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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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从衣柜深处翻出那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领口磨得起了球，袖肘处有细密的补丁，针脚歪歪扭扭——那是母亲白内障手术前最后的作品。
我把它套在身上，立刻被一股樟脑和旧棉絮的气味裹住。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手腕，母亲总说我还在长个子。可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她依然固执地按记忆里的尺寸织毛衣。
周末整理遗物，我在抽屉底层发现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五团毛线，标签上写着我的名字。线头都仔细卷好，用皮筋扎紧，像随时准备开始另一个冬天。还有一张购物清单，背面是她歪斜的字迹：“
小囡怕冷，多买两斤羊毛。”
夜晚降温，我披着这件短了一截的毛衣坐在阳台上。对面的窗户亮着暖黄的灯，有个苍老的身影正在灯下织毛衣，动作缓慢，像在做某种虔诚的仪式。我忽然想起七岁那年，母亲也是这样坐在灯下，把毛线绕在椅背上，一圈一圈，把漫长的冬夜织成温暖的形状。
风从领口灌进来，我缩了缩脖子，却感到一种奇异的温暖。那五团毛线还躺在抽屉里，线头干燥而蓬松，像沉默的母亲，用另一种方式，仍打算陪我度过往后所有的冬天。
我把毛衣脱下，叠好，放回衣柜。明年春天，我想去学织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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