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的记忆——记兰医二院骨科冯守诚教授

图1 中年时期的冯守诚教授

一、由《抓特务》想起的冯伯伯

前些日子，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抓特务》。雷佳音演一个刚进城当了派出所所长的警察，胡歌演一个小学教员。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警察怀疑教员是潜伏下来的特务，编号“5182”，于是搬进同一条胡同、同一个院子，做了邻居，一追，就是将近四十年。没有枪战，没有密码，只有两个家庭在柴米油盐里过了大半辈子，一个始终惦记着“抓”，一个始终惦记着“藏”。片子是今年六月端午档公映的，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看完以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的冯伯伯。

冯伯伯，大号冯守诚，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是今天的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骨科的教授，甘肃省骨科学的奠基人。可在我的童年里，他压根儿不是什么教授、专家。他就是住在我们家隔壁小洋楼里、个子不高、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条缝、一口秦安口音的冯伯伯。

电影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被贴上了“特务”的标签，他这一辈子，就再难把那标签揭下来。我看着银幕，忽然就想起至公堂台子上那个低着头的矮小身影。我想，冯伯伯大概就是这样的——无论别人往他身上贴了什么，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病人，是学生，是孩子，是一块块被接好的骨头。

那个年月，给一个人下结论，似乎很容易；但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却要用上一生的时间。

这些年，我在《兰州人文频道》上陆续撰写兰医二院老专家的往事，笔端总要涉及民国、反右、“文革”时期的历史，也因此接到过一些善意人的忠告。这样的忠告，我虚心接受。可我真正接受不了的——就像电影《抓特务》里那样，一个始终惦记着“抓”，一个始终惦记着“藏”。开个玩笑！

作为在二院长大的一代，二院的文化建设，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尤其是在反腐败深入推进的今天，尤其是那些既搞行政又搞科研的新一代干部——我今后会认真对比这两代人的区别，大书特书新一代的行政绩效和科研论文的质量；更希望他们能像老一辈医生一样，多宣传学校、医院的思想文化建设，尤其是老一代品牌形象的宣传，把医学人文理念融入到学校、医院文化建设之中，推动一系列具有人文温度的文化活动。

二、静观园的小洋楼

我小时候，家住在兰医二院的静观园。

静观园，名字好听，园子里也确实安静。那是当年甘肃举院旧址的最西边，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有人在那里盖了一座别墅，后来成了甘肃学院的花园，叫“静观园”。上世纪三十年代，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于学忠都曾在园中住过。到我记事的时候，园子里立着几座留下来的小洋楼，夏天满园子的阴凉，蝉声一起，午后的静观园就沉在一种懒洋洋的光阴里。

我们家住的那座小洋楼，坐北朝南。我家在靠北面的一侧；靠西面一侧的二楼，住着冯伯伯一家——冯伯伯、他的爱人展学香阿姨、他们的儿子冯伟，还有一位跟着他们住的侄女，好像叫窦小燕。楼下，是皮肤科刘铭锐教授的家。一座楼里，楼上楼下住了两位教授，搁在当年，是很体面的人家了。

我对冯伯伯最初的记忆，是他从我们家正对的楼梯上走下来的样子。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走路不快，见谁都先笑。他说话带着一口浓重的秦安口音，把“是”说成“四”，把“吃饭”说成“呲饭”。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背地里学他说话，学得不像，反倒把自己逗得前仰后合。他知道我们在学他，也不恼，站在台阶上，笑呵呵地看着我们，眼睛里全是长辈看小辈的那种宽厚。

那时候，他见到比他更矮的我，常常摸摸我的头，手很稳，很暖——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双给千千万万人接过骨头的手。有一回我问他，冯伯伯，你一天到晚在医院里干啥？他蹲下来，用浓重的秦安口音说：接骨头嘛，人跌坏了，骨头断了，伯伯给它接上。

展学香阿姨是敦煌人，在医院护理部当护士。敦煌——那是我小时候觉得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大漠、飞天、莫高窟，都在那四个字里。展阿姨走路带风，说话干脆，回到家里，却是个麻利温柔的主妇。夏天她晾一绳子的白床单，风一吹，满院子都是肥皂粉的清香。

冯伟是冯伯伯的独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后来听我姐姐说，他先天一副好嗓子，爱唱歌，还爱养狗。冯伯伯的侄女窦小燕，文文静静的姑娘，在家帮着照应家务，我们不大敢跟她说话，只觉得她笑起来很好看。

楼下的刘铭锐伯伯，是位成就卓著的皮肤科老教授。刘伯伯家和我们家、冯伯伯家，楼上楼下地住着。那样的日子，平静得像静观园果园里的树影。我们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逼近。而那些慈祥的、体面的、认认真真生活着的大人们，将要迎来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几年。

三、至公堂上，那个低着头的冯伯伯

兰州大学有一座至公堂，古色古香的大屋顶，是清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修建的甘肃举院的主体建筑，堂匾“至公堂”三个字，就是左宗棠题的。后来举院废了，这块地方几经辗转，成了兰大的一部分，又成了兰医二院的院址。至公堂做过教室，做过礼堂，也做过图书馆。文革开始以后，至公堂改了名，叫“革命堂”。批斗会，就常常在至公堂的台子上开。

图2 至公堂青砖拱券门与红漆格扇，曾是兰州大学最早的图书馆

二院那几年，批斗得最厉害的，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刘铭锐教授，一个，就是“中统特务”冯守诚。听说，还给他安了个“特务小组长”的名头。这些罪名是真是假，当年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敢问。我那时年纪小，只记得冯伯伯隔三差五，就要被押到至公堂的台子上去。

批斗会上，他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很重，用绳子穿着，勒得人难受。可冯伯伯有个“窍门”——他故意把身子弯下去，把头低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见他的脸。他个子本来就小，这样一低头，整个人就缩在了牌子后面，远远看去，像一片被风压弯的草。

小时候我不懂，只当他认罪态度好。长大了才慢慢明白，那低下去的头，一半是无奈，一半是一个医生在风暴里护住自己脖颈的、笨拙而心酸的智慧——头低得越低，绳子勒在脖子上的重量就越轻。他这一辈子，大概都在用这样低头的办法，默默承受那些他承受不起、又不得不承受的东西。

“中统特务”，四个字，像一块铁牌子，挂在一个给人治了半辈子病的医生脖子上。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冤枉，我只知道，给我糖吃的冯伯伯，和台子上那个“特务”，不像是一个人。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恰恰是同一个人——一个在风暴里缩着脖子护住自己，风暴过后，依然给我们微笑的普通好人。

许多年后，我在电影院里看《抓特务》，看到银幕上那个被冤枉了大半辈子的人，忽然就想起至公堂台子上那个低着头的矮小身影。我想，冯伯伯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别人往他胸口贴什么，他由着人家贴；但他心里装着什么，谁也没法替他拿走。

四、从莲花乡走出来的冯伯伯

冯伯伯是秦安人，老家在秦安县莲花乡。

莲花乡，在秦安县城东北四十五公里，地处秦安、庄浪、静宁三县交界，清水河与水洛河在那里交汇。听大人们说，那里自古是陇东南的交通要冲，明清时候叫莲花城，有“旱码头”之称。秦安这地方，是陇上著名的文化县，县城附近有个大地湾遗址，是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中国最早的彩陶。人说秦安人骨子里有一种韧劲，穷，却肯下苦功念书。冯伯伯就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

图3 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入口（冯守诚故里为秦安县莲花镇，与大地湾同在清水河流域）

冯伯伯生于1922年，1948年从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一个秦安乡下的青年，在黄河边上一所年轻的医学院里，修完了六年的功课。毕业以后，他留校做了外科学的助教，又当了附属医院的住院医生。那时候的兰州，医疗条件还很落后，一个医生要同时扛起内外妇儿好几个科的活儿。他后来常说，是那几年“什么都干”的经历，把他练出来的。

图4 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左侧兰大学生宿舍“五岳堂”，右侧医学院附设医院；冯守诚早年工作的萃英门院区）

图5 萃英门内“国立兰州大学”石牌坊（冯守诚1948年毕业于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

1953年，是冯伯伯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卫生部委托被誉为中国骨科“骨圣”的方先之先生，在天津创办了第一届全国骨科高级医师进修班。冯伯伯是甘肃省唯一一个入选的学员。整整一年，他守在天津，跟着方先生从最基础的石膏、牵引学起，把骨科这门学科的正根正脉，一点一点吃进了肚子里。

进修班结业，他回到兰州，带回来的是一整套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骨科理念和技术。兰州医学院的骨科学，就是从他这里起头的。兰大二院骨科，后来成为甘肃最早、影响最大的骨科发祥地，它的第一块基石，是冯伯伯一个人从天津背回来的。

图6 甘肃学院时期的实验室——兰大二院前身旧影（1928年创建的兰州中山医院—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教学医院）

此后的几十年，冯伯伯在甘肃骨科史上，写下了一连串的“第一”。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四肢骨折的手法整复与内固定手术、椎间盘手术。五六十年代的甘肃农村，生活条件艰苦，骨关节结核病发率很高。冯伯伯先是外出参观学习，回兰州就开展了经胸治疗胸椎结核；他术后细细观察病人，发现有的病例有并发症的迹象，就反复思量，改成经胸膜外治疗胸椎结核，效果显著。他把这些病例的经验写成论文，正式发表题为《经胸腔施行胸椎结核病灶清除术》，一九六五年刊在《天津医药杂志骨科附刊》上，在业界推广。他还第一个在省内顺利开展半盆切除术，率先治疗各种先天性畸形，成功完成多种骨肿瘤手术；后来又带领团队自制器械，在国内率先开展经前路治疗晚期颈脊髓损伤、脊髓移位术治疗脊柱侧弯截瘫等高难度手术。

图7 冯守诚教授当年和同事们改制的检查和手术器械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手术器械不够，他带着同事自己做；外文资料，他一本一本地啃。听他的学生说，每逢手术前的晚上，冯伯伯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他在灯下翻外文资料，为第二天的新手术做准备。他是把“钻研”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的人。

图8 冯守诚灯下翻译外文资料

七十年代，甘肃基层缺医少药，许多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根本没见过骨科手术。冯伯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8年，在省卫生厅的支持下，兰医二院办起了全省第一期骨科学习班，冯伯伯亲自授课，亲自做示范手术，手把手地教。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十年，一共办了十三期，为全省基层医院培养了一大批骨科医师。在甘肃骨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知道冯教授的骨科医师，不是真正的骨科医师。”

图9 1978年起冯守诚在甘肃全省连续十年举办骨科学习班、深入基层培养骨科医师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问他，冯伯伯，你教那些公社的大夫，图啥？他说：人跌坏了，不能没人接骨头嘛。乡下人进城看一回病，难得很。

1984年，六十二岁的冯伯伯，向省政府递交了专题报告，申请组建甘肃省骨科研究所。省政府批复同意，研究所的牌子挂起来了，可摆在他面前的，是四个字：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病床、没有人员。他先向卫生厅申请了十张床位，又向省科委打报告，进口了一台“X光C型臂”，一套德国关节手术设备。为了筹集资金，他想了个“土办法”——厂所挂钩。他先后与白银铜加工厂、白银公司职工医院、陇西112厂职工医院、秦安县人民政府达成协议，一家一家地跑，一点一点地凑，硬是筹集了三十五万元，让骨研所有了病房，有了科研和办公的场所。

研究所运转起来以后，他主持开展了关节镜检查、碳素股骨的研制及应用、静脉回流障碍促进骨骼生长等十个科研课题，都获得了成功。他延续着自己在甘肃骨科“第一例”的记录：首次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术，开西北五省之先河。

图10 冯守诚教授（左三）带实习生查房

从1984年开始，他又张罗着招收研究生：1984年招了第一名，1985年招了三名，隔年又招了四名。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了二院的临床科室。他还年年接收省内各地的进修医师，倾囊相授，从不藏私。他的学生里，走出了后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著名骨科教授张长青——张长青是1981年考进兰州医学院的，他后来在文章里回忆导师，说冯老师教会他的，不只是怎么接骨头，还有怎么当医生。

图11 冯守诚教授（中间）在指导研究生（左一是夏亚一）

冯守诚教授晚年“一手带起来”的夏亚一，后来接任了骨科研究所所长。夏亚一1986年从兰州医学院本科毕业留校；1989年，冯守诚发表的《碳素股骨头奥氏体不锈钢柄的研制及应力测试》一文，夏亚一就是合作者；1995年9月，夏亚一攻读兰州医学院骨科硕士学位，1999年6月毕业后，经冯守诚教授推荐，2000年赴日本神户大学研修关节外科。夏亚一后来回忆道：“我一来就分配到骨科工作……留校以后，一直在冯老的领导下，学他的专业知识，学他的为人做事。他是1948年兰州大学毕业的老牌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事实证明，夏亚一没有辜负师傅的一片厚望——这里用的是“师傅”而非“导师”的称谓，我想说明的是临床带教传承关系。

晚年的冯伯伯，还惦记着“走出去”。1987年，骨研所首次邀请日本神户大学的骨科教授来兰州讲学、做手术示范；1989年，又请了第二次。两次交流之后，双方在兰州成立了中日友好兰州骨科中心，日方承担食宿费用，骨研所每年可派一名医师去日本进修。先后有四名医师出去学了脊柱外科、膝关节外科，回来都成了科里的中坚力量。冯伯伯说，关起门来治不了病，要学人家的长处。

图12 1992年冯守诚访日讲学期间在日本（左二为冯守诚，右二为闵坤山）

他一生主编、参编、翻译了《外科学》《外科急救规范》等著作五部，撰写专业论文上百篇，其中二十余篇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他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兰州医学院科技进步奖、甘肃省高校科技进步奖、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他担任过中华骨科学会甘肃分会主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康复协会理事、甘肃残联副主席、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理事及甘肃分会理事长，被评为甘肃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优秀园丁。1995年，他创办的骨科被评为甘肃省重点学科。

图13 冯守诚参加中日骨科学研讨会（左一为冯守诚）

回看那些论文的目录，还能摸到他一路走来的脚印：一九六五年与王浩然合写的《脊髓移位术治疗脊柱侧弯并发截瘫》刊于《中华外科杂志》；一九八〇年与贾金章、叶建荣合著《脊柱结核合并截瘫的治疗》刊于《兰州医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他又与李蕴麟、夏亚一等同事发表《碳素股骨头奥氏体不锈钢柄的研制及应力测试》，刊于《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这些头衔，我是在他去世以后，才从报纸和材料里一条一条看全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始终只是那个口袋里装着糖、蹲下来跟我说话的冯伯伯。

五、冯伯伯的家

冯伯伯这一辈子，身边最亲的人，是展学香阿姨。

展阿姨是敦煌人。敦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那座城，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莫高窟的所在地。我第一次听说“敦煌”两个字，就是从展阿姨嘴里。她跟我母亲说家常，说她们那儿的杏子有多甜，说小时候在鸣沙山下跑着玩，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一种亮亮的光。后来我在书上看莫高窟的老照片，满壁的洞窟，风沙剥蚀的崖面，心里忽然就懂了展阿姨眼里的那道光——那是一个人对故土深到骨子里的念想。

图14 1908年（遭到破坏之前）的敦煌莫高窟南区外景

图15 斯坦因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九层楼南侧洞窟残破景象

展阿姨在医院护理部当护士，是个能干人。可回到家里，她就是个温和的主妇，把冯伯伯和冯伟的吃穿，都打点得妥妥帖帖。记得有一回冯伯伯连着做了好几台大手术，回家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展阿姨轻手轻脚地给他盖上毯子，回头对我们说：别吵，让他睡。

许多年以后，我翻二院的旧史料，护理前辈们的名字都在，唯独想找展阿姨，却怎么也找不见几行字。老一辈的护士大概都是这样：把一辈子交给了病床和病人，自己却没留下多少痕迹。展阿姨的名字是哪三个字，我至今不敢十分确定，只记得她敦煌人的身份，和她干脆利落的声音。

冯伯伯去世以后，我也渐渐长大变老，和二院的许多旧人，渐渐断了联系。这些年，我想找找小时候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为别的，就想跟他们坐一坐，说说我记忆里的冯伯伯。可我打听来打听去，只从刘健哥哥、郭敏哥哥得到少量信息，始终没有冯伟的消息。听说他后来住在二院给他分的三号楼、四号楼一带，如今那些楼，已经基本拆除了。

冯伯伯的侄女窦小燕，当年跟着叔叔婶婶在兰州念书、生活。她是那种安安静静的姑娘，在院子里碰见了，会细声细气地叫一声“叔叔”“阿姨”。她后来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我也无从知晓了。

想起他们一家，我心里总有一句话：有些邻居，住着住着，就成了亲人；有些亲人，走着走着，就散在了岁月里。

六、晚年的冯伯伯

冯伯伯七十岁以后，身体大不如前了。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病，又有三叉神经痛，疼起来，半边脸都是木的。可他毫不在意，照样站上手术台，照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家里人劝他，学生也劝他，他摆摆手说：病人等着呢。

他有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医师成功的重要秘诀，是对患者有仁慈之心，因为患者是医师的衣食父母。”

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他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和颜悦色，热情接待，认真检查，耐心解释。凡到办公室求医的人，他必定亲自送到门口——这成了他那里不成文的规矩。七十多岁的人了，送病人到门口，腰微微弯着，脸上一团和气。

他常说，医学是深奥的学问，要不断学习，不断认识，摸清来龙去脉，才能对症下药。他订阅了很多原版医学刊物，深夜，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多次应邀到日本、香港等地的医院考察、讲学，回到甘肃，又是各大医院争着请的资深顾问，凡遇重大疑难手术，都要请他到场把关。

图16 1934年兰州黄河铁桥与黄河岸边，桥下有人汲水、牧马，旁边就是冯伯伯工作的兰大二院

2003年，冯伯伯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他走以后，他开创的事业还在往前走。2010年，兰大二院骨科被批准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011年，在他当年白手起家建起来的骨科研究所基础上，甘肃省骨关节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2015年，兰大二院骨科医院成立。他晚年一手带起来的学生夏亚一接过了骨研所所长的担子，1999年循着他的路赴日本神户大学研修。2026年，甘肃省卫健委报道：今天的兰大二院骨科附设省骨关节疾病重点实验室、省骨科3D打印工程研究中心，累计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他当年一个人从天津背回来的那门学问，如今长成了一棵大树。

图17 冯伯伯没有看到的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萃英门82号）住院大楼

我有时想，一个人一辈子能留下什么？房子会拆，头衔会旧，奖状会褪色。可冯伯伯留下的，是一块块被重新接好的骨头，是一个学科的根，是一代又一代医生心里的那杆秤。

尾声

图18 骨科教授冯守诚的新闻报道

那是2012年3月，骨科张祥生、闵坤山两位教授合写了《风雨行医五十载 创建骨科惠陇原——记兰大二院骨科冯守诚教授》，文中称冯伯伯为“冯老”。我写这篇传记的许多细节，其实都出自他们笔下。张教授和闵教授是冯老的学生，也是他晚年最亲近的同行者；他们用手术刀接过冯老的衣钵，又用文字为恩师留住了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岁月。省内骨科界早有一句话：“不知道冯教授的骨科医师，不是真正的骨科医师。”冯老教过的学生何止百人；他一手建起的骨科研究所，从当年“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病床”的白手起家，走到了今天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高度。

而在我心里，那些头衔与功业，都远不及一个画面真切：小洋楼二楼，冯伯伯笑吟吟地走下来，用一口浓重的秦安口音，问我们这些孩子冷不冷、饿不饿（那时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哪怕你是去公共厕所）。冯伯伯留给医学的，是一句 “对患者要有仁慈之心”；他留给我的，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慈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冯伯伯，您当年在至公堂上低下去的头，终于在我们这代人心里，高高地抬了起来。

图19 兰州白塔山中山桥，就像“骨头”的衔接

冯伯伯，你在哪里？都请收着——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对你的想念。你的骨头，有人记着；你的病人，有人接着看；你教出来的学生，正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替你把骨头接好，把路走正。

那些年你塞给我的糖，很甜。我这辈子，一直记着那个甜味。

（撰稿：兰州大学教授 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