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看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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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叁》

在英国政府看来，与法国和沙俄的战争威胁相比，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一个边缘的、非关键威胁的事件。

1840年 6月16日，伴随着西南季风，英国派出的“东方远征军” 开始陆续到达珠江口外的海面。6月21 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乘坐的、拥有74门火炮的旗舰“威里士厘”号抵达澳门附近的海面。22日，当最后一批“东方远征军”就绪，伯麦从“威里士厘”号发出公告: “奉女王陛下命令，从本月28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予以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由此爆发。

当年曾经被英军封锁过的海面，如今已经建成了一座绵长而优雅的虎门大桥。在大桥的两侧，还散布着蛇头湾炮台、威远炮台、镇远炮台、清兵营房旧址等遗迹。那些沉重的铁炮静静地站在厚厚的城墙后面，俯瞰着当年曾受到英国舰队攻击的地点——英国铁炮轰击处。如今，这里已经建成停车场，接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缅怀历史。

爱德华·邓肯 1843 年绘《击毁中国水师帆船》 , 记录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场景

因为惨痛，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是深刻的。但这场战争的制造者英国人，对战争的发生选择了轻描淡写。在英国课堂中，虽然也讲述殖民主义的历史，但其讲述的角度是说，大英帝国是如何作为“文明” 的化身，向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传播“进步”的，从来没有让英国人了解他们为了闯入中国这片文明的土地，是如何使用了鸦片，还曾经为了贩毒而占据了香港。

站在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在南美洲丛林里展开禁毒战争，菲律宾杜特尔特对毒贩毫不留情打击时，我们也会困惑:作为一个自我标榜“文明”的国家，英国是如何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想到要在当时的双边贸易中贩毒的?19世纪的鸦片究竟算毒品，还是药品?以及这场以国家为主角的贩毒与禁毒战争，对英国与中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从药品变为毒品的鸦片:

世界史的全球化与工业革命

鸦片并非由英国传入中国，而是世界历史全球化的产物。公元前 3400 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现了罂粟花，知道了其药用价值，将其称为“欢乐植物”。此后，罂粟在西亚、北非流传开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鸦片传入希腊。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认为此药具有“麻醉剂和镇痛剂”的作用，将其用于治疗妇科疾病、流行病和内科病。5世纪时，鸦片由阿拉伯商人作为药物传入中国。此时，鸦片在世界范围内，仅仅被当作药片使用，在已知的医学文献记载中，15 世纪以前未见使用鸦片上瘾的记录。

鸦片从药品变为毒品是新航路开辟之后的结果。16 世纪，葡萄牙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吸烟后，殖民者中有人开始尝试将烟草与鸦片混合吸食。到17 世纪时，鸦片开始跳出“药物” 范畴，成为一种让吸食者迅速沉迷其中、可以 “寻找梦幻般的欢乐”的毒品。

显然，第一批鸦片上瘾者是西方人，英国人也在其列。维多利亚时代，鸦片在英国并非管制药品，而是一种很容易合法获得的“日常药品”。人们可以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任意购买鸦片、可卡因，甚至砷。鸦片制剂在城镇和乡村的市场上，可以自由公开销售。在1899年阿司匹林出现之前，鸦片是当时英国最常用的止痛剂。当时的医学理论，还没有形成人可能会对某种治疗或某种药品“上瘾”的观念。

1756 年占领加尔各答后，英国一直积极鼓励当地种植罂粟，并输送至英国国内。因为工业革命为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使用提供了巨大需求。当时最流行的鸦片制剂叫作 Laudanum，这是一种含有 10%鸦片的酒精草药混合物，被称作“19世纪的阿司匹林”。在当时，它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止痛药和松弛剂，医生将它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咳嗽、风湿等，常用于妇科病和儿科病的“治疗”。而且此药最大的“优点”是价格便宜，1便士可以购买 20 滴或25 滴，穷人也能负担得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人士都曾使用 Laudanum 作为止痛药，如查尔斯·狄更斯、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塞缪尔·泰勒·科里奇、伊丽莎白·加斯 克尔、乔治·艾略特等。

查尔斯·狄更斯 1858 年在书桌旁像

除了 Laudanum，英国19世纪还流行一种治疗咳嗽的混合食谱: 将两汤匙的醋、两汤匙的糖和 60 滴 Laudanum 混合，早晚各服用一汤匙。还有很多被称作“妇女之友”“妈妈之友”的鸦片制剂，被医生广泛地用于治疗月经、分娩，还用于治 疗一些女性心理疾病如歇斯底里症、抑郁症和晕病等。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安静睡眠，还有两种由鸦片、水和糖蜜组成的名为 Godfrey 的 Cordial(也称为“妈妈之友”)， 医生会推荐用于治疗儿童腹痛、打嗝和咳嗽等。这两种混合物导致了工业革命时代许多婴儿和儿童的严重疾病甚至死亡。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村人口拥入城市的速度，城市生活水平普遍较差。鸦片制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工人家庭聊以度日的安慰剂。生活条件较好的英国工人偶尔可以购买一点面包、茶、牛奶、鸡蛋和一瓶朗姆酒。但经济萧条时，大量工人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忍饥挨饿成为工人家庭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便宜的鸦片制剂顺利进入工人家庭，它不仅可以帮助男人忘记他们可怜的处境，还可以让缺少食物的孩子沉沉睡上几个小时，减少他们因饥饿而出现的哭闹。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吸食廉价鸦片的习惯，这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及。托马斯·德·昆西 1821 年写成《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其中已经注意到: 吃鸦片的人，要比想象中多得多。访问曼彻斯特时，几个棉花工人告诉昆西，吸食鸦片已经成为某些工人的习惯。对低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喝啤酒或烈酒更便宜的方式，非常受欢迎。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待鸦片的态度很复杂。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医生就已经关注到，滥用 Laudanum 导致上瘾，病人出现了各种症状:先是兴奋，而后 是忧郁、多话和烦躁不安。如果停止服用，则会有疼痛和抽搐、恶心、呕吐和腹泻。1868 年“药剂法案”规定，只能由注册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以控制其销售和供应。但由于没有规定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的上限，所以当时的禁烟效果微乎其微。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待鸦片的态度也不一致:中上阶层指责下层阶级“滥用药物”，而认为自身使用“鸦片制剂”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现在，西方公众持有东方人喜欢吸食鸦片的印象，这并非历史的事实。这种“刻板印象”主要是由英国街头小报和一些小说家塑造出来的。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街头小报的故事中常见到的一种故事情节是:伦敦剧院的女歌唱演员以及舞厅里的下层舞女，受到了黄种人和黑种人的阴谋诱惑，最终死于鸦片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药物上。萨克斯·罗默等人塑造了邪恶的大反派傅满洲博士和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等丑化亚洲人的角色，在这些系列小说中，中国人常以大反派的身份，密谋向英帝国中心输入毒品，以威胁帝国的统治地位。这些颠倒黑白、混淆事实的小说，在信奉种族竞争和种族决定论的欧洲颇有市场。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的世界局势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亚当·斯密认为， 在自由贸易下，英国将会获得繁荣，因为“少量的工业产品就能够购买大量的初级产品......一个没有贸易和工业的国家，通常将被迫用大量初级产品从其他国家购买少量的工业产品”。可以说，亚当·斯密发现的，是新兴工业国崛起的一个关键秘密，即工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一旦与巨大的国外市场相联系，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让他成为第一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思想家。除亚当·斯密外，大卫·李嘉图、边沁也持相同观点。“贸易立国”的思想，成为此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强国兴起的不二法则。

18 世纪的亚当·斯密画像

英国的统治阶层信奉这样一个原则: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法 则，其权利要大于某一国主权。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积累体系，是英国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一体系。这与20 世纪后半期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时所打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相似。通过“贸易至上”的原则，英国在19 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大大扩展了 它的权力。通过在印度次大陆及各殖民地榨取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英国以“自由贸易”手法确定支付手段，通过工业革命后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其支配世界的权力得到不断再生和扩展。

这种“贸易至上”原则，并不建立在绝对公平的基础上，它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支撑。1815 年，英法战争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英国取得胜利宣告结束。这标志着从 1588 年击败无敌舰队开始，英国的崛起过程终于完成。此后，英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力推被称为“欧洲音乐会”的制衡与均势战略，用来限制欧洲各大国的野心和主张。1830 年，英国推动比利时独立，以保证欧洲各强国无法拥有侵略英国的陆地平台。这一情况，直到 1914 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才被打破。通过持续 200 多年的战争，以及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英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伦敦成为遍布非洲、美洲和太平洋这个广袤帝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中心。正是通过工业革命、自由贸易、金融创新、外交战略和强大武装，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

但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要想在全球建立“自由贸易”秩序，不可能没有挑战者。最先挑战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是法国。1838 年，法国对墨西哥实施了海上封锁。此前，墨西哥为寻求独立，曾向英国人出售了大量国债。法国的这一封锁影响到墨西哥人的国债偿还能力。英国觉得自己的“自由贸易”国策受到了严重威胁，对法国提出抗议。但当时的英国首相帕尔默斯顿担心会引发新一轮欧洲战争，采取了对法国的温和政策。同年，法国又在海上封锁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在阿根廷同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早在 1825 年，阿根廷便与英国签署条约，保障了英国的商业地位及商人权利，免除了英国商人到阿根廷军队服兵役的义务。法国在试图获得同等特权却遭拒后，对阿根廷采取了封锁策略。权衡再三，帕尔默斯顿又一次选择了退让。

法国之所以如此强硬，与法国熟知当时的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急剧变化有关。19 世纪 30 年代，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俄国年轻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企图在波斯、高加索及远东扩张俄国的疆域。1837 年，俄罗斯入侵阿富汗。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也发动了起义。这些变化威胁到了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稳定。印度为英国提供了众多的财富和资源，成为当时英国发展的倚重区域。当时的英国，若想维持中东的稳定，离不开法国的支持。法国也深知这一点，于是趁机向英国的“自由贸易”秩序提出了挑战。

除了法国和沙俄外，在遥远的东方，英国还有一个挑战者。在鸦片战争以前，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它拥有“庞大国土规模，丰富财富、奇特壮丽文化，对外界充满傲慢优越，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其存在本身也对这个“自由贸易”秩序发起了挑战。这就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时称“大清国”或“清帝国”。

在英国政府看来，与法国和沙俄的战争威胁相比，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一个边缘的、非关键威胁的事件。这正是英国政府为发动“远征”而犹豫不决的原因;但也正因为其“边缘”，却也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展示武力的机会，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方面的强硬和坚决。

毒品“自由贸易”取代对

东亚朝贡体系与丝路贸易网

东亚的国际贸易秩序，到18世纪70年代仍旧由中国掌控，采取的是传统的朝贡贸易方式。而英国、荷兰、法国等新兴欧洲列强，试图通过欧洲股份制贸易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扩大亚洲的贸易网络。但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欧洲发现，在与中国的交易中出现了严重的贸易失衡。欧洲消费者对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需求量很大，而中国对欧洲所制造的商品不感兴趣。由于所有中欧贸易结款必须使用白银，英国很快就在与中国之间的交易中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国内没有白银供应，不得不从墨西哥或欧洲其他国家购买白银来填补白银需求的空隙。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茶的渴望，令贸易的失衡日益突出。

1795 年所绘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东印度公司工厂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的消费量出现了巨额增长。1644 年，英国可能只进口了2磅2盎司中国茶叶。但1784年到1785年，英国进口茶叶量已经超过1500万磅。此后，随着英国茶叶关税的大幅降低，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进口茶叶量再翻一番，达到了3000万磅。考虑到东印度公司直到19世纪20 年代才开始种植茶叶的事实，以上这些茶叶几乎全部由中国输出。因为，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开始将印度茶运往伦敦。仅在1811年至1819年，英国从中国就进口了总额超过7200万镑的茶叶，约折合现代货币24亿英镑。

茶叶对19世纪早期的英国如此重要，以至英国立法规定，东印度公司必须有一年的茶叶库存。英国财政从茶叶贸易中受益。19世纪30年代，伦敦政府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获得了420万镑的关税收益，约折合现代货币1.84亿英镑，茶叶占据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约合350万镑，约折合成现代货币1.53 亿英镑。来自中国茶叶贸易的关税收入，在当时可能高达英国政府总收入的10%。

英国政府税收是有了，但从全国情况来看，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英国必须面对大量白银外流的问题。但英国制造的棉、羊毛以及铅制品，中国都能自给自足，兴趣不大。时间久了，英国商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19 世纪初，在清政府眼中还算“安分守己”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秘密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销售量的惊人增长是英国对中国贸易“全面重新配置”中“最具戏剧性的特征”。很快，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吸食鸦片上瘾者。俞蛟《梦厂杂著》中记载了吸食鸦片上瘾的人的情况：“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清政府对于鸦片的危害是存在清醒认识的。早在雍正七年(1729)， 雍正皇帝便因鸦片问题下谕旨，禁止贩卖鸦片、禁止开设鸦片烟馆。但基于治疗需要，当时不禁吸食、不禁鸦片的进口。嘉庆元年(1796)， 嘉庆帝登基后不久便发布诏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严惩失察官吏，吸食鸦片的官员加等治罪。道光元年(1821)后，道光皇帝每年都会颁布禁烟谕令，要求内禁与外禁并行，并第一次对在禁烟中失察的官员进行了惩罚。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偷偷向中国输送鸦片之前。

1833 年，英国国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1832年7月1 日，怡和洋行，一个普通合股公司，在中国广州成立。其创始人是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这个洋行中文名叫“怡和”，却绝没有给中国带来“快乐融洽”，反而成了推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理商，怡和洋行抓住“机会”，迅速填补了东印度公司留下的“真空”地带，变成了亚洲最大的英国洋行。它参与的对中国贸易，主要以鸦片买卖为主，当然也有茶叶的贸易。

1839 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渣甸亲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清朝开战，并力主英国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来作为中英贸易的据点。渣甸和马地臣两人从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任何瑕疵。渣甸认为，药物滥用是买方的错，并不是卖方的错。马地臣则声称，他从不知道这种药物是否在破坏生命。由于他们在鸦片贸易中起主导作用，他们还曾成功游说英国政府发动对华鸦片战争，这些都说明，渣甸和马地臣需要对鸦片战争的爆发负直接责任。

1839 年所绘清朝林则徐禁烟图

当然，鸦片战争的爆发，仅仅依靠渣甸和马地臣的游说是不可能成功的。溯查历史，1839年1月，渣甸离开中国，9月到达伦敦。9月27日，渣甸见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帕尔默斯顿。渣甸请求英国政府派遣一支军队到中国，赔偿被没收的英国人的财产，并与中国缔结一个商业条约。帕尔默斯顿有所推辞，认为中国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难以封锁。面对帕尔默斯顿的犹豫，渣甸改变了自己的谈判策略，他不再要求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商品(里面当然包含大量的鸦片)和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转而强调清朝政府的禁烟是对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抵制，英国需要通过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来更好地保护自己商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打动了帕尔默斯顿，因为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信奉者。帕尔默斯顿答应渣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此事并在会后答复渣甸。

1839年，林则徐主持广州禁烟运动时，帕尔默斯顿所在的、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辉格党正遭受到英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保守派认为，正是辉格党政府的软弱，造成了英国在国内外的普遍困境。当时的英国政府，面临重重危机，除了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外，还正面临着下列问题：1836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为获得普选权而掀起的宪章运动； 爱尔兰对《1800年联合法案》的反抗；加拿大和牙买加密谋叛乱也威胁到了英国以国教宪法为基础的1839年教育改革等。

为了显示自身的实力，帕尔默斯顿为首的辉格党决定，通过向清朝宣战来展示英帝国捍卫“自由贸易”政策的决心。1839年 10月1日， 内阁会议召开，帕尔默斯顿向内阁介绍了最近的国内外事态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他的干预方法：派一支小的舰队，两艘护卫舰和一些小的武装船只以及两艘至三艘蒸汽船，封锁从北京到广东的整个海岸线。对这个计划，英国内阁当时并不自信，尤其是内阁成员强调英属印度并无可派之兵之后。

当 1840 年 6 月这支小型舰队到达中国广州附近，发动战争后，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这一点既有些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又有些历史的必然，因为英军舰队使用了当时世界上的尖端武器：1807 年刚刚在世界上实验成功的蒸汽轮船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使用，并显示出威力；钢铁、蒸汽和现代开花炮弹的组合使用，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的使用......这些让用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甚至仅装备冷兵器的清军损失惨重；清朝露天式的炮台，完全经不起侵略军的炮火轰击。在清军尚不知什么是开花炮弹、后装步枪和火轮船时，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清晰明确。

从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方士兵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海上进攻和陆地进攻战场态势一边倒的状况：

英国的战舰也排成一行，离山脚和码头约二百码远，它们的左舷的全部舷炮都指向城镇。舰队包括“威里士厘”号，炮七十四门；“康威”号和“鳄鱼”号，炮二十八门；“巡洋”号和“阿勒琴”号，炮十八门，和十艘双桅炮船。上午八时，准备作战的信号旗升起了......二时半，“威里士厘”号向海边的那个圆形小石堡打了一炮。中国舰队、堤岸和小山上的炮台当即一齐开炮还击。于是英舰左舷的全部舷炮向城镇上齐发。从岸上传来的回响是树木的折断声、房屋的倒塌声和伤兵的呻吟声。我们的炮击历时九分钟，但停止后，中国舰队中未被击伤者仍向我们发了几炮。当烟火消失时，一幅大部分被破坏的情景就映现眼前。在这个不久前充满人的地方，只见到几个负伤者；但在较远的地方，可看见一群群的人四散逃亡。(乔斯林爵士著《在华远征半年——一个军人的几页笔记》)

约绘于 1843 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战斗》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百年耻辱历史的沉重开端：英军以付出阵亡 71 人、 伤 400 余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消灭清军7100 人的战果。蒋廷黻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器和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鸦片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跳出中国的视域，从世界历史大国兴衰的规律来看鸦片战争，我们不难看到，鸦片战争是一个新兴工业强国对一个没落的老旧帝国所发起的一场科技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挑战。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不过是他们维护自己虚伪的“自由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并未产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英国人现在讲述历史，仍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战争。

《南京条约》签约，约翰·普拉特绘

但对中国而言，这场惨败导致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里那些割地、赔款、开放港口等具体条款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将中国带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深渊：东亚朝贡体系当时面临的是群狼环伺的境地，信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发现了中国军事自卫能力薄弱的问题，纷纷加大了对东亚的殖民扩张力度。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他们早在 16 世纪初就已经到达了东亚。曾侵占我国台湾的荷兰，曾占领东南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曾被《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 约》暂时阻挡于中国北方边境的俄国......他们从没有放弃过侵略中国的打算，他们已经等了 200多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败北，让他们看清楚了当时中国真实的军事实力，遂开始露出他们狰狞的面目。

可惜的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未能清楚掌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出现的关键因素，一开始仅仅将战争的失利视为夷人船坚炮利的结果。但在仿制英人的铁甲火轮时，他们才发现，在既无“制器之铁”， 也无“制器之器”，更不懂“制器之原理”的情况下，在当时的中国仿制铁甲火轮是如何之难。事实上，“现代军事能量不是军事本身，而是整个生存方式的总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如林的工厂，轰轰作响的蒸汽机，甚至还有议会里举着拳头的花样，报纸上骂首相的把戏......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过百年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又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学习与摸索发现了西方体系的各种问题，也发现了中国此前那套看似完全陈旧落后的文化中的精髓，开始走上了既肯定自身优势又学习其他国家优势的道路。鸦片战争给中国的记忆是深刻的，中国更应该记住和继承的是中国人民努力从这一阵痛中走出，并不断在总结反思成长中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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