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极端，就是极端不爱国？昆仑策：胡锡进沿用账号是公器私用

近日，有着“方向盘极致左打”之誉的“昆仑策”发表了题为《“胡锡进现象”：退休总编辑的自媒体帝国与公私边界之问》的署名文章。

其称，《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退休前，便以个人名义在各平台布局千万级粉丝的账号矩阵，退休后不仅悉数带走，更将其打造为年变现能力千万计的“个人IP”。

文章认为，这早已超越了“老干部发挥余热”的温情叙事，而是成为一个值得严肃审视的“制度命题”。

文章称，这一现象“撕开了公职人员自媒体变现的灰色地带”；因此质问：这是“业余时间”的个人创作，还是职务行为的延伸？

文章认为“一个拿着财政俸禄、掌管公器的人，同时以个人名义参与市场化变现，这本身就是公私不分的典型表现”。

“而原单位《环球时报》对此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对制度底线的退让”。

文章还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退休后三年内，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规定作为法规证据，以此认为：胡锡进“实质上是在利用职务影响力的余温进行市场化变现”。

此外，还以2024年胡锡进关于不再提“公有制为主体”的走歪文章，因此被封禁三个月为例，且拿司马南当时批评老胡是“歪嘴和尚念歪经”进行定性和抨击。

文章因此下结论道：“平台因流量而纵容，粉丝因身份而轻信，资本因变现而追捧，最终形成了一条‘职务影响力—错误解读—社会误导—资本获利’的完整链条”。

文章批判胡锡进：“这已不仅是‘妄议中央’的纪律问题，更是公权力私有化的延伸”。

文章建议“对退休媒体高管设定三年“舆论静默期”，并推行“言论备案制”；否则，“这不仅侵蚀国有资产，更将公共舆论空间切割为私人领地”。

文章最后结语道：“公器不可私用，余威不可变现”……在职期间依托公权力积累的资源，退休后不能成为个人的提款机……这种示范效应，比任何一篇‘和稀泥’的时评都更令人不安”。

“昆仑策”突现辣手，如此重批胡锡进，似乎让人有种想进“昆仑男厕”，却错入“昆仑女厕”的感觉——因为，曾几何时，公众的认知里，“昆仑策”与胡锡进可都是心房偏“左”的同志啊！

当然，“昆仑策”此文中，还是有着值得肯定与应该关注之处：

比如，对于知名媒体人——特别是体制内如老胡者，其在职时的个人名义账号，显然都会与公职资源有着一定的关联。

则对此如何定义与规范使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制度性话题”，对此“灰色地带”当然值得讨论，有关部门也可以逐步对此予以清晰化认定与规范化管理。

还比如，老胡对于公有制提法的误读文章，确实是一次骑墙不稳的表现——因此被“老朋友+老对手”的司马南当时秋风扫落叶般批判，也算是老胡“应得其所”吧。

不过，像在媒体界——本来，我们的正规媒体基本上都是公家身份，几乎其中的媒体人都有着自己个人的公众号，但就像允许学术界、教育界、技术界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开设账号、进行讲学，并可以获得主业之外的收益一样，则媒体界的老胡们，怎么就成了“昆仑策”的“刀下鬼”呢？

比如，像几个所谓“野生国师”的教授、学者、专家们，网上公开的一场演讲课时费，大都在15万元以上，“昆仑策”咋对他们视而不见，却炮火专门轰向了老胡呢？

我们当然可以对媒体个人账号的拥有、保有与延用，视作一个“灰色制度地带”问题，但是，因此把制度缺口变成了对于个人的道德审判，这恰恰才是最不“制度化”的整人做法。

过往时期，胡锡进与“昆仑策”旗下的名流们常有互动，那种勾肩搭背的同志般情形，曾让人们感觉他们本就是蹲于同一个战壕。

但从“昆仑策”这一次毫不留情、全面开炮的“重磅”文章看出，“极致左打方向盘”下的滚滚铁轮，现在正朝向老胡“稀泥”做成的身体碾压而来……原因又何在呢？

这就不得不说，当“爱国不极端”，则就会被极端者认为是“极端不爱国”了。

“昆仑策”旗下啸聚的一众自媒体人，显然在做着一个走回“旧路”与“老路”的未醒梦，并因此以“真正的爱国者”自居。

老胡当然也认为自己是一位铁杆的“爱国者”，但他却在对于过往时代的反思上，与“昆仑策”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分野。

特别是胡锡进将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视作其牢固的立场底线，因此对于“昆仑策”们“方向盘左打的极端性”多有微词。

所以，当司马南连年炮轰联想集团改制是“国有资产流失”时，胡锡进却公开批评司马南“动机可疑”“做法不利于团结”——这成了他们走向公开决裂的标志性事件。

另外，就是老胡对于民营经济提供了长期的辩护论述，这与“昆仑策”们“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舆论操弄，显然是格格不入，更成了“方向盘极致左打”者眼中的“修正主义”。

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昆仑策”们热衷于“阶级斗争”的旧梦重温，这与老胡较为中和的“只要同是中国人就是利益命运共同体”之说，产生了裂痕与矛盾。

因此，在“昆仑策”的眼中，披着“爱国外衣”的胡锡进反而更加危险，不像极端右歪者观点明确，反而更好对付。

同时，胡锡进因为曾是体制内的顶级从业，因此有着天然的体制优势光环，这也造成二者都想争夺的粉丝群体，有着极大的重合性。

因此，双方就有了对于“爱国群众”背后流量利益的明争暗夺，且还隐含着“谁才是越极端越爱国”之立场的定义权问题。

针对老胡保护私有企业的观点，否认民营经济“56789条”重要贡献的司马南，则提出了“国进民退”观点，并主张国家利益至上，且用“谁有定义极左的权力”来反击胡锡进的定义权。

对此，老胡也曾罕见地反击过司马南，且是用了最为痛下杀手的一招——直指司马南的爱国与反美是“言行不一、人格分裂”：你怎么不把美国的小房子卖了，回来用于爱国事业呢？

当时，司马南经老胡这一“电击”，同样是罕见地暴怒，称他与老胡从此在立场上已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简言之，在“方向盘极致左打”者的阵营坐标系里，胡锡进不只是“另一种声音”，而是“冒充自己人的敌人”了。

所以，极尽所能地批判胡锡进，在“昆仑策”的眼中，那既是在捍卫他们认为永远正确的立场、路线，也在实质的利益追求上，是在争夺“爱国话语”的定义权及其背后爱国流量的分配权。

胡锡进此人，虽然极力让自己显得比较“中和、和谐”，且在关键的政治正确站位上，他始终对于改革开放国策的坚守，也让其在“左中右”的跷跷板上，似乎都能找到支持者，但同时，因其有时似乎底线顿失，也让这些支持者轻易地就滑向他的对立面。

“稀泥”好和，糊墙很难——而被本自以为是同道中人的“昆仑派”如此背刺，估计也是最让老胡心中流血、黯然神伤的事了。

当“爱国不极端，就是极端不爱国”时，曾经视作一个战壕的双方，就会因为“极端”程度不够，而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对头。

这也正是曾经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极端方向盘”的操盘手们，却从来不会接受和吸取这样的历史性教训。

当然，“骑墙扔飞盘”，根基亦不稳——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报，老胡这次能否承受住来自“前同志”的重手出击，会不会从大名鼎鼎的胡锡进，一溃千里而成“胡溪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