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晚年为何屡遭冷落？从权势巅峰到孤寂收场

乾隆十四年冬十一月，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的地砖上，跪着一位七十八岁的老臣，他的膝盖已经很难自行站起。

皇帝命人扶他坐下，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身体如何。

老臣答，年力衰迈，实难供职。

随即从袖中取出奏疏，以“七十悬车，古之通义”为据，请求回乡。

这是他从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入仕以来，第四十八个年头的冬天。

皇帝沉默了片刻。

他说了一句被记入《清史稿》的话：“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配享太庙。

这四个字，后来成了缠绕这位老臣余生的一根绳索。

此人姓张，名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

张廷玉生于康熙十一年九月九日，父亲是文华殿大学士张英。

桐城张氏到张廷玉这一代，已经是一门显赫。

张英有六个儿子，其中四人先后考中进士，张廷玉是次子，康熙三十九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

据《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记载，他“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这是雍正对他的评语。

康熙朝，他从翰林院检讨一路升至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中间曾奉命赴山东查办盐贩王美公案，戮七人、戍三十五人，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雍正即位后，他被擢为礼部尚书，随即调户部，授文渊阁大学士，再进文华殿、保和殿，兼吏部尚书。

雍正七年，西北用兵，朝廷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后改称办理军机处。

军机处的规制，由张廷玉一手拟定：诸臣陈奏，常事用疏，由通政司上达内阁拟旨；要事用摺，由奏事处上达军机处拟旨，皇帝亲用朱笔批发。

从此内阁之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须充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政事。

这是清代中枢体制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而它的设计者，正是这个安徽桐城出身的人。

雍正对张廷玉的倚重，在君臣之间实属罕见。

雍正十一年，张廷玉回桐城祭奠亡父张英，雍正在他的谢恩奏折上批道：“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病危，遗诏命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并特别写明：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他日配享太庙。

这年冬天，雍正驾崩，弘历即位，改元乾隆。

新皇帝对这位前朝老臣起初是优容的。

乾隆元年，《明史》修成，张廷玉进表，仍兼管翰林院事。

乾隆二年，他辞去总理事务，皇帝温言慰留。

乾隆四年，朝廷封他为三等伯爵——清朝本无文臣封公侯伯之例，这是特恩。

此后数年，皇帝出巡，京城事务照例交给张廷玉总揽。

一切看起来都将平稳收场。

但裂痕在暗处生长。

乾隆十年，一直与张廷玉分庭抗礼的满洲大臣鄂尔泰病逝。

朝中元老只剩张廷玉一人。

乾隆随即提拔年轻满洲新贵讷亲，以“满汉同列，以满为尊”为由，命讷亲的班次排在张廷玉之前。

讷亲自己都觉得不妥，上书请辞，乾隆却坚持不改。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皇帝不再需要一位汉臣领班了。

更大的转折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这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以老病乞休。

乾隆专降谕旨，再次以“配享太庙”为由拒绝——“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不仅如此，乾隆还将这场君臣辩论公之于众，称此事“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张廷玉的去留，被皇帝拔高成了关乎君臣大义的国之大者。

同年十月，孝贤皇后去世已近半年。

翰林院按例呈上皇后祭文，乾隆亲自审阅，认为“泉台”一词不够尊贵，普通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

主管翰林院的张廷玉因此被罚俸一年。

这是他入仕四十八年来受到的第一次处分。

罚俸一年，对一个大学士来说算不得重罚。

但张廷玉为官数十年，最懂得察言观色，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史载他“以是年冬月，又乞休”。

但皇帝仍然不许。

乾隆十四年正月，乾隆见张廷玉“容貌少觉清减”，令其“四五日一至内廷，以备顾问”。

这看似是体恤，实则是继续将他留在身边——一个已经七十八岁、走路需要人搀扶的老人，仍需随时听候召见。

这年冬天，张廷玉再一次乞求离职养病。

这一次，乾隆批准了。

以原官致仕，并御制诗三章赏赐。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张廷玉的晚景或许还能说得上体面。

但他在入谢时，说了一句话。

据《清史稿》记载，张廷玉面见乾隆时奏言，世宗宪皇帝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又有“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之谕，自己“恐身后不得蒙荣，外间亦有此议论”。

他免冠叩首，请求皇上出一个凭证。

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臣，向皇帝讨要一张死后配享太庙的保证书。

这在乾隆看来，近乎要挟。

乾隆不高兴了。

但他仍然颁了手诏，申明世宗成命，并赐诗一首。

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恩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青田指刘基，郑国指唐代魏徵——魏徵死后碑被推倒，刘基配享太庙。

乾隆用这两个典故，话里有话。

按照礼仪，张廷玉接到手诏后应当亲自入宫谢恩。

但第二天，他只派了儿子张若澄入谢。

乾隆的怒火终于压不住了。

他传旨命张廷玉明白回奏。

谕旨由军机大臣傅恒和汪由敦传写，旨还未下达，张廷玉就赶来了——这显然是有人泄密。

乾隆更为不快，切责了汪由敦漏言。

廷臣会议，请夺张廷玉官爵，罢去配享。

乾隆下令削去他的伯爵爵位，但仍保留配享资格，称“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耶”——唐太宗曾允诺功臣配享，后因事罢免。

乾隆不愿背负这样的名声。

事情到此，张廷玉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皇帝的余怒远未平息。

乾隆十五年，皇长子永璜去世。

张廷玉作为永璜的老师，丧期未过，再次请求归乡。

乾隆大怒，命人将配享太庙诸臣的名册拿给张廷玉看，命他自己审度是否配享。

大学士九卿议后，罢去配享之命，免治其罪，放他回乡。

这年二月，监察御史储麟趾参奏四川学政朱荃——匿母丧不报，仍赴考棚，并贿卖生员。

朱荃在回乡途中已失足落水，下落不明。

朱荃有一个身份：他的女儿嫁给了张廷玉之子张若澄。

七月二十日，乾隆向张廷玉发难。

他称朱荃为吕留良、严鸿逵案内人，张廷玉“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公然与为姻亲”，若在雍正年间“必不敢如此”。

且朱荃“如此狼籍婪赃，明系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

命张廷玉明白回奏，并追缴历来所赐物件。

八月，张廷玉在桐城回奏与朱荃交往的情形。

九月，乾隆称张廷玉“身受三朝厚恩，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其罪在“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

联姻朱荃“反为其小者”，“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赐物件，足示惩”，从宽免其革职治罪。

所谓“罚锾”，数额是二十万两。

初命半月内交清，后在宽限半年，至乾隆十六年三月才交清。

而追缴恩赐物件的过程，远比谕旨上的文字凶狠。

奉命前往张家的是内务府总管德保，他带了大队人马，将没收工作变成了抄家，把张家翻了个底朝天，所有带有文字之物一律带走，同时清点了张家全部家产。

张家人只能站在院中，看着这一切发生。

乾隆事后宣称德保“错误调查”了张廷玉在京城的赐第，命将部分物件退还，查出的一万五千余银两在代朱荃赔交的赎罪银中扣抵。

但抄家对张廷玉的打击，绝非几句轻描淡写的纠正所能弥补。

这场抄家被后来的论者称为“彻底的侮辱”。

从乾隆十五年起，张廷玉退居桐城故里。

他的长子张若霭，早在乾隆十一年随乾隆西巡五台山途中患病，回京后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白发人送黑发人，张廷玉为儿子守孝，身体和精神都在迅速衰老。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张廷玉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

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下诏仍遵世宗遗诏，恩准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号文和。

整个清朝，张廷玉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但这个荣誉来得并不安稳。

自雍正去世第二天公布配享之命，到张廷玉去世，这个待遇先后两次被取消，最终在他死后才由乾隆重新恢复。

军机处领班大臣的位置上，他亲手拟定的规制一直沿用到清末，改变了清代固有的权力体系。

他编纂的《明史》在乾隆四年成书，《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等也由他主持。

但他自己最在意的，不过是身后能不能进入那座太庙。

桐城龙眠山下，张廷玉的墓至今仍在。

他晚年归乡后写下的《澄怀园语》，延续了父亲张英《聪训斋语》的家训传统，记录着他对为官、为人、处世的种种感悟。

父子两代宰相，六代翰林，这是桐城张氏留下的最实在的东西。

而太庙里的牌位，至今还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