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

来源：经济学原理

作 者：Joseph R. Cammarosano

深耕经济思想史的经济学者，卓越的教育家和管理者。福特汉姆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前执行副校长，被誉为“福特汉姆之父”。其六十余年的学术与行政生涯深植于福特汉姆大学的现代化转型之中。晚年仍笔耕不辍，著有《经济思想简史》等三部经济思想史专著。

来 源：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原文选编自《经济思想简史》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齐名。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这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中得到体现，即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和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发现经济学家广泛使用的静态方法是不足以解释经济的，并谴责了经济动态和经济发展没有得到正确解释这一事实。讽刺的是，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却用静态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动态。与其他经济学家的分析以静态结束不同，他将静态作为分析的起点。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增长完全不存在。它的特点是基于下述假设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人口不变；生产技术保持不变；没有资本积累；没有可以为任何新投资提供资金的净储蓄；没有利润；处于不变的均衡和纯粹的竞争中。除非某种新的力量介入，否则状态是完全静止不变的，并在循环流转中自我复制。它不间断地持续往复；如果不受干扰，它就会成为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然而，它确实产生了工资和租金，只是没有利润。这个模型的目的是帮助确定利润是否可能产生，以及利润从何而来。

假设利润是可能的，那么“循环流转”就必须被打破。“循环流转”会被对劳动力的剥削或某种资本发展所打破吗？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这种流转可以被企业家引入某种形式的新技术或组织创新所打破。但谁是企业家或创新者呢？企业家是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人。他拥有独特能力和远见。通过他的创新，无论是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还是采用新的经营方式，都使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然而，在实现利润之前，必须找到储蓄，将这些创新付诸实施。但这造成了一个两难局面，因为在静态经济中无法实现净储蓄；因此，这些资金将不得不来自银行的信贷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并非单一事件。在创新引领下，其他人会如雨后春笋般紧随其后。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第一个企业家那样起领导作用，但其他人会跟随并模仿他的成功。显然，跟随比领导更容易。鉴于这些新的利润可能性，商人将作出反应，试图从这些新的创新中获利。熊彼特将这些人称为“集群者”（swarmers）。他们带着基于盈利预期的大量银行贷款进入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集群者”进入市场，新创新的优势被普遍化。竞争导致价格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消失。繁荣时期是短暂的。这些“集群者”背负着债务，未售出的商品大量积压，失业变得普遍。繁荣至此结束，新的均衡开始了，新的均衡将吸收商业周期最近阶段的创新成果，并在旧的元素被淘汰时融入新的元素——“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起作用。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意义在于，将资本主义和利润的实现归功于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经济将停留在静止状态和永无止境的“循环流转”中。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英雄。但谁是企业家呢？奇怪的是，他并不一定是享受创新利润的人。利润积累于资本家那里，即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企业家被他所启动的这个动态过程本身挤出了他本应得的收入份额。但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呢？如果这是他工作的结果，他为什么要参与进来？多个理由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解释，但根据熊彼特的说法，其中包括：在任何遭际中竞争和获胜的冲动；完成工作的喜悦和满足；创造的冲动，或仅仅是发挥自己的能量和想象力的渴望。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鉴于熊彼特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从这本书中读到他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不免令人感到惊讶。这种信念是否将他与卡尔·马克思归为一类？答案完全不是如此。他们都同意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但原因不同：马克思信奉暴力推翻；而熊彼特相信资本主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一种不同的经济体系。

然而，为什么他在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会走向终结？实际上，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完全终结，而是会被一种“值得信赖的资本主义”取代。它不会是一个陷于停滞或投资机会消失的体系。相反，它将是一个进入持续和自我更新的增长过程的经济体系。它将提供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旧的做法将不断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做法——我们称为“创造性破坏”。

尽管如此，为什么资本主义又必须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熊彼特给了矛盾的回答：旧资本主义会因为自身的成功而失败。他认为资本主义会自我削弱并最终崩溃。资本主义的成功将导向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敌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而言。熊彼特可能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被取代的方式，但他同意资本主义最终将演变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不相信无产阶级推翻有产者会以暴力的方式结束，而是相信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阶级会以更和平的方式发挥主导作用。

资本主义可能是经济上的成功，但不是社会学上的成功。它注定要失败。资本主义导致企业权力越来越集中，如前所述，产生了与资产阶级价值观不一致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批评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捍卫与自己无关的利益。他们倾向于对资本主义持消极看法，但又依赖于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对资本主义有利，但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薪职位和失业问题，将在资产阶级中造成极大的焦虑和不安。虽然不会有反抗，但他们的不满会导致他们采取政治行动，投票选出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将制定措施，限制企业家精神，增加工人的自我管理，促进产业民主，并导致福利国家的建立。在那种状态下，个性和性格的力量就不那么重要了。创新变得制度化，沦为例行公事。

“但是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熊彼特问。他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熊彼特认为可以，因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良性的、政府主义的、有计划的。然而，他不能像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那样给出一个基于经济学逻辑的答案。他不认为单纯的经济学机制可以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熊彼特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做出的判断，不易量化并纳入模型求解。他提供的并非一个具有高置信度的经济预测方案，而是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一种对企业家精神发展方向的评判。

人们可能又会问：“在计划资本主义下，竞争的丧失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如何能代表对现状的改善？”关于竞争的优点，熊彼特认为它们被高估了。他不认为竞争是经济福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在纯竞争条件下，一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并获得同样的资本设备和技术。熊彼特认为纯竞争的这些特征并没有重要意义。对于竞争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商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引进、新的供给来源和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再次提请读者注意熊彼特对创新的强调。

熊彼特也不太担心行业合并。在他看来，公司会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尽管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这一判断值得商榷。但还有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即少数方之间的竞争（competition among the few）。这种形式的竞争比传统的竞争更可取，因为大企业必须时刻警惕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新的生产过程或发明获得的任何新优势。它们必须不断向前看，预测竞争对手的任何行动。它们摆开阵势迎接一个始终存在而必须正面应对的威胁。这种为了跟上竞争步伐而不断寻求更多更有效方法的竞争，最终会对消费者有利。

对创新的需求在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如同在传统资本主义下一样，是一个持续的关注点。但创新并不是一个片面的维度。它还需要用一种新的经营方式来取代旧的经营方式。一项新技术的引进必然要破坏先前的技术。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工业就像森林一样，必须不断地自我更新。总而言之，创新会导致“创造性破坏的风暴”，因为它们会导致旧的思想、技术、资本设备甚至劳动技能都变得过时。接下来的问题是，计划资本主义将如何创造和摧毁现有的秩序。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家或创新者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谁将在新秩序中扮演这个角色呢？熊彼特的回答是，这可以归结为领导力问题。在社会中，精英，即那些有独特才能的人，对社会的其他人有最大的影响。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以音乐才能为例。平均而言，一个社区中可能有一半的人能唱准调子；四分之一的人偶尔能唱出高音；八分之一的人有资格参加无伴奏合唱团；但仅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参加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Met）或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的试唱。领导力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力的供给是如此有限，以至于熊彼特认为暴力革命不会成功。确实有很多人具有一般的领导素质，但没有人具有领导革命并取得成功的魅力和领导能力。

领导人可能会变，但领导制度不会变。这些罕见的人才将从何而来？熊彼特的回答是，它将来自资产阶级。因此，没有理由担心和害怕社会主义。显然，熊彼特深信，总会有人从资产阶级队伍中脱颖而出，能够像驾驭资本主义那样出色地管理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吗？不，这是一部关于历史运动的理论——一部在社会理论中无与伦比的杰作。

《商业周期》

除了对资本主义的开创性研究之外，熊彼特在1939年出版的共约1100页的两卷本著作《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中，对经济波动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他早期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商业周期基本上是由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失所引起的。这些创新包括科学和机械的发明、工业和商业组织的新形式、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辟，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变化。实际上，熊彼特是将《经济发展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创新者”概念提炼出来，展示了他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如何出现，从而解释商业周期的上行运动和下行运动。

熊彼特认为，经济活动的波动由三个周期组成，这三个周期是独立的，但同时起作用。其中包括基钦周期（Kitchin），为期40个月；朱格拉周期（Juglar），为期9年；还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为期50—60年。这些周期被认为在国际范围内发生，曾出现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较长的周期由若干较短的周期组成。例如，朱格拉周期包含三个基钦周期，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六个朱格拉周期组成。

较长周期的存在会改变那些较短周期波动的表现。较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将提高较短周期的振幅并延长繁荣阶段的持续时间。当然，在较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情况正好相反。如果这三个周期中的每一个都同时触底，结果将是一场毁灭性的萧条。总而言之，熊彼特认为经济活动的过程是由三个周期组成的；它们彼此相互作用；实际上，经济活动的过程是一个由创新作为最重要驱动力的三层周期结构。

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周期始于“循环流转”，即经济处于静态均衡、连续不变的状态。除非这种“循环流转”以某种方式被打断，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当企业家带着他的创新登场时，“循环流转”就会出现“短路”。由于静态状态下没有足够的储蓄，企业被迫从银行获得信贷来实施创新。由于静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创新企业将难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来实施创新。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从其他公司吸引工人。但如果这些工人将从事资本品生产，这意味着消费品的生产将不得不减少。因此，购买力的增加和消费品的供应之间出现了不匹配。价格会上涨，但可能不会像成本上涨得那么快。这将使企业——包括那些不创新的公司——获得利润。

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的企业将销售它们的成品。市场上出现大量商品，供过于求，价格开始下跌。拥有更有效生产方法的创新者可以承受住较低的价格，但不创新的公司却不行。由于新产品的销售和新生产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应用，经济开始衰退。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经济活动水平。非创新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有些企业可以成功地进行调整；其他企业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并被迫停业。那些利用创新的企业则生存了下来，甚至可能繁荣起来。

经济陷入衰退后，会不会陷入萧条？不一定。但如果发生的话，是因为什么呢？熊彼特认为，萧条的种子是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种下的。创新企业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但心理因素也很重要。例如，价格上涨可能刺激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的经济活动，就像房地产或股市的繁荣那样。此外，生产商有增加库存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发展都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扩张。实际上，正是这种在创新上叠加的过度乐观情绪导致了萧条。在高价格的鼓励下，非创新企业的过度扩张也加剧了经济衰退。

如果只是创新企业扩大了产量，经济衰退就不会那么严重了。当需要偿还贷款时，非创新企业无法清偿，因为它们不像创新企业那样拥有持续销售的收入，尽管创新者的价格更低。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企业必须从单纯适应衰退（如果经济仅遭受衰退的话）转变为应对由萧条引发的全面清算。

陷入萧条，经济如何自救？由创新和生产者乐观主义带来的双重通货紧缩，迟早会显现出来。原因是通货紧缩是破产者和其他失败者影响力渐衰的表现。随着通货紧缩的累积力量减缓，萧条也将减缓。通货紧缩程度越高，经济复苏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萧条结束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人就像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一样，急于弥补在经济衰退期间遭受的损失。还有一个原因涉及边际消费倾向的表现。尽管在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会下降，但消费水平不会以同样的幅度下降。事实上，它下降的幅度是有限度的。在某一点上，它就不能再下跌了。萧条将持续到调整工作基本完成，经济足够稳定以恢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为止。

在反思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时，有几个推论值得注意。在赋予创新如此高的重要性时，熊彼特与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从投资的角度来解释经济波动。他赋予创新和投资的角色，绝不是独树一帜的。

在很大程度上，熊彼特对周期的解释依赖于银行体系与创新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者与非创新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切因素都依赖其他一切因素。所有因素都是相互依赖的——在这方面，他借鉴了瓦尔拉斯的文章。正如他指出的，如果企业之间没有相互依赖，就不会有任何商业周期。

尽管熊彼特没有提到这一点，但他的商业周期中的复苏阶段与乘数/加速数理论相似。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情况会越来越糟，但总会在某个时刻触底。在这一点上，即使没有新的创新到来，哪怕是最小的活动回升也能启动经济，触发乘数/加速数机制，从而重新开始周期的复苏阶段。

很明显，熊彼特将他的理论建立在创新者及其创新作用之上。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家在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商业周期》一书中，熊彼特赋予了企业家更广泛的角色，即作为经济体系的首要推动力而活跃在更广大的舞台上。

[意] 约瑟夫·R.卡马罗萨诺 著

李井奎 何斌锋 译

格致出版社

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