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功授勋名单没有我，我递交退伍报告，妻子劝我明年再给你

我发现二等功授勋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平静递交了退伍报告。下楼碰到妻子，她劝我：名额不够，今年先让别人上，明年再给你！

我是在团部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门口听见那句话的。

下午3点33分，政治处的干事小周把一份打印纸往公告栏上贴，浆糊还没干透，纸角翘着。我站在他背后，一眼就从第一排扫到了最后一排。名单上十九个人，我认识十七个，剩下的两个是新调来的。没有我。

我看了两遍。第一遍从上往下，第二遍从下往上。

小周回头看见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手还按在那张纸上。

“张哥，这个……还没最终定。”

我说嗯。

我转身下楼。楼梯是水磨石的，扶手刷了绿漆，有一块漆掉了，露出底下黑铁。我扶着扶手往下走，走到二楼拐角的地方，碰上我们营的文书小陈，他抱着一摞档案盒，侧身让我过去，嘴里叫了声“张副营”。我点点头。

一楼大厅的玻璃门推开，外头太阳很大，晃眼。我眯着眼走了七八步，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是我妻子，梁红。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药。她那天是来卫生队给她妈开降压药的，顺路。

她站定了，先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楼。

“你知道了？”

我说知道什么。

她说授勋名单的事。她有个同学在政治处打字，中午就跟她说了。

我说嗯。

她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往前走了半步，声音压低了。她说，名额不够，今年先让别人上，明年再给你。

我看着她。

她又说，这是政委亲口跟她同学说的，原话。今年团里就一个二等功指标，给了三连的老赵，老赵今年年底要转业，安置的时候有这个好说话。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

我说嗯。

她说你别这个样子。

我说我哪个样子了。

那天晚上我写完了退伍报告，两页纸，手写的。写完看了两遍，没改一个字。第二天早上八点差十分，我把它放在营长办公桌上，压在他的搪瓷缸底下。搪瓷缸上印着“军事过硬”四个红字，“硬”字掉了一半漆。

营长九点开完会回来，把我叫进去。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桌子对面。他拿起来看了两遍，放下。

“想好了？”

“想好了。”

“因为名单的事？”

“不是。”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报告往桌上一推。“先放我这。你回去再想想，三天，三天以后你还这么想，我签字。”

我说行。

我走出营部的时候，走廊窗户外面那棵老槐树正在掉叶子，一片一片往下飘，掉在窗台上，又被风吹下去。

我和梁红是2006年结的婚，那年我二十七，她二十五。她是县医院儿科的护士，我是刚提上来的排长。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县城租的房子，七十平米，六楼，没电梯。她怀老大的时候，我还在野外驻训，三个月没回家。她自己挺着肚子爬六楼，爬到四楼歇一次，扶着栏杆喘。

老大出生那天是2008年1月12号，大雪。我在安徽三界，演习打到一半，手机没收了。等我拿到手机，上面十一个未接来电，全是她妈打的。我回过去，她妈在电话里哭，说生了，闺女，六斤八两，母女平安。

我说好。

她妈说好什么好，你媳妇疼了十四个小时，你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说妈，我这边走不开。

她说我知道你走不开，我就是说说。

我当兵二十二年，从列兵干到副营，中间立过三次三等功。第一次是2003年抗洪，我在堤上扛了三天沙袋，肩膀磨掉一层皮。第二次是2009年比武，五公里武装越野全团第二。第三次是2015年带新兵，有个新兵投弹脱手，我扑过去把人按倒，手榴弹在三米外炸了，弹片划了我左胳膊一道口子，缝了七针。

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都没有。

二等功什么概念。团里一年最多一两个，有时候一个都没有。立了二等功，转业安置能加不少分，有的地方直接安排事业编。我今年三十九，副营第四年，明年再提不上去，就得走。走的时候档案里有没有那个二等功，差别大了。

这些我都懂。梁红更懂。

名单贴出来那天晚上，我回家，她做了四个菜，一个汤。老大在写作业，老二在地上玩积木。她给我盛了饭，坐下来，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我今天说话急了点。”她说。

我说没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明年还有机会。”

“嗯。”

“你那个报告，能不能先收回来？”

我扒了两口饭，没说话。

她把筷子放下了。“张建国，你今年三十九了。你现在走，能干什么？你除了带兵还会什么？”

我说我会开车。

她说开车能挣几个钱。你转业安置，好歹有个编制，有编制就有保障。你那个报告递上去，批了，你回来能干什么？咱家房贷还有八年，老大明年上初中，老二上幼儿园一个月一千八。你算过没有？

我说算过。

她说你算过你还这么干？

我说梁红，那个名额本来是我的。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她说，我知道是你的。年初民主测评你第一，军事考核你第一，党委会上报的名单第一个就是你。可是上面卡了，说今年要照顾转业的老同志。我能怎么办？我去找政委闹？

我说你不用闹。

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不想干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她收拾碗筷的时候，一个碗从手里滑了，掉在水池里，没碎，但是磕掉了一个口。她把那个碗捡起来，看了看，放进了碗柜最里面那一层。

第二天下午，我去服务社买烟，碰见了三连的老赵。老赵比我大四岁，四十三，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褶子像是刻进去的。他看见我，远远就伸出手。

“建国。”

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糙，掌心全是老茧。

他说名单的事，他知道了。

我说恭喜你。

他摆摆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接了，他给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我们站在服务社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半根烟，谁都没说话。

后来他说，建国，这个功，我拿着心里不踏实。

我说你拿着，你该拿的。

他说我年底就走，安置到县里，能安排个工勤岗，一个月三千二。有这个二等功，能多拿五万块钱的安置费。我老婆去年查出来糖尿病，打胰岛素，一个月一千多。我儿子今年高二，明年考大学。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还年轻，你还有机会。

我说嗯。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他说建国，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去找团长，我这边可以让。

我说不用让，你拿着。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红。他拍了拍我肩膀，手在我肩上停了两秒。

“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说你不欠我什么。

他走了，往三连的方向走。他走路有点跛，是前年训练的时候从障碍上摔下来，膝盖落下的毛病。他走了十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台阶上把那根烟抽完了。烟屁股烫手，我才扔掉。

第三天早上，我没去找营长收回报告。第四天也没有。到了第七天，营长把我叫进去，把报告递给我。

“我签了。”

我接过来，上面有他的签名，还有政治处的章。

“团长也知道了。”他说，“团长说，让你想清楚。”

我说我想清楚了。

他说行。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转身要走，他又叫住我。

“建国。”

我回头。

他张了张嘴，最后说：“到了地方，好好干。”

我说好。

我走出营部的时候，正好是上午十点。操场上有一队新兵在跑步，喊口号的声音一阵一阵传过来。我站在走廊底下看了一会，然后走了。

退伍通知是四月中旬下来的，批了。我开始收拾东西。在营部宿舍住了六年，东西不多，两个纸箱就装完了。一个纸箱装书和笔记本，一个纸箱装衣服和杂物。柜子最底下压着一双皮鞋，是我结婚那年买的，只穿过三四回，一直用鞋盒装着。我拿出来擦了一遍，鞋油打了两层，擦完放在门口。

柜子挪开以后，地板上留下四个印子，是柜子腿压出来的，四年了，从来没挪过。我蹲在地上看了那四个印子看了一会，拿扫帚扫了扫，扫不干净。

走的那天是4月19号，星期五。梁红请了半天假，带着老二来接我。老二三岁半，看见我就跑过来抱腿。我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脖子，说爸爸你身上有汗味。

我说爸爸刚搬完东西。

梁红站在车旁边，看着我抱着老二走过来。她没说话，接过我手里的纸箱，放进后备箱。后备箱里有一袋米，一桶油，还有一箱牛奶，是她顺路买的。

我把老二放进后排安全座椅，自己坐进副驾驶。梁红发动车子，开出营区大门。门口站岗的哨兵敬了个礼，我下意识抬手回了个礼，手举到一半，想起自己已经交了退伍证。

我把手放下来。

车子上了国道，往县城开。路上车不多，两边是麦田，麦子正在抽穗，绿油油的一片。梁红开得很慢，六十码。她开车一直这样，稳，不急。

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她忽然说了一句。

“你那个报告，我后来去找过营长。”

我转头看她。

“我让他别签。”她说，“我跟他说的，家里不同意，能不能再压一压。”

“他怎么说。”

“他说你态度很坚决，他签不签都一样。”

我没说话。

她继续说：“我还去找了政委。”

“你去找政委干什么。”

“我去问那个名额到底怎么回事。”

“他怎么说。”

她把车往路边靠了靠，停在一棵杨树底下。她熄了火，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前面。

“政委说，年初报上去的确实是你。后来上面说今年要优先考虑转业干部，就把你拿下来了。”

“嗯。”

“他说他知道你委屈，但是没办法，指标就一个。”

“嗯。”

“我跟他说，张建国在部队干了二十二年，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都没立上。他今年不走，明年就得走，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说。”

“他没说话。”

梁红转过头看我，眼圈有点红，但是没哭。她说：“我后来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政委，要是明年还是这个情况呢？”

我问她，他怎么回答。

她说他没回答。他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然后说，小梁，你回去劝劝建国，让他别冲动。

我说我没冲动。

她说我知道你没冲动。你这个人，看着闷，其实心里比谁都倔。你要是真冲动，报告当天就递了，不会等第二天早上。

我看着她。

她说：“我嫁给你十九年，你什么事都憋着，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把脸转过去，看着车窗外的麦田。

老二在后排睡着了，小脑袋歪在一边，嘴巴微微张着。车里很安静，能听见他细细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梁红重新发动了车子。

回到家，我把两个纸箱搬上楼。六楼，没电梯，我跑了三趟。最后一趟搬完，我坐在客厅地板上喘气，后背全是汗。梁红给我倒了杯水，我接过来喝了。

老大放学回来，看见我在家，愣了一下，然后叫了声爸。我说嗯。她放下书包去写作业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梁红背对着我，呼吸均匀，不知道是不是真睡着了。

我爬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上堆着杂物，有一个旧箱子，里面是我这些年的东西。我蹲下来翻，翻出三张三等功的证书，一张立功喜报，还有几本训练笔记。

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是我刚当排长那年照的，穿着常服，站在营房前面，背后是那棵老槐树。照片上我二十三岁，脸黑，瘦，眼睛很亮。

我看了那张照片很久。

后来我把东西又放回去，合上箱子。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楼下路灯亮着，照着一排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远处有一辆车开过去，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来，又没了。

我想起那年抗洪，我在堤上扛沙袋，扛到第三天，人都麻了。有个老兵递给我一瓶水，我接过来，手抖得拧不开盖。他帮我拧开，说小伙子，歇会。我说不歇。他说你不歇也得歇，堤不会跑，你人跑了就麻烦了。

我在堤上坐了五分钟，喝了半瓶水，又站起来接着扛。那时候觉得，这身军装穿上了，就得对得起它。

现在我把这身军装脱了。

我掐灭烟头，回了屋。梁红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早点睡”。我说嗯。

我躺下，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去县里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报了到。窗口的小姑娘给我一张表，让我填。我填完交上去，她说回去等通知，有合适的岗位会联系我。

我说好。

走出事务局大门，手机响了，是三连老赵打来的。他说建国，晚上有空没，我请你吃饭。

我说不用请。

他说你来吧，就咱俩。

晚上我去了。老赵在县城边上一个小饭馆等我，点了四个菜，一瓶白酒。他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他说建国，我今天去团里交转业材料了。

我说嗯。

他说我那个二等功，材料里写进去了。

我说那好。

他端起酒杯，说建国，这杯我敬你。

我端起来，跟他碰了一下。

他一口干了，放下杯子，眼睛红了。他说建国，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个病，一个月光药钱就一千多。我转业到县里，工勤岗一个月三千二，加上安置费，能撑一阵。要是没有这个二等功，安置费少五万，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家里也不容易。

我说还行。

他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说建国，你要是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说话。

我说好。

那顿饭吃到九点多。老赵喝多了，我扶着他出了饭馆，他老婆在门口等着，接过去，跟我说谢谢。我说不用谢。她扶着老赵往家走，老赵走了几步，回头喊了一句。

“建国，明年还有机会！”

我站在饭馆门口，看着他俩走远。路灯把他俩的影子拉得很长，老赵跛着脚，一步一步往前挪。

我回家的时候，梁红还没睡，在客厅看电视。她看见我回来，说老赵请你吃饭了？

我说嗯。

她说他说什么了？

我说没说什么，就是吃顿饭。

她看着我，说：“你心里是不是还过不去。”

我说没有。

她说你骗不了我。

我坐在沙发上，她关了电视，坐到我旁边来。

“张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嗯。”

“我昨天去医院，碰到了政委他老婆。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看着她的脸。

“她说，政委那天晚上一宿没睡，在书房里抽烟。她说她嫁给他二十年，从来没见他那样过。”

我没说话。

梁红接着说：“她说政委跟她讲，张建国是团里最好的兵。可是指标是上面定的，他争了，没争下来。”

我点了一根烟。

梁红说：“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就是觉得，这事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知道名额给老赵，不光是因为他要转业。还因为去年三连那个事故，上面压了团里一个处分，今年要平衡一下，才把指标挪过去的。

梁红看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听小周说的。

小周是政治处的干事，就是那天贴名单的那个。他后来找我喝酒，喝多了说漏了嘴。

梁红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说了能怎么样。名单已经定了，老赵已经报上去了。我说出来，老赵的功就没了。他老婆那个病是真的，他儿子考大学也是真的。

梁红沉默了很久。

后来她说：“所以你就自己扛了。”

我说我没扛。我就是不想干了。

她说你干了二十二年，说不想干就不想干了？

我看着烟头，火光一点一点往上爬。

“梁红，我今年三十九。我在部队干了二十二年。我立过三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都没立上。我带的兵，有十二个提了干，有三个立了二等功。我每年考核都是优秀。可是每年报上去，每年都刷下来。第一年说是名额不够，第二年说是要照顾老同志，第三年说是要平衡连队。今年好不容易报上去了，又变成了照顾转业干部。”

我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明年又会变成什么理由。”

梁红没说话。

“我不是非要那个功。我是觉得，我干了二十二年，干到最后，连个说法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坐到十二点多。梁红一直没哭，就是坐在那里听我说。我说完以后，她站起来，去厨房给我热了杯牛奶。

她把牛奶放在我面前，说：“明天你去事务局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我说好。

她说：“房贷还有八年，老大明年上初中，老二上幼儿园。你不管干什么，我都跟着你。”

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

过了几天，事务局给我打电话，说县里一个驾校缺教练，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去看了，场地不大，在城郊，有个铁皮棚子当办公室。校长是个退伍老兵，比我早三年转业，姓刘。他见了我，握了握手，说都是当过兵的，好说话。

我就去了。

干了两个月，慢慢上手了。一个月四千二，加提成，有时候能到五千。比在部队拿得少，但是够花。梁红还是每天去医院上班，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来。我下午五点半下班，顺路去幼儿园接老二，再去小学门口等老大。

日子就这么过。

有一天下午，我带学员在场地练倒库，手机响了。是老赵。

他说建国，我到县里上班了。

我说那好。

他说在城管局，工勤岗，一个月三千二。

我说行。

他说你那边怎么样。

我说还行，在驾校。

他说那挺好。

停了一下，他说：“建国，那个名单……后来我听说了。”

“听说什么了。”

“听说年初本来定的是你。后来上面来了个电话，说今年要照顾转业干部，就把你换了。”

我说嗯。

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你什么都不用说。

他沉默了几秒，说：“你那个报告，是不是因为这事。”

我说不是。

他说你别骗我。

我没说话。

他说建国，我对不住你。

我说老赵，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说有关系。我拿了这个功，我心里不踏实。

我说你拿着，你该拿的。

电话那头他没说话，我听见他吸了一下鼻子。

后来他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我说哪个学校。

他说省城的师范，一本。

我说那好。

他说：“建国，等我儿子毕业了，我请你喝酒。”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场地边上，看着学员在倒库。太阳快下山了，铁皮棚子顶上反着光。刘校长从办公室出来，递给我一根烟。

他说怎么了，看你站半天了。

我说没事，一个战友打电话。

他说你那个战友，是不是就是拿了二等功那个。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县里就这么大，当兵的圈子里，什么事传不开。

我点着烟，没说话。

刘校长说：“建国，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我转业那年，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我在部队干了十六年，立过两次三等功，转业的时候，安置名额被人顶了。我找了好几个月，没找回来。”

我看着他。

他说：“后来我就想通了。在部队，功是功，事是事。你干得好，不一定能拿到你该拿的。但是你不干，你连机会都没有。”

我说嗯。

他说：“你现在在驾校，干得挺好。学员通过率高，校长我看在眼里。过两年我退了，这个驾校我盘给你。”

我笑了一下，说我没钱。

他说钱的事慢慢来。

那天晚上回家，梁红在厨房做饭。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系着围裙，头发挽起来，鬓角有几根白的。

我说梁红。

她说嗯。

我说你有没有后悔嫁给我。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有病吧。

我说我问真的。

她把火关了，锅铲放在灶台上。

“张建国，我嫁给你十九年。你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过生日。你欠我的多了。但是我从来没后悔过。”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是个好人。

我说好人有什么用。

她说好人没用。但是我就嫁了个好人。

我把她拉过来，抱了一下。她身上有油烟味，头发蹭在我脸上，有点痒。她没推开我，就那么站着。

过了一会她说，行了行了，菜糊了。

我松开她，她转身去灶台前，往锅里加了点水，呲啦一声，冒起一团白汽。

老赵儿子升学宴是八月底办的，在县城一个饭店，摆了六桌。老赵打电话叫我，我去了，随了五百块钱。梁红说随两百就行，我说五百。

宴席上老赵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跟桌上的人说，这是我兄弟，我欠他的。

我说老赵你喝多了。

他说我没喝多，我心里清楚。

他老婆在旁边拉他，说你别说了。

老赵说我要说。他说建国，那个功，本来是你的。

桌上的人都看过来。

我把老赵按在椅子上，给他倒了杯水。我说你喝水。

他端着杯子，手在抖。

后来他儿子过来，把他扶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叔，我爸跟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说你爸没有对不起我。

他说我爸说，那个功是你让给他的。

我说不是让，是上面定的。

他说我爸不这么认为。

我看着这个十八岁的男孩，他长得像老赵，瘦，脸黑，眼睛很亮。

我说你好好读书。

他说嗯。

那天晚上我回家，梁红问我怎么样。我说老赵喝多了。她说他就是心里过不去。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呢。

我说我也过不去。

她看着我。

我说但是日子还得过。

九月份，老大上了初中。学校离家不远，走路十五分钟。她每天自己走，不用我送。有一天她放学回来，跟我说，爸，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爸爸也是当兵的。

我说嗯。

她说他爸爸是军官，每个月工资一万多。

我说那挺好。

她说爸，你为什么要退伍啊。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妈说你是自己不想干了。

我说嗯。

她说为什么不想干了。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脸。她十二岁，眼睛像她妈，脸型像我。

我说因为爸爸想换个活法。

她说那你现在开心吗。

我想了想，说还行。

她说那就行。

她转身去写作业了。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她的背影，站了很久。

十月份的时候，团里有个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今年二等功名单又下来了。他说建国，你猜谁上了。

我说谁。

他说一营的老孙。

我说老孙该上，他今年带出了三个比武尖子。

他说你还关心这个。

我说我不关心。我就是听听。

他说你那个事，团里都知道。团长有一次开会还提了，说张建国是个好兵，团里对不住他。

我说团长别这么说。

他说团长说，明年要是还有机会，第一个报你。

我说不用了。

他说你真不回来了？

我说我驾校干得挺好。

他说行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驾校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训练场。太阳很大，学员在倒库，教练车来回挪动，慢吞吞的。

刘校长进来，把一张表放我桌上。

“下个月有个教练培训班，你去不去？”

“去。”

“培训费三千，学校出一半，你自己出一半。”

“行。”

他走了以后，我把那张表填了。姓名，张建国。年龄，三十九。工作单位，XX驾校。培训项目，C1教练员资格。

填完以后我看着那张表，看了一会。

纸有点皱，我用书压了压。

那天下午下班，我去幼儿园接老二。他跑出来，手里拿着一朵纸折的花，说是老师教的。我接过来，看了看，折得歪歪扭扭。

他说爸爸送给你。

我说谢谢。

他拉着我的手往家走。路上经过一个部队营区，门口有哨兵站岗。老二停下来，看着哨兵，说爸爸，你以前是不是也这样。

我说嗯。

他说你站岗的时候想什么。

我说想家。

他说想谁。

我说想你妈，想你姐，想你。

他笑了笑，拉着我继续走。

回到家，梁红已经把饭做好了。三菜一汤，米饭盛好了放在桌上。老大在写作业，老二去洗手。我坐在桌边，看着他们。

梁红说，你今天怎么了，一直看我们。

我说没什么。

她说你是不是又想起部队的事了。

我说没有。

她说你脸上写着呢。

我端起碗，扒了一口饭。

她说：“张建国，你要是真想回去，你就回去。我不拦你。”

我说回不去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退伍证都交了。

她说那又怎么样，你可以重新入伍。

我看着她，说我都三十九了。

她说三十九怎么了。

我说梁红，回不去了。

她看着我，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去阳台抽烟。天已经黑了，楼下路灯亮着。我看见远处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又没了。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当排长那会儿，有一次夜里站哨，站在营区大门口。那天晚上月亮很亮，照得地上跟铺了一层霜似的。我想着梁红，那时候我们刚认识，她还在卫校读书。我给她写信，一写就是四五页，写完了寄出去，等回信等半个月。

那时候觉得日子很长，什么都有可能。

现在觉得日子很短，什么都来不及。

我掐灭烟头，回了屋。梁红在给老二讲故事，老大在房间里背英语。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随便调了个台。

电视里在播新闻，我没看进去。

过了一会，梁红出来了，坐到我旁边。

“下个星期我妈生日，你去不去。”

“去。”

“买什么。”

“你定。”

“买个蛋糕吧。”

“行。”

她靠在我肩上，没说话。

电视里在放天气预报，说明天晴，气温二十二到二十八度。

我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闭上眼睛。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要是在公告栏前面多站一会，或者转身直接上楼去找团长，事情会不会不一样。我也说不清，那份报告到底是赌气，还是真的不想干了。梁红说我是好人，可好人有什么用，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们身边有没有当过兵的，或者正在当兵的。他们在部队干了十几年，最后走的时候，有没有拿到该拿的东西。要是没拿到，他们后来是怎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