话：他杀人不问为什么，咱们杀人，得问三遍。

眼下这三遍问完了。

第一遍问的是动机。第二遍问的是有没有别的人。第三遍问的是他自己愿不愿意在大会上把话讲出来。

“贾福堂。”赵长庚开口，“10月16日，区上在桃花峪的打谷场开公审大会。九区48个村，每村来10个人。你上去，把你17日夜里做的事讲一遍。”

贾福堂抬起头。

“就这些？”

“就这些。”赵长庚把手插进袖口，“你讲完了，有冤的申冤，有仇的诉仇。大会怎么定，怎么处置。该枪毙就枪毙，该判就判。”

贾福堂把嘴张开，又合上。

那天夜里，区上连夜往48个村送了通知。通知是刘广田带人送的，4个人分4路，走了两夜。

通知上写了一句话：10月16日，桃花峪打谷场，九区群众大会。

第八章 打谷场上的公审

1947年10月16日，桃花峪的打谷场上站了1400多人。

九区48个村，来了41个村。有的村来得早，天不亮就上路。南庄的来了两牛车人，牛车上坐着老太太和娃。枣园来了个盲老汉，让孙子牵着，走了8里。

打谷场当中搭了个土台子，台上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黑铁灯。

台下第一排，摆着一张门板，门板上躺着王继堂。他的腿用两块木板夹着，绑了麻绳。

赵长庚站在台子边上，先讲了几句。

他讲的头一句是：今天这个会，不是区上开的，是九区开的。谁有话说，都上来讲。

头一个上去的是田玉姣。

她手里提着两只军鞋。鞋是新的，千层底，鞋帮子上纳着花。她提着鞋，走到台前，把鞋举起来，转了一圈。

“这是桃花峪63双里的一双。”她开口，“9月18日那天早上，我把63双全塞进灶膛，上头压了一层冷灰。他们进来端起锅，把一锅糊糊倒在地上。糊糊淌进灶门口，把我纳的鞋底泡透了6双。”

她把鞋放下。

“我不心疼鞋。”田玉姣把鞋往前一递，“我心疼的是，这双鞋是给谁做的。这是给区中队的娃做的。娃们的脚，磨得比石头还硬。”

话讲完，她下去了。台下有几个妇女把脸埋进袖子里。

第二个上去的是桃花峪的王守成。他19岁，说话打磕。

“9月23日夜里，我去西岭抬人。”他把两只手在裤腿上擦，“抬回来5个。5个里头，有3个我认得。枣园的小栓子，17岁。南庄的老六，18岁。还有一个不知道哪个村的，看着不到20。”

他把头抬起来。

“他们都是让吴敬斋打死的。吴敬斋那天在坡下，骑一匹白马。”

第三个上去，是石家岭来的一个姓宋的妇女。她42岁，丈夫叫宋继良，1946年冬天在村里当民兵队长，1947年5月让还乡团抓走，一直没回来。

她站在台上，两只手绞着衣角，绞了半刻。

“话我不讲了。”她把手从衣角上松开，“讲了也没用。我就是想问一句，吴敬斋什么时候能有个了结。”

这句话说完，整个打谷场安静了。

赵长庚在台上答了一句。

“等打回县城那天。这个了结，我记着。”

贾福堂是晌午被押上台的。

他站在台前，低着头。他穿的还是那件灰布褂子，褂子上的扣子掉了两颗。

赵长庚让韩玉章把口供念了一遍。念到“换我20亩地”“我把门推开了”这两句的时候，台下有人往前挤。

一个姓崔的老汉挤到台前，指着贾福堂。

“你推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贾福堂抬起脸。他的嘴唇动了两下。

“我想的是我儿子的棉袄。”

台下静了一下，声音又起来了。

有人喊：“你儿子的棉袄，是把周大爷的命换的！”

贾福堂把头又低下去。他两只手在身前握着，握了很久。

赵长庚抬手，让台下静下来。

“贾福堂的事，区上问了3遍。他是主动开的门，不是被逼的。这个事，性质不一样。”他把话说得清楚，“他家里还有老婆和一个小闺女。他老婆不知情。这个地，还归她种。小闺女9岁，归村里管，上学、吃饭，区上出。”

台下有人不认得这句话的分量。也有人认得。

田玉姣在台下站着，把手里的军鞋捏紧了。

姜怀德是下午被押上来的。

他被押到台前的时候，人群里有人往他脸上吐了一口。他没躲。

赵长庚让人把姜怀德的娘扶到场子南边，坐在一条板凳上。老太太78岁，眼睛看不见了，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姜怀德。”赵长庚开口，“你把9月15日的事，讲一遍。”

姜怀德把话讲了一遍。讲到城南关帝庙的柴房，讲到他娘被押到门口，讲到那30块银元，讲到那张烧了的委任状。他讲得很慢，中间停了4回。

讲完，他转过身，朝着台下的方向跪下去。

他跪的方向，是后沟边上那片沙土地。

“周大爷。”他的额头贴在土上，“我欠你一条命。”

台下的声音一下子起来了。有人要冲上来，被民兵拦住。

赵长庚让民兵把姜怀德架起来。

“这个案子，区上定不了。”赵长庚把手一摆，“报县里。县里批，就办。”

县里的批复，3天后到了。

批复上写：姜怀德，投敌有其事，因其母被挟，情节可酌；然情报由其口出，九区党政军民死伤者众，罪不可恕。准予公审后依法处决。

贾福堂的处置也一并下来了：勾敌带路，构陷干部，致人死伤，依法处决。其家属不株连，土地不追回。

令是10月21日夜里执行的。执行的细节，区上没有对着群众讲。赵长庚交代了一句话：不许打，不许辱，快。

执行完之后，赵长庚一个人在区上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屋里点着灯，就是那盏黑铁灯。灯芯是新换的，烧得很稳。

他把名单从怀里拿出来，摊在膝盖上。51个名字。他在第37个名字旁边画了一道横杠。

那道杠画完，他把名单又叠起来，塞回怀里。

10月27日夜里，区中队配合县大队拔掉了石家岭。

石家岭是吴敬斋设的登记处。一个院子里挂着一块木牌，牌上写着“临源县九区复员工作队”。从9月18日到10月底，九区被赶到这儿登记的群众有1700多人。登记册子是蓝布皮的，一本，有378页。

仗打得不长。县大队从北面压，区中队从南面堵。院里的人守了半个钟头，往南边突围，跑掉11个。剩下的被压在厢房里，扔了枪。

赵长庚在院里找到了那本登记册。

他搬了张凳子坐到灯底下，一页一页翻。

头几页是姓名、村籍、年龄。中间几页是分地情况。翻到第200多页，笔迹变了，写的是“自首”两个字，后面跟着名字。有个名字他认得，是崔家洼的崔广福，一个老实人，家里有3个娃。

赵长庚把册子合上。

“烧。”

马占魁抱着一捆柴进来，把册子扔在柴堆上。

“书记，这是证据。”

“证据是给谁看的？”赵长庚把那本册子又看了一眼，“给咱们看，咱们知道敌人干了什么。给别人看，这份册子上378页名字，每一个都成了把柄。哪天敌人再回来，按着名字抓，一抓一个准。”

“那这些人……”

“这些人里，有扛不住的，有被逼的，有家里老的躺在床上的。”赵长庚把火柴划着，丢进柴堆，“九区的老百姓，不能为一张纸，替咱们背一辈子。”

柴堆烧起来，蓝布皮卷曲、发黑，字一个个走掉。

登记册烧了3个钟头。烧完，赵长庚让人把灰埋进菜园子里。

这一冬，九区的日子过得紧。

敌人来抢粮，来了3回。头一回是11月，来了一百多口子，从石家岭的方向来，摸黑进村。地里是空的。粮在地窖里，地窖上头种着麦子。第二回是12月，下雪。这一回来得急，把村里的两口猪赶走了，把王继堂家的柴垛点了。第三回是1948年1月，扑了个空，临走把打谷场上的碾盘碎块搬走了几块，说要垒工事。

区上的公粮，一斗没少。

12月初，九区往下发了一批过冬的东西：470斤盐、180丈布、260双军鞋。盐是用独轮车推的。推车的人是李兆祥，他一只手按着车把，另一只手捂着嘴。

1948年1月里，周玉芹报了名。

区上要往后方医院送护理员，九区出3个。周玉芹是其中一个。名字是她自己报的，报的时候没跟家里说。

走的前一夜，张桂香坐在灯底下给她做鞋。

“你那个手，缝得动？”周玉芹蹲在一边看。

“缝得动。”张桂香把针在头发里蹭了一下，“你爹走那件衣裳，是我缝的。缝了6针。”

周玉芹伸出手，把她娘的手按住。

“娘，我走了，这个院谁守。”

“我守。”张桂香把针线放下，“你哥的衣裳，还在墙里头。你爹在那儿躺下了，我哪也不去。”

1948年3月里，桃花峪送了11个新兵。

名单上有王守成。参军那天，他爹王继堂让人把他抬到村口。王继堂的腿接歪了，长不直，站起来只能直起半截。

“到了部队，别惦记家里。”王继堂跟儿子讲，“你爹这腿，是1947年让他们打断的。你记住这个数。”

“记住了。”

“多少根？”

“一根。”

11个人从村口出发。田玉姣带着妇女在村口摆了两张桌子，桌上放着鸡蛋、煎饼、一碗水和一双新鞋。

队伍走到村口第二棵树底下，有人回头。回头的人越来越多。走在队尾的一个新兵哭了。

田玉姣把桌上那张纸收起来。纸上写着11个名字，纸角上压着一枚铜钱。

正月底，张桂香把那盏黑铁灯送到了村公所。

村公所设在原来的村庙里，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条板凳。窗台是土坯垒的，宽半尺。

张桂香把灯搁在窗台上，把灯碗里的油加满，灯芯剪成一寸长。

管村公所的是李兆祥。他看着她做这些。

“桂香嫂子，这灯搁这儿做什么？”

“谁家的屋子黑，就搁谁家墙头上。”张桂香把灯芯按了按，“我老头子走之前交代的。这灯是区上的。”

李兆祥把灯往里挪了半寸。

“那你自己家里呢。”

“我家不黑。”张桂香把围裙上的一道褶子抚平，“我家那点光，够我使了。”

第九章 小推车往南推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

消息传到桃花峪是9月17日的晌午。区上派刘广田一路跑，边跑边喊：济南打上了，支前动员。

刘广田这一年18岁。个头长高了一寸，嗓子变了。他从九区东头跑到西头，跑了40多里，把嗓子喊哑了。

9月18日，临源县支前指挥部给九区下了任务：出小车620辆，担架180副，民工2600人，碾米12万斤，做军鞋2000双。

九区48个村，当时有人口11800人。

任务下来那天，赵长庚在区上开了会。会开得很短。

“数就是这些。”他把纸拍在桌上，“我不往下压。哪个村有难处，自己说。”

48个村的村长坐在底下。没人开口。

过了一会儿，桃花峪的李兆祥站起来了。

“桃花峪97户，398口人。小车12辆，担架8副，民工46人，碾米8000斤，军鞋200双。”他把数报完，坐下来。

村西的崔家洼村长跟着报。他们村凑了1辆小车，车轴断了。赵长庚说，区上有一根枣木轴，明天给他送去。

会开到天黑。任务分完了。

那天夜里，桃花峪的打谷场上热闹。

小车都推出来了。12辆，有一辆是李兆祥家的，车架子上的木头换过两回，车耳磨得只剩一半。修车的人蹲成一圈，用桐油把车轴抹了一遍，又一圈。

车队的干粮是各家凑的。煎饼、炒面、咸菜疙瘩、干枣。周玉芹寄回来的一封信里说，后方医院的粮够吃，让家里别惦记她。张桂香把家里那点白面全烙成了饼，20张，包在布里，塞给李兆祥。

“你带着。”

“嫂子，这是你留着的。”

“我留着做什么。”张桂香把布包往他怀里一推，“我这牙，啃不动了。”

田玉姣带着妇女在村庙里碾米。3盘碾子，两班倒。一天碾800斤。碾完了装麻袋，麻袋上拿毛笔写村名。写字的活儿是她自己干的，她的字是1944年在识字班学的。

9月19日天没亮，桃花峪的车队出了村。

12辆小车，46个人，前头插一面小红旗。旗子是田玉姣拆了一件红褂子做的。

李兆祥走在头里。他47岁，个子高，背更驼了，走在车队头里。

走到石家沟口，他让车队停下。

“都回头，看一眼。”

46个人回头看桃花峪。村里的屋顶上，炊烟一缕一缕往上走。

“记住了。”李兆祥把手里的车把攥紧，“记着这个村，别记着我。”

车队往南走。头一站是30里外的兵站。

路上不好走。9月的雨多，土路泡软了，车轮陷下去，得两个人推。走到第3天，有人在半路上把车轴颠断了。李兆祥把自家的车板拆下一块，劈成两半，垫在断轴的两边，拿麻绳缠了18圈。

那一车小米，180斤，一两没丢。

济南战役打开以后，九区的担架队也上去了。

担架180副，一副4个人。抬担架的人在夜里走，走的时候不许点灯，不许讲话。伤员多，担架不够，有人拿门板抬，有人拿两件棉袄穿起来，把伤员兜在中间。

崔家洼的崔广福，55岁，抬了7天7夜担架。第8天，他在兵站门口坐着，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担架杆。

9月24日，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回九区。

那天傍晚，村庙里的碾子停了。田玉姣让碾米的人歇半个钟头。她自个儿走到院门口，站了一会儿。

有人问：田大姐，济南打下来了，还碾不碾？

“碾。”田玉姣把袖子挽起来，“路修好了，车更多。”

济南战役打完，九区交给前线的粮是14万斤。

这14万斤粮，是九区人一斗一斗凑出来的。凑粮的时候，区上定的规矩是：公粮照缴，口粮留够，余粮自愿。有一户人家自愿交的粮，比他们家全年口粮还多出两斗。韩玉章去做核实，那家的户主叫刘振山，53岁。

“你交这么多，明年春天吃什么？”

“明年春天，说不定就太平了。”刘振山蹲在门槛上，“我留了种子。”

济南战役以后，九区又来了新的变化。

王凤楼据点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扎下的。1947年9月往南缩了40里，1948年春又缩了一回。到1948年8月，九区的敌人据点只剩下县城和两处集镇。

区中队在这一年扩到了180人。马占魁当了副中队长。

孙茂林在1948年7月调走了，去县里任民政科长。走的前一夜，他跟赵长庚在区上喝了一壶酒。

“长庚，你说这仗还要打多久？”

“你问我，我问谁。”赵长庚把酒盅放下，“一天一天地打，打到他们坐下来签字。”

1948年10月底，区上又开了支前动员会。

这一回的规模比济南战役大。11月6日，淮海战役要在徐州那边打起来。县上下给九区的数是：小车400辆，担架90副，民工1300人，粮8万斤。

桃花峪分了小车6辆、民工24人。李兆祥还是带队。

走之前，他把那12辆小车都检查了一遍。头一批从济南回来的时候，12辆车磨坏了4辆，剩下的用车轴油重新抹了一遍，木架子拿麻绳捆了两道。

田玉姣又碾米。这一回碾了半个月。她两只手上磨出了6个血泡，破了3回。她拿布条缠上，照样碾。

车队是11月10日走的。

这一路走的是鲁南的道。走的时候天还好，走到第5天，下了雪。雪不大，落在车上的麻袋上，化成水，把麻袋洇软了。李兆祥让车队在路边的一个村子里歇了一天，把麻袋都摊在屋檐下晾。

第7天，前面一条河挡住了路。

河不宽，20来步，水到腰。桥在20里外的上游，绕过去要多走半天。

李兆祥站在河堤上看了一会儿。

“卸车。”他喊。

24个人把小车一辆一辆卸开，麻袋扛到肩上，人先过。水冷。走到河中间，有人腿抽了筋，扶着后面人的肩膀才过去。

过了河，前面来了两架飞机。

飞机贴着地皮飞，飞得很低，扫了一阵。24个人散在河滩上，趴着，压在粮袋上。

扫射过去以后，李兆祥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喊名字，一边数粮袋。

粮袋一袋没少。他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在小腿上，血流进鞋里。

从崔家洼来的崔广福，这一回抬着另一个民工的腿上了车。他56岁，脚上的棉鞋是田玉姣给的。

到了兵站，他们碰上了从莱东过来的小车队。

那个车队的领队姓唐，叫唐和恩。唐和恩手上有一样东西，一根1米来长的竹竿。竹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刻的全是地名。从莱阳的万寨乡出发，走到淮北的兵站，他刻了88个地名，串起来5000多里。

九区的人围着那根竹竿看。

“你刻这个做什么？”

“我怕忘了。”唐和恩把竹竿竖在地上，“走到哪儿刻到哪儿。等打完了仗，我把这根竿子竖在村口，让娃们看看这条道。”

李兆祥摸了一下竹竿上刻的字。他的手指头上全是老茧，摸得慢。

兵站设在崔楼村的一所小学里。

小学有3间瓦房，两间住伤员，一间当库房。院里的墙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口粮标准：民工每人每天小米2斤半，柴3斤，菜金2角。

伤员是从前线抬下来的。抬下来的担架放在院里排队，血从担架上滴到土里，土被踩成一片糊。护士在院子当中摆了一张桌子，做登记。登记本上写伤员的姓名、部队、伤的部位。写完了撕一张布条，系在伤员的手腕上。

有个护士姓周，就是周玉芹。她这一年20岁，在后方医院干了10个月。她给一个伤员换药，绷带揭下来的时候，伤口上粘着一层布丝。她把布丝一根一根拿镊子挑出来，挑了半刻钟。

伤员是个排长，26岁，腿上打了3个洞。他咬着一条手巾，牙关咬得死。

“疼就喊。”

“不喊。”

“为什么？”

“村里娃在后面看着。”

周玉芹顺着他看的方向看过去。院子门口站着几个村里的孩子，有的抱着娃，有的啃着煎饼，一个个伸着脖子往里瞧。

兵站门口有儿童团站岗。一个12岁的娃，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拦住进出的人要路条。路条是一张巴掌大的纸，上边写着姓名、村籍、事由，盖着区上的方印。

有个从九区来的民工没带路条。他从怀里摸出半块煎饼，递给那个娃。

娃把煎饼推回去。

“煎饼不要。你是哪个村的？”

“桃花峪。”

“桃花峪的农会主任叫什么？”

“李兆祥。”

娃把木棍一收，让开了。

淮海战役这55天，支前的人有多少，九区的人是后来才知道数的。

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担架20万副。粮食9亿多斤。山东解放区出了218万人，小车33万辆。

九区400辆小车，从11月推到第二年1月，来回了3趟。

12月里，桃花峪的车队在前线的一个村子里过了两夜。村里的老百姓都跑了，屋里的锅碗还在。李兆祥让人在灶上烧了两锅热水，把24个人的脚都烫了一遍。

“兆祥哥，你说这仗打完了，咱村咋样？”

“地还是那1300亩。”李兆祥把鞋翻过来烤，“种地的还是那280户。”

“那吴敬斋呢？”

“吴敬斋是人，不是地。”李兆祥把鞋往火上一举，鞋面冒烟，“地跑不了，人跑得了。人跑了，就一家一家追。”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

1月下旬，赵长庚带着区上的两个人去了前线兵站，接九区的民工回家。民工团在兵站交接，一路要签到、点名、发干粮、算路费。

他是在兵站的西边见到吴敬斋的。

那一排房子原来是村里的小学，门口堆着缴获的枪。俘虏一批一批点，点完往北送。吴敬斋站在靠边的一队里，身上穿一件旧棉袍，棉袍上补过3块，头发白了一半。他没戴帽子，风把头发吹起来。

赵长庚在那队人前面走过去，走了两趟。

第三趟，吴敬斋先开口了。

“赵长庚。”他的嗓子哑，“你们赢了。”

赵长庚站在他面前，没说话。

“我那1300亩地，谁种的？”

“280户。”

“他们交租么？”

“不交。他们给区上缴公粮。”

吴敬斋在袖子里搓了搓手。他的手指头上有一圈黄，是抽旱烟熏的。

“我那个时候在县城里，听人讲你们分了我的地。不要紧，我的人还在。”他把头抬起来，“我的人，都在这儿了。”

赵长庚看了他一眼。

“吴敬斋，你还记得1947年9月18日是什么日子？”

“记得。”

“那天早上，你让人把我区上一个老房东推到坡上去挡枪子儿。他叫周景堂，63岁。”

吴敬斋把嘴闭上。

“我答应过群众一件事。”赵长庚把手从袖口里抽出来，“这个了结，我跟群众许过。”

他把身子转过去，往上缴登记的那张桌子走。走了3步，他停下来。

“了你这个结的，不是我。”赵长庚把身子站直，“是九区那1400个上打谷场的人。”

第十章 灯花又结了一回

1949年6月，山东全境解放。

九区的敌据点早就没了。县城是1948年秋天拿下来的，拿县城的是鲁中南军区的部队，区中队配合。进城那天，赵长庚在城北关的道口站着，看着自己的队伍从街上走过去。

街上有人摆出两张桌子，桌上放着茶桶。倒茶的是县城的妇女。赵长庚端了一碗，喝了两口，把碗搁回去。

他没往城里走。他回九区。

1949年这一年，九区的事多。夏收、秋征、修路、救济，一样接一样。10月1日，村里开了会，李兆祥在村庙的院子里把收音机摆出来，收音机是从县上借的，苏联货，铁壳子，声音发闷。一院子的人坐在底下听。

那天散了会，田玉姣在院子里站着，站了很久。她那年37岁。

1950年3月，周玉芹从后方医院复员回了村。

她在医院待了两年零两个月。走的时候不认几个字，回来的时候能写病历单，能认药名，能给人打针。她21岁，头发长回来了，剪得齐耳。

她进村那天，先去了后沟。

后沟边上那片沙土地，周景堂的坟上已经长了一层草。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不高，齐腰。石头是村里人从石崮顶下面抬下来的，抬了两天。碑是1949年清明立的。

碑上刻着一行字。字是韩玉章写的，写完了让李兆祥拿到县城找石匠刻。

那行字是：周景堂，1884年生，1947年9月18日卒。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长子周大柱，1922年生，1946年12月卒。

周玉芹在碑前蹲下去，把碑面上的土擦了擦。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小包地瓜干，放在碑前。

“爹。”她开口，“我回来了。”

她在坟前坐到晌午。

回村里的路上，她碰见刘广田。

刘广田这一年20岁，在县公安局当通信员。他背上背着一支汉阳造，枪管比一般的短两寸。

“这枪是谁的？”

“郑队长的。”刘广田把枪从肩上卸下来，抱在手里，“他让人锯短两寸，说给我使。锯是1947年冬天锯的，我1948年才拿到。”

周玉芹伸手摸了一下枪托。枪托上有一道裂口，用铜丝箍着。

“你这枪，打过几回？”

“没打过。”刘广田把枪又背回去，“我跑路用。跑路的时候，枪在背上，比在手里管用。”

进了院门，张桂香从灶间出来。

张桂香这一年63岁。她的头发全白了，腰还是直的。

母女俩在院里站了一会儿。

“娘，我给你带了点药。”

“我不吃药。”

“你咳嗽。”

“咳嗽是气不顺。”张桂香转身进了屋，从里屋搬开那口柜子。

柜子后面的土墙上，那块砖还是松的。

张桂香把砖抠下来，把手伸进去，掏出那个油布包。

油布包在手里掂了掂，很轻。

她把油布包摊在院里的石板上，一层一层拆开。

里面是空的。棉袄1947年9月24日夜里裹着人下了土。油布上还留着一层黑，是血渍渗出来的印子。

张桂香拿手在油布上抹了一把。

“大柱走那年，这件衣裳也是这样。”她开口，“我洗了3回，洗不掉。”

周玉芹从灶间拿出一只粗瓷碗。

那只碗是1947年9月18日以后，她娘搁在打谷场口的那只。碗沿上有一道豁口，是那年冬天冻的。

张桂香把油布上的黑印抖了抖，抖下一点灰，落在碗里。

“娘，去哪儿倒？”

“去你爹那儿。”张桂香把碗端起来，“还有你哥那儿。两个人一块儿。”

母女俩端着那只碗出了门。碗里的灰很轻，一路走，一路往两边飘。张桂香把碗端得很平，脚步很慢。

1950年春天，九区在处理一件事：烈属抚恤。

区上的册子里，桃花峪的烈属有11户。抚恤的标准是：每户每年小米600斤，代耕2亩，减征公粮。

发抚恤粮那天在村庙里办。李兆祥念名字，周玉芹记账。领粮的人自己带口袋，自己扛。

头一个领的是周景堂家。张桂香来了，带了一条旧口袋。李兆祥把600斤小米往里装，口袋装了半满。

“装不下。”张桂香把口袋口抓住。

“剩下的明日给你送家去。”

“不用送。”张桂香把口袋往肩上一扛，“我扛得动。”

她走出村庙的门，走了十几步，把口袋从肩上换到背上。周玉芹跟在后头，没上前。

1950年4月里，桃花峪的村庙里开了一次会。

会是在晚上开的。屋里点着那盏黑铁灯。灯还是1947年那盏，灯台上有三道划痕，是1948年村里两个娃打架拿镰刀砍的。

来的人有十几个。李兆祥主持。赵长庚从区上过来了，他这一年42岁，在九区待了12年，是县里检查组点名要到场的人。

会上的事有3样。

头一样是种子。去年秋后留的麦种，库里有4200斤，不够。缺3000斤，县上答应从南边调。

第二样是军属代耕。1947年到1949年，桃花峪参军的有29人，烈属11户。代耕的活儿要派到户，一个劳力代两亩。

第三样是修学校。

村庙的西厢屋塌了半边，冬天孩子们上课得拿自己的板凳。李兆祥提出来，把西厢屋修起来，木料从村北的柏树林里出，劳力按人头摊。

“木料够不够？”有人问。

“够。”

“劳力呢？”

“46个壮劳力，够。”

会开到第三样的时候，屋外头起了风。

风不大，从北边来，带着土腥味。1947年以后，九区的人对风都上了心。坐在门口的马占魁先站起来，把门帘掀开一条缝，往外探了探。

“北风。”他把门帘放下，“正经北风。”

“北风怎么了？”坐在里头的崔广福问。

“北风是好风。”马占魁坐回去，“北边是阳坡，地干得快。北风一吹，明儿就能下地。”

会上往下议。议到一半，那盏黑铁灯的灯芯上，爆了一朵花。

一朵小红花，豆粒大。炸开的时候，一小点红炭飞出来，落在灯台上，跳了两下。

屋里的人都停住了。

头一个开口的是王继堂。他坐在墙根的一条板凳上，两条腿搭在一条矮凳上。他这些年不怎么进城，也不怎么出门。

“灯花爆了。”他开口，“我记得1947年那晚上，也爆过。”

“爆了三回。”张桂香坐在门边的矮墩上，“那晚上，我老头子说风不对。”

屋里静了一下。

周玉芹站在她娘身后。她伸手把灯芯往上挑了挑，灯焰直起来，屋里亮了一格。

“这灯是我家的。”她开口，“1947年以前，搁在灶间。1947年9月18日以后，搁在村公所。今天还搁在这儿。”

“灯花是啥意思？”崔广福不认得字，说话直。

“灯芯烧久了，结一层炭。”周玉芹把手指在灯焰边上绕了绕，“炭一厚，就爆。爆的时候，气不顺。哪儿的门缝漏风，它就往哪儿歪。”

“那今晚这朵花呢？”

周玉芹看了看灯焰。

“今晚是北风。门帘底下那点缝，我拿草塞了。”

张桂香从矮墩上站起来。她走到灯前，弯下腰，看了那朵花一会儿。

灯花还在灯芯上，红着，缩成一小粒。

她伸出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把那小粒红炭捻下来。炭烫，烫得她指头一缩，她又捏了一下，把它摁在灯台的铁皮上。

灯台上留下一点黑。

张桂香把手指在衣襟上抹了两下。

“风对了。”她开口。

屋里坐着的人，都听见了。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