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迁去世九周年：迁徙的鸟，停留的鸟

编者按：

10月号《萌芽》刊登了瞿瑞的散文《迁徙的鸟，停留的鸟》。瞿瑞身兼多重身份，既是作家，也是导演，同时还是图书编辑，《胡迁作品全集》由她策划编辑。

题目中“迁徙的鸟”来自胡迁的话，他“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像鸟儿一样迁徙”。所以这篇散文是关于胡迁的，也关于一段友谊，关于瞿瑞自己。她将所拥有的信息、所认识的友人、所感知的记忆通过文字铺陈开来，通过文字——无论是书写还是编校，都可以发现生活和文学之间的神秘联系。

今天是胡迁去世九周年的日子。在临走前，他说会留给瞿瑞一份礼物。那是一个梦，一个无法被安放在任何一篇小说里的梦，因为如果那么做，将是对真实生命的僭越。

本文首发于《萌芽》杂志，作者瞿瑞，授权转载自公众号“萌芽”（id：mengyamag）。

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清晨，我打开手机，看到的第一个消息来自胡迁的母亲楚延华女士。一个短句：胡波父亲今早去世了。

我盯着那条消息，思考着这意味着什么。

当时我和M.正滞留在马来西亚柔佛巴鲁的一家民宿。事实上，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出国旅行。飞机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我们简单游览过这座城市后，乘坐地铁和小巴过境来到马来西亚。我本想去看看黄锦树的故乡和亚洲最南端的海，但由于连日暴雨引发的特大洪水，加上淋雨后M.和我先后发起了高烧，最终我们哪里也没有去，在边境附近的一家民宿住了下来。连续好几天，在吃过退烧药后的昏睡中，我听着赤道地带的雨声——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雷电交加，像史前也像末日的一个怪梦。收到那条消息时，我仍能听到外面朦胧的雨声。但当我走到客厅，拉开阳台门，发现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阳台对面，葱郁的热带植物围拢着一个小湖，墨绿环抱着灰绿。湖面平静，近乎沉郁。忽然一只白鹭掠过水面，自湖上某个看不见的点，一圈圈圆形涟漪扩大开来。等我回过神来，那只白鸟已消失不见。

我只见过胡迁的父亲一次。那是2017年10月13日，得知胡迁去世消息的第二天，我第一次走进他租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公寓。当时他母亲正在卧室里和制片人谈话，他父亲坐在客厅靠窗的位置上，独自喝酒，有时也和来访的男生共同喝一杯。时间还没到中午。我没有过去打招呼，只是坐在房间的另一角落里，想起胡迁小说里的那些酒鬼父亲和酒鬼祖父：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用喝酒来打发他们的失意。

在我坐的位置的正上方，有一张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黑白照片，放大到接近电影海报的比例，正对着大门的位置。那是1986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已经患上癌症，人生最后的几年他流亡欧洲，此时正拍摄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照片里他的头发剃得很短，眼睛稍稍斜视，右手指着画面之外的前方。事实上照片上的那一刻他正指着苏联的方向，对画面外的某人说，他再也回不去他的故乡。不过单独看这张照片依旧感觉相当咄咄逼人。

我记得胡迁曾有一次告诉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他的精神父亲。那年夏天，他将自己喜爱的另一位导演贝拉·塔尔称为教父。不过，我无法理解这种寻找父亲的欲望，我对自己的父亲持一种混合着歉疚和厌烦的矛盾心情。或许女儿们总要告别她们的父亲，而儿子们总在徒劳地寻找父亲——尤其是一个不朽的父亲，用来替代现实中贫弱的父亲。那天，在胡迁父亲坐在窗边喝酒时，我看见玻璃茶几上有一个硬皮笔记本，我翻了翻，看见最后几页有胡迁的钢笔笔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有这一句，重复写了很多遍，越写到后面笔迹越乱，最后几近狂乱。从我坐着的位置，透过卧室敞开的门，可以看到书桌上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那是夏天见面时我送给他的。他打开看过吗？我不知道。

鉴于他不久前刚搬到这里，我猜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走进这个公寓。我记得我去看了看楼道——据说是他上吊的地方，隔着封条能看到几个触目惊心的灰黑鞋印。站在阳台上，能看见楼下的幼儿园，明艳的红黄色游乐设施，大概总能听得到小孩子的嬉闹声和眼保健操的广播声。门厅中央有一盆养护状态良好的盆栽：六月雪，翠绿细小的叶片不合时宜地展露着它的生机。在楼下的小区里走了一圈，槐树和杨树的叶子正在凋零，白蜡树的翅果枯萎在枝头，像一束束垂落的翅膀。

一个人逝去以后，其他人能做的就是把他存在过的痕迹记下来。

回到楼上，继续听别人说话，获取了更多他离世前的细节。比如他吃的最后一顿晚饭：螃蟹和苦艾酒。那天晚上，他的手机在一首歌的单曲循环中耗尽了电量，那首歌一周前他曾传给过我，专辑封面是粉蓝渐变的落日，上面一行小小的白字：what happened in yesterday。一切发生的时候，他的猫小欧就在屋里，六个月大的英国短毛猫。最后的时刻他穿着蓝色毛衣和牛仔裤，蓝色毛衣是他几天前新买的。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也穿着，那天他剪了头发，还戴着一顶黑色渔夫帽。当时我和他开玩笑：一次不错的人类焕新活动。帽子现在放在书架上，毛衣现在包裹着无生命的身体。那天清晨，在派出所的停尸房里，我看见这具身体安静地躺在黑房子中央的水泥地上。

得到别人信息的同时也需要给出我的信息。他在现实中的所有朋友都叫他胡波，只有我习惯叫他胡迁，这大概说明了一些问题。于是我需要反复解释这个问题。我是谁？名字不重要，不是同学也不是同事，只是一个朋友，因为喜爱文学和电影而认识，不，不是亲密关系。

重复了太多次，但每一次信息都停留在这里。事实上这里应该继续讲下去，因为这个故事仍和父亲有关。2017年5月26日，有人在网上跟我留言，说他读了我的一篇小说。在那篇叫作《遗物》的小说里，我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一段自己真实经历过的往事：三年前的深秋，我从上海回到北疆牧场参加父亲的葬礼，处理父亲的遗物，主要是在不会开车的情况下卖掉二手车的事情。现在回想那几年，我一直处于父亲的死亡带来的空洞中，日常生活过得异常混沌，写作则像是一种创伤性记忆的强迫式重复。那时我在一家小型电影公司工作，为一位创业的年轻导演写他需要的剧本，有时也将我写的故事改编成剧本供同事评估。我记得，那天，这个陌生人留言说他非常喜欢那篇小说，并且附带了一句简洁的评论，我记不起他具体怎么说的了，但当时听起来相当恳切。鉴于那时写作的人很多，真正的读者却很少，每一篇作品即使发表了，也像是投进了树洞里，基本得不到读者的有效回应，因此我现在还记得收到那条信息时颇为振奋的心情，以至于和他聊起来才注意到留言里的署名：胡迁。我问他，你是写《大裂》的那个胡迁吗？他说，你知道那本书啊。就好像为此感到羞愧一样。

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我们在现实中仅有的几次见面时，常有一种失真之感。部分原因来自小说中绝望的叙事者和现实中这个眼神清澈的人带给我的强烈反差。小说中的“我”真挚而狂妄，现实中的他悲伤而谦逊；小说中的“我”深陷惶惑，现实中的他平静而笃定。该怎样理解生活和艺术的关系？

后来有人问我，你们见面时都聊些什么呢？

这时我会陷入一阵微妙的茫然，思考正常的朋友之间应该聊些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但许多朋友并不真正聊天。对我而言，只有知晓彼此内心世界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但这只是我的想法，我知道这并不适用于现实中大多数的人际关系。我和胡迁（而非现实生活中的胡波）恰巧是在互相阅读对方作品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最初的信任。我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改成“胡迁”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像鸟儿一样迁徙，这种相当美好的说法，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一度忽略了他真实的名字。这样的朋友，恰恰摆脱了生活中的摩擦、性别造成的麻烦，直接以精神世界为桥梁，建立起一种例外的友谊。事实上，我对他的现实生活所知甚少，聊天也大多集中在与生活无关的领域：文学和电影，历史事件和社会新闻。我记得第二次见他时，他刚从西宁的电影训练营回来，因见到贝拉·塔尔而备受鼓舞。那天我们坐在灯光昏暗的啤酒馆里，聊起了贝拉·塔尔的环绕长镜头和他的《撒旦探戈》。事实上，当胡迁沉醉地讲述电影中的空镜头多么令他难忘时——我记得他说，贝拉·塔尔在拍摄环境空间时，让泥泞暗沉的大地始终占据了电影画幅的一半空间，诉说着人物身处的历史时代那令人沉陷的肮脏和绝望——我稍稍有些走神，对我而言，这部电影最难忘的是海报上小女孩的那张脸，那个小动物般清澈而惶惑的眼神。她天真地想要帮助她在乎的人，却被欺骗、被伤害，最后成为历史的替罪羊，悲惨地死在泥泞里。事实上，电影创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小女孩替邪恶的世界受难，那不仅让我难过，也让我深感不安。

后来我们也聊起了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和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我记得胡迁说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证明了在这个庸俗而不堪拯救的时代，文学依旧保持其有效性的秘密——那就是作家理应不顾自身的危险，沉潜进世界的肮脏和混乱之中。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作品也有这样的东西。接着我说起《2666》里“罪行”的那一部分，我不知道波拉尼奥是怎样做到的，以一种近乎自虐的勇气拥抱了那么多的尸体和骨骸，那种溢出文学范畴的能量令人震惊。这时，我突然听见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应该活不到三十五岁。

那会不会太年轻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刚过完二十九岁生日。我想，波拉尼奥直到四十岁才开始写他最重要的作品，丹尼斯·约翰逊活了六十八岁（我和胡迁见面的那一天刚好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他出版《耶稣之子》那一年三十三岁——正是耶稣死去的年纪，他的写作生涯才刚刚开始。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太痛苦的话就上吊。他相当平静地说。

为什么是上吊呢？我问。

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好像这是一件无须解释的事。而我则想象着一个吊死的人，那更像是他的作品里会出现，但不会发生在现实中的场景：混合着令人震悚的暴力和无法化解的悲伤。

那太可怕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会非常痛苦。我说。

他没有说话，所以我谨慎地谈起至亲的死亡带给生者的毁灭式冲击。那几乎会夺走一个人对生活的最基本的信任。我说起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我几乎无法入睡，因为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在地下腐烂的场景，我看见虫子和蛇穿过他的头骨。为此我搬离了过去生活的城市，但头脑依旧无法停止思考死者的境遇，后来我总算能睡着了，但每一天醒来，都觉得生活本身非常荒谬。人们兴高采烈地活着，就好像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一样。

他听得很认真，之后将玻璃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露出我熟悉的那种介于歉意和遗憾之间的表情。

如今他的父亲也去世了。那天清晨，当我站在阳台上看着灰绿色的湖面，回想起北京的10月，那个坐在儿子死后的房间里不停喝酒的男人，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他的脸。记忆中那个模糊的形象渐渐和电影《大象席地而坐》里的那位父亲重叠。我想到在胡迁最后一部戏剧《抵达》里，父子们彼此残杀，而女人们最后活了下来。现实生活中，他的父亲脑梗瘫痪在床，因年纪过大无法接受手术，他的母亲照料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胡迁时，我们走在下着小雨的街上，他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我听到电话里他母亲问他为什么给她打了那么多钱。他说之前写的剧本赚到了一点钱，接着他解释，这会儿正跟一个朋友吃饭。我听到他母亲热情的声音：吃饭好，多吃点！挂了电话他说，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那也是他母亲最后一次和他讲话。

我记得电话挂断的瞬间，他说那句话时明朗的语气，雨丝落在脸上的凉意，昏黄的路灯光照亮了前面的一小段路。我记得其实当时我们并不在去吃饭的路上，而是刚吃完饭，决定换个地方喝一杯。我记得走在路上时我在心里思考着到底应该说点什么才能挽留他。那时一切尚未发生，他的生命还存在通向其他道路的可能性。又或者是，他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决定出现在我面前，只是为了向我做最后的告别。

一个星期后，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比起他的死亡，我更想记住他活着的样子，尤其是最后那杯酒的时间。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唯一坐在露天座位的顾客，我们说话的时候，天色黑暗，银线般的细雨落在我们的酒杯里。那天他看起来有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超然，使我一度以为他终于逾越了困住他的那些障碍，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启示。

至于那天谈话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发生改变。有时冒出一部分，有时又冒出另外几句。最初我记得最清楚的部分是他说《天堂之门》快开拍了，贝拉·塔尔答应会来帮他。当时他的快乐情绪甚至感染了我，让我相信了至少他最近不会死了。鉴于一周之前我在上海时他告诉我他已经买好了绳子，并且会留“一份礼物”给我，那让我感到非常惊慌，尤其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可以寻求帮助，我只好请求他无论如何等我回来后再见一面。事实上，在见面之前的两三天里我一直在想该做点什么才能挽留他。但见面之后，他完全不提之前发生的事情，吃饭前他送给我刚出版的新书《牛蛙》，签上名字，显得颇为快乐。我问起他感觉好点了吗，他说好多了，决定把以前的事情先放下。我为他感到高兴，但喝酒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根绳子，我问他还留着它吗，他说对呀。我说答应我个事，把绳子扔掉，不然我就只好跟着你去你家帮你扔了。他似乎认真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后来他告诉我，等拍完这部电影可能会出国生活一阵子。我说听起来不错。我猜这些关于未来的谈话当时让我多少感到有一些放心。另一段时间我想起另一个片段，他说他的新书也写完了，现在这三本书至少能给他母亲留一点钱。我记得我听到这句话时有一瞬间的不安，但并没有继续询问那句话的意思，因为他接下来很快问起了出书的具体问题：某个出版社怎样？某个编辑可信任吗？谈论这些事让我感到踏实，觉得这至少意味着，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做。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起的同样是那天，他说起过自己在亲密关系上遭遇的失败，他喜欢的女孩甚至不愿意收下他刚出的书，那让他深感挫败。我试着想象那个女孩的立场，但由于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只好说可能亲密关系是这样的，总是伴随着各种破裂的风险，每个人对爱的理解不同，能够给出的爱也不同，所以爱才会造成伤害甚至是仇恨。大概是类似的意思。但胡迁显然不认同我的话，他说那只是为不爱找借口罢了。于是我说起自己上一段失败的亲密关系，在那段关系里，我想我是因介意爱的不对等，而非爱的不存在而选择分开的。我告诉了他一个令我决定放弃这段关系的细节。他说，那还是因为这个人没那么爱你。我们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想起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他在西宁认识的一位导演朋友来找他，姑且叫这个人B.吧。鉴于这个人的身份，我们一起聊着各种与电影有关的事，比如喜欢的导演，学电影的经历，电影市场莫名其妙的运作逻辑等。这时B.突然问了句，你们这么谈得来，为什么不在一起？听到这句话时我没反应过来，胡迁当时显然也愣住了。后来他替我解围，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B.则反驳他，异性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吗？到散伙时，B.督促胡迁开电动车送我回家，而胡迁显然感到为难，但最终他还是送我回家了，下了车他跟我道歉，说他没有想到这个人今晚会来找他，他并不想让我感到难堪。我说没关系这不能怪他。但我猜这件事之后我们都有些尴尬，所以我想这一次，既然我们说到了亲密关系，说到了爱，或许我应该对此表现得坦率一点。所以我说起自己对爱情关系本质上的灰心，至少就我的经验来看，爱情里的人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我说起很多时候爱情破裂而友谊长存。很多年后我想，或许人和人之间应该少一点激烈的爱恨，多一点相互守护的友爱关系。但当时我说得肯定没有那么清晰，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说到一半时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而在我说着这些词不达意的话时，他始终平静地看着我。最终我擦干了眼泪，几乎带着承诺的决心对他说，你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尽可能帮助你，也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帮你抵御一些深陷绝望的时刻。我不记得他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了，又记得当时他似乎认真地点了点头，举起酒杯跟我轻轻一碰。我还记得我们说了一些别的事，我们说起了《大象席地而坐》的版权纠纷，我说或许时间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说应该不会有什么结果了，那语气近乎释然。我记得我们还说起了《百年孤独》里那些背叛了过去理想的男人，说起过书里那句“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或许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别的事，后来我已经忘了的事。直到时间过了半夜12点，服务生提醒我们酒吧半小时后打烊。他早已喝完了深海炸弹，而我的长岛冰茶还剩一半。我们走吧，他率先提出。我站起来才感觉头晕目眩，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陪我一路走到路口，他帮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而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他上了另一辆车，我看见两辆汽车先后汇入同一条路，而他的车掉头，驶向相反的方向。那一幕让我觉得有些伤感。再后来，直到我下了出租车，走到单元楼门口才看到他发来的微信：“你要好好活下去。”

事实上，那天的谈话我早已分不清现实中发生的顺序，只有一些破碎的片段，不时跳出记忆之海，以清晰的存在感拷问着我。到底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现实和虚构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当时没能辨识出来？为什么我没有更执着一点，去他家帮他扔掉绳子？为什么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深陷痛苦，为什么一个人如此近地途经甚至理解了另一人的痛苦，可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能挽回？

2019年，我从电影公司辞职，去一家出版工作室做文学编辑，可那份工作同样并不长久。对那个阶段的我来说，现实世界充满难以理解的事情，可文学也不再能够提供安全的出口。我猜，在所有令人痛苦的事情里，艺术对称于现实的不公正尤其令我深感愤怒。为什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能够拍出那样美好的电影，却性侵女导演并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电影？为什么一个以做书为生的人能够为一点点商业利益毫无道德底线地剥削作者？为什么人类会把自己压抑的痛苦发泄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动物身上？我想这也是胡迁的绝望和愤怒。但比起他，我要衰弱得多，就连我们抑郁的表现都不一样：他做了那么多事却每天责备自己什么也没做，而我几乎什么也没做却每天疲劳到无法醒来。

随着失去对艺术世界的基本信任，我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开始我失去了虚构故事的能力，再后来读剧本或小说时，我经常有一种抽离感，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人物的表演。我会想，真实的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生活比艺术要复杂得多。当然这并不代表着我获得了更好的现实感，如果说文学作品的秩序对我而言仅仅是不再可信，那么真实世界的运作秩序则荒谬到令人无法理喻，我会注意到权力和制度的语言如何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会卡住我，这使我无法按照正常流程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与此同时，过敏、炎症、间歇性发烧轮番攻击我的身体，睡眠则吞噬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最寻常的事变得从未有过地困难。

一个健康的人不会注意自己拿起一个苹果需要做哪些动作，不会思考吃饭、刷牙、洗澡需要完成哪些动作，不会因为穿上衣服出门走到路口的艰难程度而感到退缩。身体无须思索就可以完成这些实际上非常复杂的配合，但现在它开始在每一个环节设置障碍——苹果的分量很沉重；身体的每个部分也同样沉重，移动整个身体会让人累得直喘气；下楼走到路口，意味着这一天的能量彻底耗尽。

如果说丧亲和失恋属于可以说出口的话题，那么抑郁一度让我感到最深刻的羞耻。一度我不愿意承认它，而是将这些反常的症状归咎于早几年确诊的慢性疲劳综合征，这至少让我好受一点。最近有一天，我问M.，那种接近重性抑郁发作的状况到底持续了多久？两个多月吧，他说。比我想象中的要短，但其实我对这段时间的记忆相当模糊，甚至只有几个片段是清晰的。我记得苹果从我手上滑落时的崩溃感，有一天早晨因为打不开水龙头而哭了起来，还有无数次从昏沉的睡眠中努力坐起身的吃力感觉，还记得有一次我费了很大的力气走到路口，看到面前的人流，突然恐慌发作，M.只好背着我回去。

我从最后一份工作辞职时，恰逢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的春天，因世界的例外状况，我终于得以和社会脱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和M.在孤独而封闭的生活中建立起了一种重建日常生活想象力的情谊：我们分工获取食物，共同照顾小猫，帮助彼此克服生活和创作上的困难。我们也鼓励彼此，让那些抽象的问题悬置一会儿，先努力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花更多时间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在那些从种种困难中缓慢恢复的日子里，我经常会想起一个梦。那是胡迁去世的那么多年里，我唯一梦见他的一次。

2017年11月末，我第一次去胡迁的家乡济南。当时我只想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告诉胡迁的母亲，把他在人生最后半年写完的那本书出版。但到达济南那天，他母亲因为家里有事无法见我，于是白天我只好在这座城市里闲逛。我记得11月的天气已经非常阴冷，那让我想到胡迁小说里写到的寒冷，想到他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几年，有种失真的感觉。晚上，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等待第二天和他母亲会面。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正在一个书店买书或是参加什么活动，不过那栋楼是一座烂尾楼，整栋楼里除了我没有别的人，相似的楼梯和楼板构成了一座庞大的水泥迷宫，以至于我在这个灰色的世界里迷了路，层层叠叠的台阶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等我终于走出这栋建筑，不由得长舒一口气，但发现外面天已经黑了。这时胡迁突然出现了，他穿着夏天见面时那身白T恤和牛仔裤，骑着他那辆快要散架的电动车。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说。

他没有回答，而是说：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啊。

于是我就坐上他的电动车，梦里他一言不发地开进了楼旁边一条漆黑的小巷。随着我们向前行进，笼罩我们的黑暗越来越浓稠，路渐渐消失了，直到前和后无法分清，天和地融为一体。突然他停在黑暗深处，于是我也跳下车来，发现顷刻之间，我们共乘的那辆电动车已经溶解在了密不透风的黑暗中。

我想跟你说，这就是死亡的感觉。他说着，目光炯炯。

我愣在那里。

没有虫子和蛇，什么也没有。他接着说。

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但已经看不见他。我低头看自己，发现身体变成了无数漂浮在黑暗中的粒子。

但我没有选择，只能留在这里了。你快回去吧。

后一句话尚未消散，我已经睁开眼睛，回到了济南11月的清晨。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身体无法动弹，只能盯着对面的墙壁，好像在等待梦里散逸的颗粒重新聚合在一起。

那天中午，我在一家烧烤店见到了胡迁的母亲。一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对我而言只是电话里的一个声音，我从未想象过我们见面的场景。但那一刻，这个比我母亲还要年轻几岁的女人就坐在我对面，我则坐在胡迁本应坐的位置上。我说话的时候，她不停把烤肉夹进我的碗里，说着和电话里相同的话：多吃点，你太瘦了。最后，在说完了所有我知道的信息之后，我跟她复述了这个梦。

她平静地看着我说，梦会忘的，你要写下来。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写。梦里的对话只是在我的大脑里重复，提醒我死亡并不是最终的解脱，而是失去所有变化和迁徙的可能性。我只知道这个梦无法被安放在任何一篇小说里，那将是对真实生命的僭越。胡迁说《牛蛙》的结尾来自他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世界末日后的冰原里寻找食物，努力喂养着几个饥饿的小孩。小说里他写道：“梦消耗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能量。”而我是这么想的：梦无论来自哪个世界，都包含着真实能量的交换。对我而言，这个梦就是他曾提起的那份礼物：他带走了死亡的道路，于是得到这个梦的人，只剩活下去的道路。

2023年年初，我和M.一起去看大海。我们骑着电动车在海南的村镇里穿行，寻找通往大海的路。热带的冬天如此温暖，阳光晒热了我们因漫长的封锁而僵硬迟钝的身体，椰子树和海枣树像烟花盛开。后来我们听到了海浪声，就把电动车停在一片树林前，步行穿过幽暗的树林，我们走了一小会儿，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变得豁亮。映入眼帘的，是湛蓝的天空和深蓝色的大海，无数白色碎浪拍打着淡金色的海岸。我想起黄锦树在《雨》里写：穿过树林就是海。在那本书里，死者会不断归来，而后换一种方式死去。我想要是胡波活着的话，此时也三十五岁了，到了他预言自己死去的年纪。如果我相信他对自己命运的预言，那么当我此刻看见这片海，无论他曾经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沿着哪一条岔路走出去多远，此刻的我已然在每一种可能性里都经历过最后的告别，想到这里，我接受了他的离去。

“往南走，可能有一天会到零度以上的地上。只要在此之前不要死掉。”在胡迁的小说里，他的梦是这样结尾的。而我直到完成了向南迁徙的旅程，才重新遇到这句我早已忘了的句子。三十二岁这一年，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大海、火山岩以及无数不知名的热带生物——过去我熟悉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这些奇异的事物。我在离海最远的亚寒带小镇上度过了生命最初十七年，幼年时只在童话故事《海的女儿》里想象过大海，以为这只是作家们虚构出来的事物，作为美好的隐喻，代表着困在大地上的人注定无法企及的自由和辽阔。学生时代的我用尽了所有力气从令人窒息的生活里逃至远方，梦想去一个邻近大海的城市，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直到这么多年的兜兜转转之后，我真的生活在一座海岛上，才开始了解与海洋有关的事物。地球上并不只有无尽的荒原，还有森林和海洋——而大海的浩瀚和宽广足以改变一个人内心的风貌。我想起丹尼斯·约翰逊的《海仙女的馈赠》，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作品，和年轻时写的《耶稣之子》如此不同，就好像一个人度过了痛苦而曲折的全部生命，最终献给世人一份悲伤又宽厚的礼物。胡迁最终没有读到他最爱的作家的最后一本书——这是所有的不幸里，最微不足道却令我难过的一种不幸。

在海岛上，再一次编校胡迁作品集时，我惊奇地发现生活和文学之间的神秘联系。我不仅看见了海鸥真实飞翔的姿态，大象午夜时跳起舞，也听见过田野上的雷声，并且出于神秘的偶然性养大了一只血统不纯的柴犬——它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我会想起胡迁没有救活的那一只柴犬马修。至于他的猫咪小欧，他的母亲后来把它送给了我，现在已经快十岁了，我目睹它从小猫一天天长成了现在心宽体胖的模样。这只猫总是白天睡觉，而在接近午夜的时刻突然唱起歌来，那是因为它在循环往复的歌声里失去了童年的主人吗？

有一天和我朋友C.谈论起这些相当奇怪的巧合时，他说，有些时候事情看起来神秘，是因为你认真地对待它。这种相当善良的说法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赋予生活以与文学等量的意义——换句话说，文学的意义必须从具体的生活析出，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另一种可信任的秩序，去抵御残酷的现实法则。生活中的很多事意味深长，但因为我们没有语言能描述它，所以生活的意义总被排除到边缘，被低估、被抹去。而死亡和牺牲的意义却在人类文明中被重复书写了太多次，具有了它们本不该拥有的巨大引力。

我三十三岁生日那天下午，雨停之后，我和M.决定去海边走一走，刚刚退烧后的我们仍然十分疲惫，以至于一公里的路走了近一个小时，才终于到达海滩。赤道的雨季没有什么游客，整个海滩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看着面前的柔佛海峡——这么多年过后，我们早已习惯了在虚弱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分享食物、照顾动植物，或者安静地看风景。

那天，坐在海滩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黄锦树，另一位我在胡迁去世后才读到的作家。2018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见过黄锦树一次。当主持人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他坐在前排睡着了，直到颁奖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他也没有醒过来。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得了一种由免疫系统问题导致的嗜睡症。当时我恰好坐在他后排，只好轻轻拍他的肩，提醒他上台领奖。我记得那天他说，写作是一场慢性发炎。那时我还不知道很快我会亲自体验这种感觉。我记得他还说，此刻他正站在人生中最北的地方。而七年以后，我终于来到了此生抵达过的最南的地方。这里距离他的家乡只有八十公里，我却无法抵达它，像生活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困在民宿的那几天，我在实景地图上搜索黄锦树的家乡居銮，当地人又称其为蝙蝠城，我在手机上查看着这座热带小城的学校、医院、汽车、加油站、火车站咖啡馆前褪色的淡蓝色路牌。在地图边缘，无法继续加载的地方，浓密的橡胶林环绕着这座破败的小镇。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童年就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里，每日听着整日连绵不尽的雨，等待洪水像海怪携带狂暴的能量淹没家园，谁能想象从这个潮湿多雨的地方会诞生出那样奇异的文学？在他的书里，风景迷离怪诞，词语喑哑破碎，生和死互相转化，像是死人复活后会讲的故事。那天，我坐在柔佛海峡边才想到这一点：他的家乡距离新加坡只有八十公里，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就可以跨越我面前的柔佛海峡，去往亚洲最现代的地方。但是他却离开故乡，去了相对遥远的台湾岛，在一座充满历史伤痛的小岛上，生活、教书和写作。

在我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一只黑色的丛林鸦振翅飞过我面前。对岸是新加坡的建筑工地，而在马来西亚这边，中国开发商修建的度假小区里，一个通往高处的虚空之阶在空中截断。这个画面突然刺痛了我。有多少人在台阶尽头坠落下去？有多少人仍在向着台阶的最高处攀爬？有多少人仍在拼命搬运砖石，想要努力建造这样的阶梯？

那天傍晚，我们在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更多丛林鸦，它们落在电线杆上，阳台栏杆上，树梢上，许多双黑眼睛注视着我们。事实上，比起胡迁小说里纯洁的白鸟，这些神秘的黑鸟常常勾起我内心深处的一种非理性的眷恋之情。在我度过青春期的那座北疆小城有很多小嘴乌鸦。在那些白雪皑皑的冬天，它们成群结队地从高处掠过，像一阵黑色的风。它们静立在树木干枯的枝头，像一颗颗黑色的果实。正如那一天傍晚的柔佛巴鲁，当我在许多丛林鸦的注视下走着，发觉这种黑色的注视早已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无论我走到哪里，记忆中的死者总是跟随着我，它们的目光注视着我，就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那些消失的故事，仍然等待一个公正的声音去讲述它们。

纪念一段友谊

-End-

2026.10.12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