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3日,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书房里,81岁的毛泽东躺在临时设置的手术床上,眼科医生唐由之站在旁边。没有宽敞的手术室,也没有复杂的声光布置,只有几名医护人员和一套准备妥当的器械。
这场手术之所以安排在书房,并不是条件所限,而是出于对病人状态的考虑。毛泽东年事已高,长期受到咳嗽和睡眠问题困扰,熟悉的环境更容易让他保持平静。
器械还有一个要求:尽量使用国产产品。
唐由之起初有些疑惑。眼科手术对器械精度要求很高,临床上选用国外产品并不罕见。毛泽东却说,国内既然能够制造,就应当优先使用自己的东西。这句话并不长,却让在场医生记得很深。
事情还要从一年多以前说起。进入1973年后,毛泽东的视力逐渐下降,读书、看文件越来越困难。身边工作人员只能把材料念给他听,重要文件也需要反复确认。
白内障并非突然发作,而是慢慢遮住视线。起初只是看字模糊,后来连熟悉的书页也难以辨认。对一个长期依靠阅读、批阅文件和思考问题来工作的领导人来说,影响相当明显。
周围人多次劝他接受手术,他却始终没有马上答应。毛泽东担心的并不只是手术本身,还包括术后恢复。若需要较长时间静养,工作势必受到影响。
1974年冬,唐由之接到会诊通知,前往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会诊桌旁聚集了多名医生,但病人的姓名和身份没有公开,只知道是一位高龄男性,视力严重减退。
唐由之根据病情判断,患者很可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可是,在正式见到病人之前,他只能通过病历和转述提出方案。那种谨慎,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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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4日,唐由之被工作人员接走,随后与其他医护人员一同前往毛泽东居住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大家说明,毛泽东愿意接受检查,但是否手术,还要由他本人决定。
真正见面时,唐由之发现病情比预想更重。毛泽东一只眼睛几乎看不清,另一只眼睛也受到影响。更棘手的是,他咳嗽明显,若采用需要缝合的方式,术后伤口可能因咳嗽受到牵扯。
唐由之提出采用自己长期研究的白内障针拨套出术。这种方法操作时间较短,不必缝合,对当时的身体状况更为合适。技术方案有了,如何让病人同意,却成了另一道难题。
周恩来曾亲自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唐由之也多次陪他交谈,解释手术过程和恢复安排。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却总是说:“能不能先用药?”
有一次,毛泽东问手术需要多久。唐由之回答,真正操作只需几分钟,连同准备工作也用不了太久,但术后仍需一段时间观察。听到要休养数月,毛泽东又沉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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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由之明白,单讲医学道理恐怕难以奏效。一次谈到古代治疗眼疾时,他想到白居易晚年患眼病的记载,脱口说出“万般灵药皆无效,金针一拨日当空”这两句。
关于这两句诗的具体出处,后来的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当时的谈话中,它确实起到了沟通作用。毛泽东听后追问是什么意思,唐由之便解释,药物若不能解决晶状体混浊,手术反而可能是更直接的办法。
毛泽东想了片刻,说:“既然古人也有这样的办法,那就做吧。”
手术前还要完成过敏试验和各项准备。结果出来后,唐由之询问是否当天进行。毛泽东得知器械、人员都已到位,又问麻醉是否可靠。唐由之坦率说明,检查泪道时可能会有不适。
毛泽东听完,反而很干脆:“那就做。”
紧张的不只是病人。唐由之从医多年,做过不少眼科手术,但这一次关系重大。他反复调整呼吸,提醒自己必须保持稳定,不能让周围人的情绪影响操作。
手术于1975年7月23日进行,整个过程约五分钟。唐由之采用针拨套出术,完成后为毛泽东包扎,并报告手术顺利。三天后复查,视力已有明显改善。
毛泽东很快要求摘掉纱布,理由也很直接:“已经能看见了,包着不方便工作。”唐由之坚持术后仍要防护,后来提出戴一副特制眼镜,以镜片保护术眼,毛泽东这才接受。
恢复期间,他仍惦记工作。一次眼睛进入灰尘,唐由之赶来检查,确认没有大碍后进行清理,并重新处理术眼。临别时,毛泽东还提到另一只眼睛,说以后也要请唐大夫帮忙。
1975年底,唐由之再次为他复查。那次见面,谁也没有料到会成为最后一次。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另一只眼睛的手术也永远没有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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