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好货又有点好色，他活出了文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乾隆年间，南京小仓山随园，主人袁枚正在宴客。桌上菜肴尚未齐备，门外已经有文人、官员和富商陆续登门。有人来求诗，有人来请作墓志，也有人只为尝一尝随园厨子的手艺。袁枚笑着说：“文章要有性情，菜也要有滋味。”这句话，倒像是他一生的自画像。

袁枚出生于1716年，浙江钱塘人，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他出身于幕僚家庭，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曾长期游幕。家中并不显赫，却重视读书。尤其是姑母沈氏，对年幼的袁枚照料有加，也承担了启蒙教育。

袁枚很早就显露出才气。七岁读《论语》《孟子》，九岁接触《离骚》，十二岁考中秀才。少年时期，他对书籍近乎痴迷，曾写道：“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没有钱买书，便设法借阅；书到手后，常常读到忘记吃饭。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是浙江总督金鉷。袁枚二十一岁时到广西投奔叔父，在幕中以文章受到金鉷赏识。金鉷让他作《铜鼓赋》，袁枚提笔便成，文采纵横。后来朝廷开博学鸿词科，金鉷极力举荐，还资助他进京。袁枚虽未在这场考试中中选，却因此名声大振。

乾隆四年，二十四岁的袁枚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那时的他，年轻、得意，也确实有些锋芒。可散馆考试时，他因满文成绩不佳，被列为三等，没能留在翰林院。对于一位以文章自负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打击。

命运却把他推向了地方。袁枚先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在江南任职约六年。地方事务琐碎而复杂，远不是翰林院里的诗文唱和可比。他没有把知县只当作谋生的差事，而是认真处理诉讼、治安和民生。

有一桩积年土地纠纷，双方都拿不出完整地契，官司拖了十多年。袁枚没有继续让两家在公堂上争吵，而是劝双方分地耕种，由官府重新立契。还有商船误撞水师船只，造成士兵溺亡，他查明属于过失，并设法让船主、乘客和官府共同抚恤死者家属，避免无辜者因一场意外倾家荡产。

他也敢于碰硬。乾隆九年，江苏学政入城时，有人骑马冲撞仪仗，并以权贵家奴自居。袁枚将人拘拿审问，查出其携带涉及科场请托的书信，便依法处理。此事传开后，地方上都知道这位年轻知县并非只会吟诗作文。

袁枚的仕途本可继续上升。两江总督尹继善欣赏他的才能，曾准备保荐他升任高邮知州，但吏部认为资历和程序尚不合适。恰逢母亲年老多病，袁枚便借机请求奉养老母。他在文章中写得很直白：“情虽殷于报国，志已决于辞官。”

乾隆十四年，三十三岁的袁枚离开官场。后来因父亲去世，他守制还乡，乾隆十九年获准终养母亲，此后基本结束仕宦生涯。别人看重的官位，在他眼里并非不能舍弃。这个选择，正是袁枚与许多文人不同的地方。

他买下南京小仓山麓的废园，重新修整，改名“随园”。园中有水木亭台，也有田地房舍。袁枚并非坐拥巨富，他懂得经营，将荒地出租；又凭借文章名声，为人撰写传记、墓志，收取润笔；同时授徒讲学，刊刻诗文。随园由此不只是居所，也成了文人往来的场所。

“好货”二字，用在袁枚身上，并非单指贪恋财物。他懂得物品的价值，也懂得如何把才华变成收入。这个观念在当时并不讨喜，却让他免于重新依附官场。对于一个辞官文人来说，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才谈得上真正的自由。

至于“好吃”，袁枚更是毫不掩饰。他把烹饪、食材、火候和宴饮规矩整理成《随园食单》，记录南北菜肴、点心、茶酒等内容。书中既有经验，也有判断，甚至专门列出饮食禁忌。袁枚不是简单夸赞珍馐美味，而是把日常饮食写成了一门可讨论的学问。

他的“好色”，则更多体现为对女性才情和风流生活的放任。袁枚一生有妻妾，晚年得子，也曾与歌伎往来，因此受到不少非议。值得一提的是，他又突破了传统文人的某些限制，广泛收集女性诗作，编刻《随园女弟子诗选》，在《随园诗话》中为许多闺秀诗人留下姓名。

袁枚提倡“性灵说”，反对诗文只讲格调、不见真情。他看重人的性情，也承认自己的欲望与缺点。好友程晋芳去世后，袁枚焚掉对方所欠债券，并抚恤其家属；友人沈凤司亡故，他多年扫墓。这些细节说明，他并不是只顾享受的名士，也有极重情义的一面。

乾隆六十年，八十岁的袁枚仍能出游作诗。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他病逝于随园，享年八十二岁。留下的《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以及那座曾经宾客不断的园林，共同构成了一个不肯被单一身份束缚的文人形象：做过官，却不把官位当归宿；爱文章，也爱饭菜、财物与男女情事。屈指一生，真正属于他的，还是随园中的那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