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化浪潮中探寻治理现代化逻辑

10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公共管理前沿论坛（2026）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数智政府建设与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李洪雷，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梁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以“大刊气象”引领学术发展

李洪雷表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近年来不断完善“刊报网会”四位一体格局，注重以学术会议反哺刊报网内容建设、引领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大刊，刊发稿件应具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同志提出的“大刊气象”。成就大刊气象，需要兼具四个方面。

其一，把握大刊定位是前提。学科性专业期刊以学科为界，追求专精深；《中国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期刊，以问题为纲，追求博、通、大。围绕“数智政府建设与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既可以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组织多篇文章进行专题讨论，以“博”体现多学科的汇聚；也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调动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资源。

其二，展现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是境界。所谓大格局，就是要跳出学科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世界，以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从具体制度中透视国家治理的深层机理。所谓大视野，就是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从长时段、宽领域把握公共管理发展规律和学术演进趋势，在古今之变中把握制度演进的规律，在中外比较中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所谓大情怀，就是心怀“国之大者”，把公共管理研究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做有信仰、有情怀、有风骨的学问。大格局解决的是站位问题，大视野解决的是眼光问题，大情怀解决的是动力问题。

其三，追求学术创新是灵魂。学术创新要勇于提出真问题，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概念、新理论，善于运用新方法。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日益多元，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各有其用武之地，要善于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善于通过实证调研、案例分析和量化研究提升论证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学术创新，还要有思想锋芒和理论勇气。《中国社会科学》恢复“讨论与评议”栏目，就是要为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提供平台，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在碰撞中激发创新，在交流中深化认识。

其四，涵养优良学风文风是保障。学风文风问题，看似是表达方式问题，实则是学术态度问题、学术品格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追求庄重、典雅、大气的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应力戒概念堆砌与应景跟风。

梁琪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逐步渗透至政府治理各领域、全流程，既为公共管理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也对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带来现实挑战。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共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科领域标志性成果的挖掘和培育，为回应国家治理现实需求、产出高质量原创成果提供交流合作载体，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汇聚强大合力。

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

随着智能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政务智能体与政府治理、政府形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认为，智能体的介入推动政府治理从人工主导的数字化治理转向人机协同的数智化治理，必须重视代理行动的边界、责任归属困境与人的主体性困惑等问题，实现政务治理效能提升与风险可控的动态平衡。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孙宗锋通过对青岛等地政务智能体部署的跟踪研究，指出政务智能体并非在通用大模型之上自然形成的行动者，而是在本地化构建过程中被行政组织持续配置的技术系统。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鲁宁认为，中国司法公共服务中智能体深度嵌入证据归集、文书生成、释法说理等环节，不仅改变着法官的注意力分配，还可通过后续知识沉淀影响未来决策。

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否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是讨论的另一重点。集美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新华认为，尽管算法正加速下沉嵌入基层执法、社区服务与公共决策的细微场景，但治理末梢的真实诉求常被简化为数据标签，算法系统的刚性运作也难以感知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处境。这一状况呼唤既具有末梢感知力又能对算法运行后果进行持续回应与动态调适的回应型算法治理。

技术并不直接决定治理形态，风险防范与责任分配才是真正的考验。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毅认为，人工智能风险正从局部性、单点性向系统性演化，须转向对复杂关联网络的整体性思考，从形成机理层面深化对系统风险的学理认识。四川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余霄讨论了政务智能体“认知安全”这一新的安全议题。

跨国比较为理解技术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更宽的尺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林通过对十国的政策文本进行编码，试图揭示通用技术为何产生差异化政府应用的逻辑，并将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目标结构归类为“服务—安全”并重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沈永东比较了中国、美国、欧盟在智能社会治理发展路径上的差异。

治理变革前沿中的理论命题

围绕数智治理变革前沿中的理论命题，科层制与政府形态、国家结构与国家能力、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问题得到了进一步阐发。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湘潭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建南认为，科层制作为政府组织的基础形态，伴随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其形态。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的认知基础设施重构了科层制，使得智能时代呈现出人类主导型、人机协作型、监督自主型、AI原生型四种可能的政府形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孟天广提出，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信息能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同样面临从收集数据到读懂数据的跨越，引入新技术必须同步推动完善信息制度与信息组织体系。

围绕平台现象，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锁利铭提出“平台国家统筹”概念，并将其作为透视数字时代央地关系的理论透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提出“跨界发包”概念，认为平台既是监管对象又事实上扮演着监管者角色，具备某种“准政府”特征，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数智化政府实践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原生命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认为，电子政务正逐渐成为反映我国政务信息化实践和制度逻辑的自主标识性概念。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杜宝贵建议，应从正视人机协同的底层逻辑不可逆转、以嵌入式治理回应技术迭代、把伦理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三个方面重塑教育治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于文轩主张“回到政治学、回到公共行政学”，夯实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韩卓吾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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