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北京，授衔名单公布后，张云逸的待遇安排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却享受元帅级工资待遇。此时的张云逸已经63岁，是开国大将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这个安排，并不是单看战功作出的决定，更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经历有关。
张云逸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少年时代家境清寒，但他很早便接触到救亡图存的思想。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19岁的张云逸参加了敢死队，负责投掷炸弹。
起义失利后，清军展开搜捕。张云逸和战友暂避民宅，第二天，他挎着菜篮出门查看情况。等返回时，藏身地点已经被包围，几名同志被捕遇害，他却因身材不高、装束普通，混在人群中躲过了搜查。
多年以后，张云逸提起这段往事，曾带着几分苦笑说：“要不是那天出门买菜，黄花岗或许还要多一位烈士。”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是生死一线的经历。
大难并没有使他退缩。后来，他继续学习军事，先后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北伐战争开始后，张云逸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参与汀泗桥、武昌等地作战。军队里的地位并不低，薪饷也算优厚，但他逐渐看清，真正愿意为劳苦大众改变社会的，是共产党人。
1926年10月，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算不上年轻党员。他后来解释说：“我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对于一个已经身居军中要职的人来说，这个选择意味着放弃原有道路，也意味着随时可能面对危险。
入党之后，他没有立即离开原有岗位，而是继续利用公开身份开展工作。这样的安排很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稍有疏忽，不仅个人会暴露，相关同志和部队也可能遭受牵连。
1929年，广西局势复杂，张云逸与邓小平等人共同组织百色起义。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成立，张云逸任军长。起义部队力量有限，周围又有强敌压迫，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守住一座城那么简单，而是怎样保存革命火种。
红七军后来向江西转移，行程艰苦，常被称作“小长征”。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和长途跋涉，最终于1931年7月抵达江西雩都桥头，与中央红军会合。张云逸随即承担军队指挥和参谋工作，既能统率部队，也能处理细密的军务。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计较职务是否显眼。长征途中，他负责情报、侦察和道路安排，有人觉得这似乎没有直接指挥部队威风，他却说：“部队要过乌江，桥必须架好，这就是大事。”在他看来，革命工作没有所谓的闲职，能把眼前任务做好，便是尽责。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又承担起整合南方游击力量的重要任务。为了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专程前往澳门。叶挺长期处于沉郁状态，张云逸没有空泛劝说，而是把国内形势、组织安排和中央意见一一说明。叶挺听完后表示：“我愿意重新出来工作。”这次会面，促成了叶挺重新回到抗日战场。
新四军成立后，张云逸担任第三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叶挺被扣押，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危急关头，张云逸与陈毅共同承担重建新四军的任务。他负责的，不只是部队扩充，还包括根据地建设、后勤筹措和军政关系处理。能打仗的人不少，能在挫折后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的人，却并不多。
解放战争期间，张云逸更多负责华东军区的后方工作。前线需要粮食、兵员、医药和交通，后方同样是一场硬仗。他推动土地改革和整顿，保障华东野战军持续作战。1949年以后，他奉命到广西工作，重点处理剿匪、治安和基层政权建设，使当地逐步摆脱长期动荡。
张云逸的“劳模”称誉，也正是在这些不显眼的工作中形成的。毛主席曾评价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工作，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这句话，既说他的资历，也说他的作风。
1956年，张云逸到山东视察，工作人员安排他游览名胜，他却谢绝了：“我是来主持工作的，不是来游览的。”他每天长时间处理事务，衣食住行却十分节俭。对家人，他同样要求严格，曾提醒儿子：“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能因为父亲的地位搞特殊。”
大将军衔和元帅级待遇，是国家对张云逸历史贡献的确认；而他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恰恰是不把待遇当成身份，不把资历变成特权。授衔之后，他仍旧穿旧衣、讲节约，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和群众身上。到了晚年，他给家乡学校的回信中还提出，可以出售多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补贴办学经费。身份变了，做事的尺度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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