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年轻人为何越来越反感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形态，美国毫无疑问是这方面的引领型国家之一，在大模型开发与应用、算力中心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都在“大干快上”。然而，在美国国内，作为伴随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Z世代”（通常指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年轻群体）在广泛使用AI工具的同时，正展现出对AI日益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这一现象绝非简单的“技术恐惧症”或短期情绪宣泄，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与结构性根源，折射出一代人对自身经济处境、教育体系、文化认同乃至政治秩序的深层焦虑。美国青年对AI的抗拒正在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思潮，甚至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政治与经济议程。

毕业典礼的阵阵嘘声与民调数据的情绪转向

传统上，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是社会名流向毕业生传递希望与职业愿景的庄重场合。然而在2026年毕业季，AI却成为引发毕业生群体性反感的“雷点”“爆点”。在亚利桑那大学，当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向上万名毕业生描绘AI将如何渗透到每一个行业时，遭遇现场持续的嘘声与抗议。从东海岸的常春藤校园到西海岸的大型公立大学，类似现象多次发生，演讲嘉宾对AI所谓“商业潜力”“变革势能”的大力吹捧普遍遭遇台下毕业生的倒彩，表明美国青年正通过最直接的方式解构和反抗精英阶层的“技术加速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叙事，反AI情绪大有向一种“代际文化”演变的趋势。

▲6月16日，美国洛杉矶人工智能艺术博物馆DATALAND首展“机器梦境：雨林”开幕。

这只是冰山一角。各种民调数据真实明确地揭示了美国青年人对AI的情绪转向。盖洛普与沃尔顿家族基金会2026年4月发布的“Z世代之声”调查显示，美国青年在行为上高度依赖AI，51%的“Z世代”表示至少每周使用一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该比例与上一年基本持平，表明AI已深度嵌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与学习。然而，伴随高使用率的却是急剧恶化的情绪体验：对AI感到“兴奋”的年轻人所占比例跌至22%，较上年骤降14个百分点，对AI感到“充满希望”的年轻下降9个百分点至18%，而感到“愤怒”的人比例上升9个百分点，达到31%，感到“焦虑”的比例则稳定在42%。调查报告指出，这种幅度的摇摆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代际情绪转变”：美国青年越是深入了解和使用AI，就越对其潜在的“剥夺性风险”感到警惕，AI正在成为一种“年轻人越来越依赖却又越来越不信任”的“矛盾型工具”。

与此同时，美国青年对AI的反感没有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向上延伸，演变为对科技巨头的强烈不信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今年8月针对18至34岁的美国青年展开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对硅谷的AI领袖群体抱有压倒性的厌恶感。调查列出了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和马斯克在内的九位硅谷最具影响力科技领袖，他们竟无一人获得年轻人的信任。即便是排名最高、公众形象相对温和的纳德拉，也“收获”了高达65%的不信任率。帕兰提尔公司的高管卡普与蒂尔因与科技军工复合体以及移民执法密切相关，在这项调查中的不信任率更是接近80%。显然，美国青年已不再将硅谷领袖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偶像，而是把他们视为贪得无厌、垄断资源、剥夺底层人群机会且缺乏共情力的资本既得利益者。

美国青年也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数据中心运动”，竭力阻击AI物理基础设施的扩张。皮尤民调显示，54%的30岁以下成年人认为数据中心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新泽西州的贝永市，由“Z世代”主导的气候倡导组织“气候革命行动网络”成功动员社区力量，迫使市议会以5∶0票数通过了禁止建设新数据中心的法令。在前述CNBC民调中，高达60%的年轻受访者明确要求放缓数据中心建设步伐。从新泽西州到印第安纳州，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得克萨斯州，再到中期选举战况胶着的密歇根州，美国青年通过集会、请愿和投票支持主张“数据中心禁令”的政治候选人，表达对AI基础设施过度侵占社区资源、推高生活成本的愤怒。

就业机会被剥夺与人类主体性的丧失

美国青年对AI与日俱增的反感情绪背后，交织着经济层面的劳动剥夺、教育层面的认知危机、权力结构中的资本垄断等多重导因。

在经济层面，就业岗位的挤占以及职业前景的渺茫让美国青年感受到AI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此前流水线以及机械手臂等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浪潮主要取代的是体力劳动就业岗位，由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革命则直接冲击着行政、初级编程与数据分析等岗位，这些就业机会恰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赖以踏入社会并积累经验的初级岗位。高盛公司新近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AI不仅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反而正在持续摧毁初级就业机会，每月净消灭的美国工作岗位多达1.6万个——具体而言，AI每月能够创造出9000个新增岗位，AI替代效应却同时导致2.5万个岗位消失。净流失几乎全部集中在30岁以下的初级员工群体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AI技术的进步导致企业往往倾向于利用其进行短期的成本削减。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针对933名美国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21%的公司已因引入AI冻结了入门级岗位招聘，更有高达47%的企业计划到2027年彻底取消初级岗位招聘，导致即将或刚刚毕业的美国青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环境。美国银行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2至27岁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达十几年来最高水平，初入职场的失业者比例创下1988年以来的新高。

在社会层面，AI技术加剧了美国青年对科技寡头掠夺财富、集中权力、破坏环境的不满。这一代的美国青年是伴随2008年次贷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气候危机以及算法平台垄断成长起来的一代，经历过新冠疫情、大通胀、住房危机和工资停滞，普遍对现有经济秩序和大型企业缺乏信任。而AI浪潮恰是由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这些公司及其领导者拥有巨大的资本、数据和算力优势。美国青年已经意识到，AI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飞跃，进一步强化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却面临岗位消失、竞争加剧和工资下滑等困境。此外，对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高度敏感的美国青年也愈发不满于高耗能、高污染的数据中心建设。这些不满和担忧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对现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抱有怀疑态度，进而使得更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抱持积极看法，这可能意味着美国青年的意识形态正在AI推动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9月15日，首届“亲人类大会”在华盛顿举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到会就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发表演讲。

在心理和哲学层面，美国青年对AI的反感也源于某种对人类主体性丧失和心智退化的深层不安。与要求使用者具备信息筛选能力的搜索引擎不同，当前流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直接生成流畅、自信的最终答案，哪怕很多是错误甚至虚构的。这种模式正在人类社会中形成一种被称为“认知让渡”（Cognitive offloading）的社会现象，即不加批判地接受AI的输出，纯粹用AI的思考替代自己的思考。前述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只有约25%的美国青年认为AI有助于提升批判性思维，而认为AI正在阻碍深度思考、甄别信息和产生原创想法的人占比高达42%。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意识到，使用AI工具虽能在短期内提升完成任务的速度，但会导致人类更关注浅层的信息检索而非深度分析，人类对AI依赖越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会发生退化。

对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产生影响

美国青年对AI的情绪滋长是一场叠加了经济焦虑、认知恐惧、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敌意的代际社会思潮，正在转化为实质性的政治与社会力量：在政治维度演化为“反数据中心运动”等跨党派基层运动，进而影响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技术监管立法；在经济维度可能影响美国的创新势能，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形成所谓的“AI生产力悖论”；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撕裂社会结构，动摇“美国梦”的社会共识。

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年轻人对AI的心理变化，开始抢抓相关政治议题，明确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甚至取消AI监管的“大撒把”式治理方式，反对“富豪主导”的技术发展，抵制以牺牲环境和社区安宁为代价的数据与电力中心建设狂潮，并且呼吁建立民主问责机制，解决技术红利分配不公和基础设施外部性问题，以期把那些受AI冲击的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拉回到自己的支持者阵营。不仅如此，以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进步派和以特朗普首个执政期内的高级战略顾问史迪夫·班农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派在AI议题上甚至出现联合之势。总之，改变已经开始，源于美国青年的反AI思潮正在对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及社会凝聚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理解美国未来走向的重要切口。

原文标题《周扬：美国年轻人为何越来越反感人工智能》，文章转载自公众号“世界知识”，作者周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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