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AI，这次真不一样了

一、西方走向衰落的背后

虽然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未正式到来，但AI等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未来这种影响会更具有颠覆性，无论我们现在是贫穷还是富贵，将来都无法置身事外。AI将带来的并不是某个行业的变革，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构。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基本面貌的巨变，但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在传统所有制的经济体系中完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也是在传统所有制中孕育的，但它创造出的生产力，会超过传统所有制能够容纳的极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西方在整体上走向衰落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正在接近它的历史极限。凡是已经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生产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都要经受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的考验。

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不只是民族叙事里的百年未有变局。地缘政治的重组也无法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貌，更无法描述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我们已经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入口，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遇，就有了很多无法由民族叙事框架包含的内容。

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承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而不被这种生产力撑爆。而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回到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

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一个无法治愈的病根。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个病根讲得很透：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贯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全过程，集中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资本主义自己解决不了，只能靠周期性危机来强制恢复平衡。1825年英国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929年大萧条，1973年滞胀，每一次危机都是这个病根在发作。过去的危机，资本主义都靠吃药挺过来了。但这一次，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种它根本无法消化的新生产力，即以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

二、AI替代劳动的特殊性

AI和机器（机器人）等技术结合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资本密集，劳动稀疏。

以前的三次工业革命，虽然机器和技术排挤工人，但新产业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被排挤的劳动力吸收进来。体力劳动被替代了，劳动者还能往脑力劳动转移；制造业用人比例下降，还可以通过扩张的服务业吸收就业。失业率因此得以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AI与机器人等技术的结合，正在改变这一逻辑。新技术排挤的不是某一类劳动，而是包括知识劳动在内的广泛岗位。向上往脑力劳动转移的路径，因为AI开始替代认知任务而收窄；横向往服务业转移的路径，也因为服务业本身开始被AI和机器人渗透而收窄。

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和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普遍在70%以上，美国超过80%。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服务业是吸收被制造业排挤的劳动力的主要容器。但这个容器现在正在被AI和机器人同时渗透。AI替代服务业中的认知劳动——客服、翻译、初级咨询、基础编程、数据录入；机器人替代服务业中的物理劳动——清洁、配送、护理、餐饮。服务业吸收就业的容量正在萎缩。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暴露在替代压力之下，被排挤的劳动力就失去了最后的转移空间。这不是某一类岗位的问题，是整个就业体系的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有“AI教父”之称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指出，AI替代的“类型边界消失”，不是某一类劳动会被替代，而是所有“认知劳动”类型同时暴露在替代压力之下。如果辛顿的判断成立，脑力劳动中那些以认知任务为核心的工作，在技术上都进入了可替代的范围。这并不等于脑力劳动会全部被替代，而是说脑力劳动不再享有“不可替代”的特权。而且，AI并不是孤立发展的技术，与机器（机器人）等技术结合之后，替代范围就从“认知任务”扩展到了“以认知任务为核心的全部劳动”。AI接管认知环节，机器（机器人）接管物理执行环节，脑力劳动中偏认知的部分被AI替代，体力劳动中偏操作的部分被机器（机器人）替代，劳动从感知、判断、决策到操作的整个过程都进入了被技术替代的范围。AI等技术固然不能取代全部劳动，但那些规则明确、可标准化、可数据化的工作，被替代的技术障碍很快就会消失。

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时暴露在替代压力之下，新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挤能力将远超其对就业岗位的补偿能力。

这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差别，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已经从局部领域扩展到了全域，从选择性替代变成了系统性替代。这就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命根子。

AI等技术的这一特点已经被很多站在AI最前沿的人物提醒过。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的研究成果表明，科技巨头投入万亿美元押注AI的核心逻辑就是“用更廉价的AI替代人类劳动”，AI会创造新岗位，但数量远不及被淘汰的岗位。他估计AI可能在五到二十年内超越人类智能，常规脑力劳动将面临“大规模替代”，并直言“许多工作将会消失，就像挖掘机问世后挖沟工人的工作一样”。

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在2025年5月公开表示，AI可能在“一到五年内”消灭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并将失业率推高至20%。他强调“这已经在发生”，企业对AI的使用正在从“辅助人类”迅速转向“实际完成工作”，这种转变可能在“短短几年甚至更短”内完成。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将AI对就业的冲击形容为“超音速海啸”。他警告任何“本质上数字化的”工作都处于被AI取代的风险中，且这种变化“会像闪电一样发生”。物理性工作（如烹饪、农业、建筑）在短期内相对安全，但数字和办公类工作的替代速度将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马斯克还警告过渡期将伴随“巨大的混乱、震荡和社会痛苦”。

关于AI对劳动的替代效用，当然也存在不同看法，批评马斯克“危言耸听”言论尤其多，但与马斯克持相似观点的业内人士并不在少数。前Google X部门商务长Mo Gawdat发出警告：2027年起，AI将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失业潮，持续15年的“地狱模式”即将开启。此人在AI领域摸爬滚打20年，见证过无数科技奇迹，他对未来AI与就业关系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Mo Gawdat绘制了一幅令人绝望的未来图景：顶层0.1%拥有AI技术的超级富豪，底层99.9%失去工作价值的普通民众，社会中间层，也就是中产阶级消失了。

当然，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潜力到并不等同于实际失业率。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会出台劳动保护、社保、再培训等政策，试图延缓或缓冲AI替代劳动带来的失业冲击。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会在竞争压力下规避这些干预，把正式雇佣变成零工、把员工变成外包、把就业转移到监管更松的地区。干预越强，规避的动力越大。结果是政府想缓冲冲击，资本却把缓冲机制本身也变成了竞争工具。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能力，在竞争强制下会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实际失业。

三、从劳动替代到资本循环断裂

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这个循环能转起来，有一个前提：就业不能出大问题。在生产环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创造商品和价值。在分配环节，新创造的价值被分割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在交换和消费环节，劳动者用工资购买消费品，资本家出售商品实现剩余价值。这个循环能转的关键前提是：大多数人通过“就业—收入—消费”这一链条，形成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

就业是资本主义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枢纽，在资本循环中起的作用相当于人的腰。这里说的资本循环，既包括单个资本从货币到商品再回到货币的运动，也包括由无数单个资本交错构成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从生产端看，就业是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的通道。从分配端看，就业是大多数人获得收入、形成工资总额的基本途径。从消费端看，工资总额构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主要基础，有消费能力的消费需求决定了社会总产品能否卖出，价值实现环节能否完成。

人如果腰坏了，就站不起来了。如果再严重，还可能全身瘫痪。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如果就业出现了大问题，就会沿着下面的逻辑向经济传导：AI替代劳动 → 工资总量萎缩 → 社会购买力萎缩 → 商品滞销 → 投入无法回收 → 资本积累中断 → 资本循环趋于断裂。

所以，失业率如果高到社会消费能力严重萎缩，而信贷、财政、出口这些缓冲机制又无法弥补时，大量商品就会滞销。对资本来说，赚不到利润倒还在其次，要命的是预付资本无法汇流。商品卖不掉，货币回不来，债务无法偿还，工资发不出，下一个循环就无法启动。

这样就把资本主导的生产所特有的弊端放大。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卖出商品、收回货币、获取剩余价值。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剩余价值才能实现。这就把W′—G′，也就是商品向货币转化的环节变成了整个生产过程的生死关口，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全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总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上无数个W—G′的“跳跃”才能实现。如果大量商品在“跳跃”中摔坏（卖不出去），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货币无法回流，社会资本循环就会在价值实现环节断裂。

这就使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商品向货币的“跳跃”必然有一部分是失败的。如果失败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导致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发生大面积断裂，相当一部分资本无法完成W′—G′的转化，信用收缩，投资下降，失业上升，这就是经济危机。大萧条和2008年都属于这一类——循环在多个环节同时卡住，但还能靠战争、福利、量化宽松把循环重新接上。如果断裂是全面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卡住，信贷、财政、出口、福利这些缓冲机制全部失效，社会总资本循环无法在自身框架内重新接上，那就是普遍危机。

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危机，发生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在1933年达到最高点，失业率约为25%。在1933年初，德国失业人数超过了600万，约占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研究统计，当时德国工人的失业率在1933年6月达到了32%。当失业率达到30%左右的水平时，社会总资本的价值实现环节（W′—G′）遭遇了比较全面的断裂，大萧条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场系统性崩溃，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约44%，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

那么，如果失业率超过30%，达到50%，甚至70%或更高呢，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只是一场海啸，而是海啸过后，连海岸线都不再是原来的形状。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的替代率，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70%甚至更高的水平。卢塞恩大学的基尔希施莱格教授提出，AI在技术上可以替代高达70%的职业任务。麦肯锡的测算也显示，生成式AI的技术自动化潜力总计达到63%。也有相对谨慎的预测，比如高盛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认为未来五年AI带来的净就业损失“可能不到2%到4%”，但阿西莫格鲁也承认，他对10到15年的判断“更加不确定”，因为“AI与机器人的结合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AI与机器人结合取得突破，替代的边界就会从“认知任务”扩展到“全部劳动”。

四、调节手段用尽与重建条件的消失

原来饱受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困扰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摆脱危机。

一是通过全球化产业分工，扩大资本主义的市场空间，并以资本输出方式把制造业对外转移。这是从空间上转移矛盾。

二是通过债务性经济刺激方案，即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负债，同时增加居民负债，透支未来的支付能力，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奉为至宝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这是在时间上缓解矛盾。

三是通过货币扩张，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向社会注入流动性，创造需求。这是用金融手段推迟矛盾。

四是通过技术革命创造新需求。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在旧市场饱和时打开全新的产业空间——铁路、汽车、电力、电子、互联网，这些新产业吸收了被旧产业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需求，把资本主义一次次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拉出来。这是从结构上升级经济、吸收矛盾。

从空间、时间、金融、结构角度调节经济，构成了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完整工具箱。但这个工具箱正在见底。社会总资本的全面断裂虽然现在还未发生，但只要就业形势严峻到了那个程度，到达某个临界点，就一定会发生。到了这个阶段，那些曾经能被资本主义用来止痛的调节修复手段，包括信贷、财政、出口、福利、全球化、货币量化宽松，曾经一次次把资本主义从普遍断裂中拽出来。为了防止全面断裂的出现，资本主义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手段，并且把这些手段用到了接近极限的程度，但空间已经不大了。

这不是一个断言，而是对四种手段各自处境的具体分析。

第一，空间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全球化产业分工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确实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扩大了市场、降低了成本、转移了矛盾。但这个空间已经基本用尽。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二战之后，原来的殖民体系瓦解，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整体转入了资本主义体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全球产业链，这等于把世界市场一下子扩大了几十亿人口。这是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最后一波大红利。

到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个较大的经济体还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了。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来转移矛盾的路也差不多走到头了。空间扩张基本完成，剩下的只是存量竞争，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产业链位置，进行零和博弈。

第二，债务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用债务换时间，把当下的消费需求透支出来，确实在短期内缓解了生产过剩。但这个手段有硬约束。政府债务堆到一定程度，利息支出就会挤占财政空间；居民债务堆到一定程度，偿债压力就会挤压消费；企业债务堆到一定程度，一旦利率上升或需求下降，就会引发违约潮。

看几组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比全年GDP还多出近10万亿。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超过18万亿美元，其中信用卡债务超过1.2万亿，学生贷款超过1.7万亿，汽车贷款超过1.6万亿。美国企业债务也处于历史高位，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以上。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50%，全球最高。欧元区整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接近90%，其中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超过100%。

这些数字意味着继续靠借债创造需求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而且债务可以推迟危机，但不能取消危机。它只是把危机从今天挪到明天，而且利息越滚越大。当债务堆到天花板，继续扩张的空间就只剩两条路：要么违约，要么通胀。前者冲击信用体系，后者直接摧毁货币信用。

第三，货币扩张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量化宽松向社会注入流动性，确实在危机时刻稳住了金融体系，推高了资产价格，创造了一种财富效应支撑的消费需求。但这个手段的边际效果在递减，副作用在累积。

看美联储的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约为9000亿美元。经过三轮量化宽松，到2014年扩张到约4.5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危机后，美联储再次大规模扩表，最高峰时达到约8.9万亿美元。此后经过缩表，目前仍在7万亿美元以上，是2008年危机前的近8倍。日本央行更早开始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从2012年的约150万亿日元扩张到现在的约750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30%，在全球主要央行中最高。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从2008年的约1.5万亿欧元扩张到最高峰时的近9万亿欧元，目前仍在7万亿欧元左右。

这些数字意味着，货币扩张已经把央行资产负债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接近了这些经济体系能够承受的极限。美联储在资产价格承压的情况下仍要缩减资产负债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这些手段越用，资产泡沫越大，贫富分化越严重，金融系统越脆弱。更根本的是，货币扩张创造的是金融资产的价格，不是实体经济的工资。资产价格涨了，持有资产的人更富；工资没涨，靠工资生活的人更穷。货币扩张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只是把过剩资本推进了金融市场，制造了更大的泡沫。当泡沫大到无法维持，下一次断裂只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资本主义现在能用来推迟危机爆发得以续命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多。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第四种方式上。但如前所述，第四次工业革命AI和机器人等技术替代劳动的速度和广度，远远超过新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从终端消费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和资本所有制结合，不但无法跟前三次工业革命那样成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解药，反而成了市场需求的毒药。被美国寄托了几乎全部希望的AI，恰恰会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问题。

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资本主义危机，但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关键是资本循环的条件还没有被耗尽，还可以在危机之后重建。以前那些调节手段曾经管用，前提是多数人有工作，这是资本循环一次次从危机中恢复的基本条件，但这个条件正在因AI对劳动的全面替代而被抽掉。

在资本循环条件的重建过程中，恢复就业体系是关键环节。就业体系恢复，工资总额才能重建；工资总额与其他收入来源一起，在分配结构、信贷条件和福利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构成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消费需求的主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社会消费市场才可能维持，价值实现才有了条件，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才可能重新接上。

但在AI等技术的冲击下，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