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尼·派尔:一个随军记者的二战经历——意大利（10）军中另类

从萨莱诺沿战争之路北上，一个个意大利小镇全是堆残垣断壁，大多数镇上残存的房屋框架用于重建都很吃力。

德军占领一座城镇后，我军接连几天甚至几周炮轰，而当我们进入后，德军也会予以猛烈炮击，这座镇子就这样受尽双方的蹂躏。

在战斗地域后方二三十英里的公路沿线，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毁于战火的城镇，大部分居民在首遭炮击后躲进山区，有些住在山洞，有些投奔乡下亲戚。

每座城镇都有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的居民，他们很多人死于两军的炮火和轰炸之中。

乡下的抗灾能力好过城镇，唯有深入乡间，才能看出绿色的田野和岩石遍布的山坡也受到破坏，木已成舟，但破坏是暂时的，就像手指的伤口，终会被时间治愈。

只消一年，乡村便会自行遮盖伤痕。可是现在漫步田间阡陌，细细观察，就会看到战争的痕迹：

橄榄树的残枝，田野角落里六匹浮肿的马尸，稻草堆的灰烬，被德军炸弹炸得连根都不剩的栗子树，山坡上斑斑的火药焦痕，被丢在灌木丛间的烂步枪和手榴弹，重型卡车慢慢驶过比轮胎还深的泥浆后在麦田留下的大量十字形车辙，空荡荡的火炮掩体，不计其数的散兵坑，堆积如山的空口粮罐以及零散的德军孤坟。

当时，正逢苹果成熟，残存的城市和镇子街边摆着几百个卖苹果、橙子和榛子的水果摊。

在意大利，苹果对于我们就像一年前北非的橘子、去年夏天西西里的西红柿和葡萄一样唾手可得。

对比在非洲，普通士兵从踏足意大利的一刻起，便对这个国家抱有更多的好感，用其中一人的话说：

“他们显得更文明。”

士兵们有点瞧不起、也信不过意大利人，但美国人典型的软心肠又使他们抱有一份同情，后来慢慢生出好感。在我们眼里，他们是群可怜人，性格不太强势，心眼好、态度友善。

很多意大利裔的美军士兵在父辈的土地如鱼得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一天晚上，我与一名军官、一个有意大利血统的士兵同乘一辆吉普车。军官说:

那不勒斯有不少姑娘——很多大兵都在那儿搭上了她们。

司机说：

“别算上我，我不会和她们有任何牵连。她们一听到我说意大利语，便向我声泪俱下地哭穷、哭饿，哭诉美国人怎么不早点来接济。”

“我是这么想的：他们穷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我们害的。他们挑起战争，害死我们不少弟兄，如今被打败了，转而盼着我们照料他们。他们说出来的那种话刺痛了我，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

不过，普通士兵不会长期抱有敌意。我们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很多意大利人。

例如，我为了写作抽身离开前线那几天，住在乡下一栋空旷的大房子里，房间家徒四壁、冷冰冰，室友是美联社的雷诺兹·帕卡德和国际新闻社的克拉克·李。

一个24岁的意大利年轻人为我们打扫卫生，我不知道他是受雇于军队还是自行进来找活儿干。

反正他成天待在那儿，想方设法地干活儿，每天打扫房间六次、拖地两次，用木板封住炸裂的窗户、洗衣服，甚至捡来木材，搭起小火炉驱寒。

实在无事可做，他便闲坐在看得见的地方，等着讨我们欢心。

他叫安杰洛，每次我们看向他时，他都露出笑容，我和他一直叨唠着彼此都听不懂的话，他钦佩我在打字机上运指如飞，曾经在我写稿时站在一旁，眼光落在我身后，这么一来，快把我逼疯，可他这么热诚善良，赶他走的话我说不出口，人们很难讨厌他这种人。

据我们观察，意大利人的食物和商品比我们刚到北非时法国人手里的多，商店的货品更多，有钱人吃得也更丰富。

当然，两个国家最底层的穷人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但那不是新问题。

最早到达那不勒斯的美军官兵可以买到上好的手表、毛衣、木工工具以及真正的丝袜，我认识的一个军官就以1.5美元的单价买了15双丝袜。

不久之后，市面上基本买不到好酒，城里出现不少非法酿造、危害性极大的酒。随着时间流逝，其他种类的货品也从躲躲藏藏流向市场。

很明显，德军在的时候意大利人藏了很多好货，不是怕被偷，而是因为对方严格限价，定价又低于意大利人所希望的价格。

所以，他们耐心等待我们到来。他们还说:

德国人不像我们这样大手大脚地买纪念品和首饰，而是买些服装和食品寄给国内的家人。

由于害怕德国人，这些人把稀奇古怪的东西藏在稀奇古怪的地方。某天我同一个士兵聊天，他说:

他曾经帮一户意大利家庭清掏缝纫机，它被埋在粮仓院子的粪肥堆下面。

有一天，我去一处休养地看劳军联合组织演出，挨着一名少将坐在最前排。中间有一个节目，一个女孩上台演唱《带手枪的女士》，台下掌声稀稀落落，看得出观众们不熟悉曲调。将军朝我转过头：

“这倒是首新歌，我以前从没听过。”

我回道：

“那你是个幸运儿。我原本也从没听过，可自从去年秋天回国，我一天里要被迫听30遍。这首歌会从树里和水龙头里钻出来，连我的狗晚上也在叫唤这曲子。”

如诸位所见，待在海外，充耳不闻国内事倒也不无裨益。

圣诞节前夕，我又遇见了那对田纳西来的双胞胎，阿利·帕斯和查理·帕斯。1942年秋天，我们在英国相识，如今他们也到了意大利，依旧那么健壮，依旧在为上校开车，外表依旧那么相似。

不过，其间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阿利亲手抓获了一个德国兵。

当时，阿利正在前线为几个上校开车，路中央摆着一门20毫米炮，不远处是一座明显埋有地雷的桥，于是军官们下车步行，阿利留守吉普车。

军官离开后，一个德国士兵举着双手从附近树林里钻出来，阿利立即拿枪指向对方，一直指到军官们回来。

人们通常以为，查理可能会对阿利立下大功感觉不爽，但我想他没怎么放心上，因为实际上没人能区分出这两个兄弟，遇到他俩的人里至少一半把查理当作那个活捉德国兵的人，对此查理闭嘴不谈，适时地微微脸红。

我离开炮兵部队不久，去了一个后送伤员的帐篷医院，探望国际新闻社的战地记者迪克·特里加斯基斯。

几周前，他负了重伤，一颗炮弹弹片击穿头盔，打裂了头骨，奇迹的是他居然还活着，甚至在他受伤之后，一步之遥的地方仍然爆炸连连，然后躲过了后续伤害。

他戴着被打坏的钢盔，钢盔前部有一道2英寸长的裂口，左后面被弹片穿出的裂口要小一点。

他的眼镜也掉了，但是没有破。迪克甚至带着这么可怕的伤口，独自下山，走了半英里路才找到救助，当天后半夜被送到医院，注射了吗啡后陷入昏睡，接着由威廉·皮茨少校做了开颅手术。

这是皮茨少校当天晚上的第四场脑手术，他从迪克的脑里取出十多块颅骨碎片和钢片，还有一些脑容物，他和另外几位医生都为抢救回了迪克而深感自豪。

起初，迪克几乎不能使用右臂，不能读信，不能写作，也不能控制发音，比如他想说“船”，结果会说出风马牛不相及的“水”。

但他进步很快，在我探望期间只念错了几个细微的读音，比如把“最爱”念成“对味”，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能正确地念出想表达的词。

医生们说:

他是个神人。其他伤员通常只是躺着，等待慢慢康复，而迪克却主动锻炼，不断地活动手臂，希望它尽快恢复功能，而且尽可能地多读、多说，令大脑得到锻炼。

我第二次探望他时，医疗队里一个下士拿着迪克所著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地日记》走了过来，希望得到作者签名，迪克回答说:

非常乐意，但不确定有没有签名的能力。

接着，他一笔一画地写了好几分钟，大功告成后冒出一句：

“咦，比我以前的字迹还顺眼。”

年轻人一离开，他就说道：

“我一直很喜欢被人讨要签名，那时有一种受重视的感觉。”

迪克·特里加斯基斯是那种安静、博学的新闻工作者，他存放个人物品的房间我曾经也住过，注意到里面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和类似题材的书。

他戴着玳瑁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用词颇有特色，为人真诚、谦逊，其言谈举止与内心的动力极不相符，因为他是自愿前去见识数量惊人的战役。

迪克·特里加斯基斯经历了太平洋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的四次突击登陆，其著作《瓜达尔卡纳尔战地日记》在美国销量达50万册，还被拍成电影。

他非常体贴、殷切地打听我的书，就像关心自己的作品一样。

迪克已婚，家住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他是这边个头最高的记者，足有6尺5，身高6尺2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常说:

很高兴看到特里加斯基斯，因为可以让他仰视的人不多。

一个外科医生曾开玩笑地说:

迪克若像我一样矮，恐怕绝不会受伤。

对此，迪克予以否定，那天他出事的地方一马平川，哪怕“世界上最高的侏儒也在劫难逃”，他指的是最矮的侏儒，不过我们都懂。

二战美军战地画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迪克穿一双14码的鞋，曾经为了换双新鞋，从瓜达尔卡纳尔一路找到新喀里多尼亚。他体格壮实，肌肉发达，但是很瘦，身子骨也不算特别硬朗。

受伤那晚，他因吗啡陷入昏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告诫医生自己有糖尿病，不要用任何刺激血糖升高的药品。

最初三个星期，他住的医院离前线只有几英里，地上有厚厚的泥泞，迪克躺在简易床上，和其他伤病员一起挤在一间泥土地板的帐篷病房。

我探病几天后，他被转到后方一所正规医院，又过了不久，军方准备送他回美国进行康复疗养。外科医生从他左腿取下一大块皮肤，移植到头皮，遮住了那里的伤口。

他们预计，不出六个月他就能重返战场。

人们以为，他目睹了那么多战争，又是劫后余生，可能要打退堂鼓。我如果受到那样的伤，就会选择回国，后半生安享已有的荣誉。

但是，迪克没有退缩，仍期待着能在1944年回到战场（后来他确实回来了，去了法国）。

他不是冒险家，只是一个极其敬业和尽责的男人，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接下来的雄心是参加战斗跳伞。

有一天，我偶然来到一处战俘收容点，对这个超级种族有了一知半解。

那阵子，德国俘虏整体面貌相当寒碜，大部分人非常年轻，很多人还穿着夏季制服和一层单薄的内衣。

俘虏们比刚来时健谈得多，只有那些死硬纳粹分子傲慢依旧，拒绝开口，其余看上去都因为摆脱了战争而如释重负，从而松开了一度紧闭的话匣子。

很多俘虏是波兰人、奥地利人，还有不少非波兰人一口咬定自己也是，以为冒充波兰人会得到优待，可惜他们骗不了审讯人员，因为我军很多审讯人员的德语说得像母语一样，能区分出最细微的口音。

德国军官明知我们会善待战俘，可似乎给自己的部队灌输了恐怖故事，以图打消士兵逃跑的念头，很多俘虏刚来时，显然害怕我们要拿他们怎么样。

许多在意大利被俘的德国士兵，仍然觉得德国会取胜，被俘时就抱着这样的信念，但当被押送到后方，看到公路沿线和野外的盟军装备和补给物资数量，他们震惊了。

一些较敏感的俘虏被带到战俘收容点时还在哭泣，因为猛然意识到我们有的是可以打败他们的物力，所以他们备受打击。审讯人员说:

战俘们到了后方，75%的人开始怀疑德国的胜算。

审讯人员常常问战俘:

他们凭什么觉得德国会取胜？

有些人回答说:

同盟国会自行分裂。

有些人认为:

德国很快会横扫苏联！

另一些人憧憬地说:

新式秘密武器（那是他们今年春天得到的小道消息）将迅速锁定胜利。

也有一些人几乎绝望地回答说:

会有奇迹降临，反正德国就是不会输，不敢输，他们不会让自己有失败的念头。

据我所知，在意大利作战的德国士兵相当清楚军队在俄国遭遇的灾难，也清楚德国本土正遭受轰炸。

使我惊讶的是，德国审查机构居然允许凄惨的国内形势，通过这么多家书泄漏到前线。

我们发现，许多德国士兵的家书都在述说国内的恐惧或苦难，我还听说所有家书都流露出厌战情绪和对速胜的殷切希望。

不过，整体而言，从这些信里看不出放弃抵抗的总趋势，一些家书通篇充斥着冗长的胜利信念，这种自信与我们的家书、社论并无二致。换句话说，德国人不承认他们惨败。

有个德国小兵刚来到时，显得极度消沉。碰到这种情况，审讯人员会试着找出除了阶下囚身份带来的正常沮丧之外对方的心结所在，可在这个男孩身上一无所获。

最后，纯粹为了换个轻松的话题，一个审讯人员说：

“好吧，想开点，至少你可以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此话一出，男孩立刻坐直了身体，热切地问道：

“你们也要庆祝圣诞节？”

他不知道我们对圣诞节的了解，刚才显然沉浸在即将和一群异教徒一起过节的担忧之中。自此以后，他变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当然，战俘收容点的工作人员都是说着一口流利德语的美国军人，他们大都出生在德国，后来移民和入籍美国。他们说:

德国战俘被带过来，发现周围听到亲切地道的德语时，往往彻底蒙了，不敢相信自己落在美军手里。

一天的下午三点，我同两名所谓的敌方人员审讯员谈了谈，他们自昨天早上之后没有合过眼，一直在审查源源不断的俘虏。

其中一人是个瘦小的中士，刚走出校园没多久，有着与军人不相符的书卷气。九年前，他预感纳粹会来找麻烦，所以来到美国，靠当家庭教师谋生。

另一人也是中士，曾从事房地产业，出生于汉堡附近，20岁来到美国，17年后又回到德国，他的英语仍然带有一丝乡音。

他刚满38岁，不知要不要申请退伍，但他估计自己不会，因为这份工作太重要了。他说:

德国俘虏的谎话不可能骗过他，他审讯过上千名俘虏，对德军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每个单位的驻地和指挥官。

倘若某俘虏谎报连长，中士会说：“不对，他不是你的连长”，然后说出真正的连长名字，如此一来，对方起码会乱了方寸。

他表示:

“事实上，我对德军比对美军更了解。因为我一天到晚只做一件事，就是坐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隔着桌子同德国人说话，从来没有走出去看看美军。”

我在陆军遇见的人，几乎全都收到了圣诞节包裹。我认识一位上尉，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的弗兰克·克内贝尔，他收到家里寄来的24盒礼物。

每个士兵的包裹里，至少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例如没有刷子的剃须膏、差点把我们淹没的薄荷糖，不过大部分礼物棒极了。

这听上去有点傻，不过有的士兵收到斯帕姆午餐肉，有的收到花哨的草编室内拖鞋，还有收到黑丝袜。

仿佛，这些小伙子有可能盛装打扮去夜店一样，我见过最搞笑的礼物是一条精美的蓝色波点领带。

我没收到任何圣诞节包裹，当时我刚离开美国。此外，无论什么时节，我的包裹总会半路遗失。

我听说，最损的阴招是国内某人出于恶作剧，给一个士兵寄去圣诞节信封，里面装满了来自杂志彩色广告的剪报，广告内容囊括了所有诱人的美国货：有一大盘火腿、鸡蛋；还有裹着鲜艳浴袍，在佳丽簇拥下懒洋洋躺在沙滩上的度假人士。

那边真该立一条法律。仔细一想，我又想起一个更损的。事实上，这招放之任何时节，不管是圣诞节还是其他假期，都足以夺得整人比赛的冠军。

最过分的是前线一个步兵的遭遇。几个朋友从国内寄给他三瓶威士忌作圣诞礼物，三瓶酒各自单独寄到，包装精美，酒瓶完好无损。

对于那些在前线挨冻的年轻士兵而言，第一瓶甘美醇香，可是收到第二和第三瓶时，他们发现瓶子被开启过，酒一滴不剩，酒瓶经过仔细地重新封装，继续被寄到了这里。

首先，寄酒是违法的，但问题不在这一点，在于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个卑鄙小人偷喝了两夸脱威士忌，他的脖子该被拧下来。

圣诞节过后没多久，一些前线部队的香烟供应开始吃紧，数月以来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突尼斯战役中后期，我们每周会分到5到7包香烟。一支部队的官兵同我聊天时说:

自打到了意大利，他们平均每人每周只能收到3.5包烟。而不到5英里外的另一支部队每周有一条多一点，没人知道原因何在。

说到香烟，小伙子很想知道为什么好几个月过去，他们还在受到那三种无人待见杂牌烟迫害。

为了数百万官兵，华盛顿本来可以行行好：

要么全面停止香烟供应，要么解释清楚那些不受欢迎的烟的存在理由。

不过，情况后来有了好转，对于香烟的牢骚基本消失。

在上次大战中，《星条旗报》旗下不少人在文坛声名鹊起。现在就说几家军报在这次大战中会涌现什么人物为时尚早，不过意大利这边已经有了两三个苗子，军人和记者都愿意投他们一票。

其中一人为记者，一人为漫画家。记者是加州伯克利人杰克·福伊西中士，漫画家是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人比尔·莫尔丁，两人非常年轻、沉静、认真，才华横溢，有能力凭借转瞬即逝的直觉，为人们展现军人视角。

二战美军战地画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福伊西在西西里战役之初入职《星条旗报》，已经是个红人，各部队希望得到媒体报道时，大都指名点姓要他执笔。

他派驻海外将近15个月，转投报社前在反坦克部队服役，驾驶一辆半履带车，操作一挺50毫米口径机枪，打完了整场突尼斯战役。

福伊西从未受伤，不过在1942年2月的西迪布济德之战中，他的半履带车被一枚88炮击毁，随之失去了车里的一切，包括他的便携式打字机。

战前，福伊西是《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参军后决心不能荒废文笔，于是带着打字机共赴战场，他给家乡父老写了很多信，纯粹为了练笔。他还说:

亲戚们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战场能经常写信，转到报社从事较为安静的工作后，变成一个如此糟糕的记者。

答案当然是因为他不用再为练笔而写作。

突尼斯战役尾声时，杰克致信《星条旗报》，询问有没有工作机会，编辑鲍勃·内维尔上尉只回了两个词：

“怎么没有？”

杰克以为鲍勃逗他，权当此事到此为止。然而十天后，一份正式的工作调动文件，连同乘机证一起发了下来。

搭飞机这件事，令杰克的连长吃惊之余格外重视，他收拾打扮一番，穿上出国后还从没穿过的正式衬衣，亲自驱车50英里，将其送到最近的机场目送离开。

杰克从不挑剔采访地点和采访内容，因而在同行之中小有名气。不过他有点害羞，几个月里总是退居幕后，一声不吭地埋首于工作。

与大家混熟后，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说笑、搞怪。去年夏天，我在西西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语气还带有相当明显的温吞犹豫，可在意大利重逢后，我却发现他说话不复从前，同他谈起这点，他说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了。

尽管是一名优秀的士兵，福伊西在加入《星条旗报》前军衔升降了六七次，主要是由几个不同的指挥官一拍脑袋决定。

这几次晋升和降级，毁了他对军衔的敬重，到最后，他打心眼里不在乎自己是二等兵还是中士或者少尉。

事实上，《星条旗报》曾打算升他为中士，他却表示反对，而且除非有强制要求，他也从来不佩戴军衔标志。

杰克·福伊西24岁，暗金色的头发局部有了稀疏的趋势，其下颌饱满，眼睛长在靠后的位置，显得好像从两道细缝向外看。

他是左撇子，不抽烟，虽有法国血统，可基本不会法语。

杰克·福伊西生长于西雅图，举家搬到伯克利前，在华盛顿大学读了两年书，其父弗兰克·福伊西是“太平洋海岸”码头的资方领导人，换句话说，是隔着桌子同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谈判的男人。

对于战后，杰克有两个志向——完成学业和成家，他率先实现了后一个，女方名叫弗洛伦丝·麦克泰格，居住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如何让她做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成为最大的问题。（1944年春天，福伊西调回国内，迎娶了她）

无论是上阵杀敌还是舞文弄墨，福伊西都过着坚忍不拔的生活。有段时期，他负责特约通讯任务，住在镇上，开着吉普车往机场跑，尽管发觉这任务挺有趣，可内心却有一丝惶惶然。他说：

“我变软弱了，这日子太安逸，我还是回前线，同步兵们打交道，报道他们比较好。”

还有，这儿的人都视比尔·莫尔丁为战争铸就的最好漫画家，不仅因为其作品有趣，更因为它们格外严峻、格外真实。

他画的是战争，不是大众熟悉的国内训练营生活，而是前线的士兵，他们在庞大的美军中只占一小部分，却做着真正舍生忘死的事情。

莫尔丁的主角是一个士兵，不修边幅、不苟言笑，像个流浪汉，事实上，这完全是驻前线两个月的步兵的真实形象。

前线本无美感可言。某种程度上，他的漫画很沉重，作品非常成熟，以至于我曾将他想象成一个中年人，然而他只有22岁，外表更显年轻。

莫尔丁始终未能长出自己笔下的步兵的黑色大胡子，他的胡须柔软稀疏，鼻子微微挺翘，双目炯炯有神。那份成熟来自天生的悟性，以及他自己就是服役多年的军人，他参军已经三年半。

比尔·莫尔丁生于新墨西哥州芒廷帕克。尽管他表示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才是家乡，但我们新墨西哥州人可以无须过分理会他的抗议，宣称他是我们的老乡吧！

比尔自小画画，儿时总爱画他所憧憬的长大后的身份，比如牛仔、士兵，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当的是画家。

17岁时，比尔从菲尼克斯的高中毕业，在芝加哥美术学院修了一年，18岁参军，结果头四个月里有64天被下放到炊事班执勤，这一举动极大地矫正了他毕生对一身戎装的崇拜。

莫尔丁在战功赫赫但损失惨重的第45师，他笔下典型的铁血士兵原型就是该师的真实人物。

比尔本人也真正经历过战火洗礼，他当了一年的步兵，然后调离了单纯的士兵岗位，进入师部周报工作。他真正画战争题材漫画始于西西里战役，延续到意大利战役，从此逐渐声名鹊起。

《星条旗报》编辑鲍勃·内维尔上尉摇摇头，并以老将的钦佩口吻评论莫尔丁：

“他懂行，已然成为出色的战地漫画家。”

莫尔丁的工作间位于《星条旗报》驻那不勒斯的办公室后面，狭小昏暗而阴冷，工作时戴着一副银丝眼镜。

他以前视力绝佳，早年参军时，由于夜晚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画画，导致视力大幅下降。他平均十天里有三天待在前线，回来后便一幅接一幅地作画，倘若在前线遇上晴天，也会勾勒几笔细节，不过天公通常不太作美。他说：

“其实无此必要，回去时脑海里就自带一幅悲惨、阴冷又危险的画面，根本不需要更多的细节。”

他的漫画在《星条旗报》的标题是“跟着莫尔丁上前线”。有一天，几个士兵写来一封信，恶狠狠地质问莫尔丁对前线懂些什么。

《星条旗报》很快将其刊登出来，下面附上一行斜体的编辑短评：

“比尔·莫尔丁中士随布朗克二等兵的团，在意大利服役期间负伤并获得紫星勋章。”

实际上，比尔是个沉默寡言的伙计，比中等身材略高一点。他吸烟，偶尔诅骂几句，说话亲切耿直。

他绝不属于怪胎，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做了丈夫和爸爸。1942年还在得克萨斯的训练营时结了婚，次年8月喜得麟儿，那时他已经到了西西里。妻儿住在菲尼克斯，她们的照片就放在比尔的皮夹里。

他计划战争结束后回我们共同挚爱的西南地区定居，然后继续从事漫画创作，对象依旧是那群奋战在意大利山壑间的人们，只是那时和平降临，那些人布衣青衫，过着他们该过的生活。

对于包括莫尔丁在内的所有美国人而言，幸运的是，大众也有机会看到他的每日画作。这些画作按计划将在1944年年初登上多家报刊。

在此期间，我时常去一所陆军医院探望一个受伤的朋友，在那儿认识了别的伤员，其中一人是沃尔特·延岑，来自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

由于他同样穿着病号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二等兵，因为他看上去那么安静又谦卑。后来，我在登记名字时才知他是一个尉官，在老家卡尔斯巴德就有一个两岁大的宝宝，可他还从未见过。

这是延岑第二次负伤。在西西里，一辆德军坦克冲了过来，他的臀部中弹。后来意大利战役刚打响，又有一枚弹片打伤了他的胸膛，全靠衬衫左口袋里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这才幸免于难。

如今，他已经在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即将出院重返战场。

延岑曾经在阿尔伯克基、波塔利斯和拉斯克鲁塞斯三地经营一家牛奶厂。我最近才从阿尔伯克基过来，便向他描述了沐浴在新墨西哥州的艳阳下的感觉、那里空气的味道、桑迪亚山何等壮美的日落，这一讲可害苦了他。

唯一麻烦的是，折磨这位老兄过程中，我自己也深受折磨。

有一段时间，我着实开始焦虑。来到意大利已经一个多月，至今感觉良好，每次新踏足一个地方必病倒的纪录将有何变化？难道我老了，身体变差了？

不过，我还是保住了那个纪录，仅仅泡了个澡，果然立即出现流鼻涕的症状，我置之不理，几天后病情加重为重感冒，再后来一切恢复如常。

这次感冒唯一的麻烦在于，写它毫无乐趣可言。为了养好身体，我搬到镇上，住进一个舒适的公寓楼房间，同时改善了饮食，结交了几个朋友，感觉还不太糟。

之所以提及此事，完全是为了让那个纪录完好保持下去，我很惭愧这次没有真正大病一场，待我军进入德国，或许我可以病得更重一点。

在那不勒斯北上的公路，布满了日夜兼程、风驰电掣的补给车队，车灯一直开到战斗地域。英军和美军的卡车挤在路上，以四五十英里时速隆隆飚过，主干道不是胆小鬼能开上去的。

起初，公路是碎石路面，路况良好，但很快就因繁重的交通变得坑坑洼洼，经常需要工兵修补。

市郊的道路很宽敞，两边排列着高大庄严的梧桐树，行驶在路上，仿佛穿行于一条美丽的隧道。

英美两军在沿途立了上千个刻印或刷漆的路标，指引司机驶往众多目的地。我们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中央，眼前到处是上百个立在小木桩上的路牌，看上去好像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园。

如果确实摸不到方向，我们只能停车，花上五分钟研究那一大堆路牌，直到找出线索。

军队里有人以前是做广告牌的，因为公路沿线除了交通指示牌，还有钉在树上、电线杆上和柱子上的各种标牌。

不少广告语是缅甸牌剃须膏广告那样的诗歌体，几个句子分别写在间距50码的牌子上，比如：

“若你扔下好衣服 离去

将来哪天 你也许又需要它们”

此为告诫美军士兵不要习惯性地随意丢弃搬不走的东西。而另一个缅甸牌剃须膏广告风格的标牌以委婉的语气写着：

“有人喜欢金子

有人喜欢银子

我们喜欢变废为宝/

带上它好吗？”

有的地方，路边标牌还常以警告性病为主题，其中一块在荒郊野外，上面写着：

“你的帐篷干净吗？”

结果，许多前线士兵报以狂笑，因为他们一连好几个月连小帐篷都住不上。

我军在意大利缓慢地翻山越岭期间，许多指挥部设在当地农房、乡下庄园等任何有条件的地方，这些房子大同小异，外观老旧、厚实，每逢附近有炸弹爆炸整个开始摇摇晃晃。

有时，意大利房东全家住一个房间，其余房间供美军使用；另一些情况下，主人已经举家搬离，下落不明，他们基本搬空了房子，只剩下最重的家具。

那些房间的墙上往往挂着褪色的照片——有40年前的结婚照，有穿着一战军装、胡须浓密的年轻人正面照，还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的古老照片。

此外，墙上总少不了基督画像、各宗教题材画和箴言，我住过许多位于我军前线的小镇、农场的当地人家，墙上都有类似的褪色老照片。

有一栋房子空空如也，只剩下大餐柜和餐柜上两个沉甸甸的手提箱。我们没有翻看手提箱，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箱子附有某意大利航运巨头的标签，标签底部用英语写着：

“统舱乘客”

看来，那户穷人家里有人往返过美国。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士兵说：

“我真想看哪怕一个老式的木框架建筑。自从到了意大利，我还没见过一个木建筑。”

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更北边才有木框架房子，这边全是砖石结构，我们几乎没见过一座房子着火。

瓦伊拉诺、圣彼得罗、圣维托雷、切尔瓦罗乃至卡西诺，这些可怜的城镇被炮弹和炸弹夷为平地，城里无一处起火，只是石块尽数崩塌。它们苦苦支撑，终究还是化为废墟。

有一天，爱德·布兰德少校烦透了终日驾机、我烦透了终日写作、哈利·考下士也烦透了当一个下士，我们三人说：

“见鬼去吧。”

然后，开上布兰德少校的吉普车去游览庞贝古城。

放眼整个意大利，我真心想看的唯有比萨斜塔，可惜它远在北方，我在军队打到那边之前就离开了意大利，因此，庞贝成了我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真正参观的意大利景点。

有人告诉过我，他对庞贝大失所望，因为发掘出来的遗迹少之又少，他一定走错了山头。

庞贝出土了大量遗迹，最初被掩埋的城市有2.5万人口，整座古城已经被发掘了三分之二，得到改造的部分将近一平方英里，覆盖庞贝的火山灰有20到24尺深。

和大部分人认知的不同，导致全城百姓窒息而亡的不是维苏威火山，而是它的姐妹山索马山，现为一座死火山。

灾难发生于公元79年，古城遗址直到18世纪才重见天日。

我们正在庞贝古城正门前方一个荒凉的小广场上停车，一群意大利野小子一拥而上，定要我们挑他们中的一个人来守车。

然后，我们每人买了10分钱的门票，进入旋转闸机口，几个平民装扮的意大利男人跟在后面，问我们是否需要导游。

我们挑了一人，很多当地导游说着夹生的英语，可这位的英语倒是文绉绉的，他自称曾在纽约居住，开战前老早就在庞贝当导游。

他叫乌戈·普罗斯佩里，长得高高瘦瘦，有点像美国人，头戴一顶软呢帽，身穿带毛领的深色长大衣、灰色裤子、灰色鞋罩，抽一根细雪茄，一直称呼我们“长官”。

战争期间，大约有一百枚炸弹落在庞贝古城，当然，交战双方绝非故意以遗址为目标，落在城墙里面的炸弹属于误投，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破坏。

不过，导游认出布兰德少校是空军人员，有四五次含沙射影地讥讽了轰炸，我们三人只能彼此使个眼色。布兰德俯冲轰炸了意大利许多地方，但是从没飞过庞贝周边。

很多游客三五成群地在遗址附近闲逛，他们全是休假的军人，每个观光团有一个导游。

一个叼着烟斗的英军准将和一个穿着半裙的苏格兰军官从街道尽头走来。我们在转角一拐弯，又遇到一群英国海军少尉，他们人手一根手杖，仿佛漫步在英国大学校园。

此外，还有几个穿着皮夹克、兴高采烈的年轻美国飞行员，有眉头紧锁、嚼着花生的步兵小伙儿，他们都是休假中的前线士兵。

美国人和英国人乱涂乱画的德性不分伯仲，我们在古城墙上看到上百个铅笔涂写的签名——有来自堪萨斯城的乔·多克斯二等兵，也有来自格拉斯哥的乔克·麦克林中士。

庞贝古城某些房屋墙壁的情色壁画闻名遐迩。和平年代里，导游接待男女混合的观光团时措辞必须谨慎，但是开战以后，他们再也不需字斟句酌，除非游客里不巧有陆军妇女队成员或者女护士。

他们一如既往地向我们兜售黄色图册和淫秽的小护身符，有银制的、铜制的，至于我们究竟买了没有，这属于军事机密。

俄克拉何马人布兰德少校、西雅图人考下士以及来自印第安纳和新墨西哥州的我在庞贝古城遗址游览了三个小时，这一路很是尽兴，不过我们都希望下次重游可以直接从古迹较少的柏林过去。

此时，意大利恢复了列车运行，相关部门在那不勒斯投入了几辆和美国车一样现代化的电力火车，可运力赶不上战前水平，所有车子人满为患，人们爬上车厢顶部，乃至挂满了外壁。

最好笑的是，火车接近隧道时必停下来，让挂在外面的人下车，免得他们因为擦到隧道墙壁而摔落下去。

那段日子里，那不勒斯黑市上的商品之一是美军C口粮，渠道不得而知，一罐肉蔬混合的C口粮售价25美分。

一个和我有泛泛之交的意大利主妇买过三罐C口粮，回家拆开后发现被骗了，罐头里装的是沙子。

原来，一些精明的商家搞来一批空罐子和盖子，将沙子装进去，然后灵巧地原样盖回盖子。

我偶尔去的机场门口，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意大利妇人，她向士兵售卖苹果、榛子、胡桃。

这些路边商贩不会卖给自己的同胞，因为我军官兵能接受更高的价格。

有一天，一个当地妇女在那位小贩面前挑了满满一围裙的苹果，正准备付钱，女摊主报了给军人的价格。这位顾客瞪了她片刻，怒气冲冲地将苹果一股脑朝她脸上砸去。

随军漫画家比尔·莫尔丁中士在那不勒斯给他六个月大的宝宝买了两条橡胶童裤并寄回菲尼克斯。

很显然，他妻子把这事说了出去，随后莫尔丁收到了20多封来自国内年轻妈妈的信，请求为她们的宝宝代购橡胶裤，看来这东西在美国买不到了。

莫尔丁有些犯难，只好宣称意大利同样售罄。

我还知道一个另类，谢尔曼·蒙特罗斯是全体驻意大利民间摄影师的头儿，他为报业协会工作，曾报道过所罗门、阿留申和意大利的战事，可谓战地记者中真正的老将。

蒙蒂有一件人人垂涎三尺的装备：一个纯羽绒睡袋，信封样式，人可以钻进去，轻薄却非常保暖，除了一半用于避雨的掩体之外，睡觉不需要其他东西。

蒙蒂在羽绒还能用的时候物尽其用，花了60元买下它，装进一个小束口袋，像女士挎购物袋那样携带。

1月下旬，英国陆军宣布采用新的战伤章和国外服役章，其样式有点像我军“一战”时的章。

英军的新战伤章为约1.5英寸长的金色竖条纹，佩戴于制服左臂前侧，每负伤一次授予一个。类似的红色条纹臂章为战时服役每满一年授予一个。

我军在上次大战中采用的战伤章是金色V形臂章，佩戴在右袖口，每负伤一次授予一个。同样的臂章，戴在左袖口代表海外服役满六个月。

臂章虽小，对振奋士气却有奇效。当然，等到大家都回家的时候，才发这些臂章毫无意义，一般来说，士兵退伍之后会立即换上便装。

因此，就地发放战伤和服役臂章才能让他们在服役期间获得一点乐趣。

事实上，我不介意炫耀自己那几个臂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国外的时间总共将近两年，而且已经到了随时可能因动脉硬化一命呜呼的年龄，我很乐意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让别人看到我的臂章。

在战场区域，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还发生了——打字机坏了，某个金属架断成两截，圆筒再也转不动，换行时按侧边的小杠杆没有一点反应。

不幸中的万幸，我还能靠老办法转动圆筒，可操作起来好比士兵只能手动给机枪装一颗颗子弹一样。

后来习惯了，就像操作机械打字机一样顺手，差不多一年以后，我依旧靠手摇转筒来打字。

一些士兵将想象力在家书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听说有人给女友写信称自己受伤，可是稍后给其母的信里又透露那是编造的。

还有一个士兵，从没摸过飞机，却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刚刚击落了3架零式战斗机。诸如此类，确实精彩，尤其是在意大利。

我自叹弗如，充其量我能编出来的也就是单日摧毁2架喷火式战斗机和1辆运蔬菜的意大利马车。

在这里，我看到维苏威火山出现几条红色熔岩，自火山口流淌下来，景色到了晚上壮观而迷人，火山上不断有黑烟冒出。

一天晚上，那不勒斯发生几波小型地震，床铺摇摇晃晃，把我们吓个半死。

似乎整个美国都在烦恼军人是否会参加选举投票。听说国会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几乎就要拳脚相向。

倘若容我上台讲几句，我想我可以告诉诸位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无法代表从事训练或者后方常规事务的那一部分陆军，但自认有资格为奋战在前线的官兵们代言。

他们绝对愿意投票。你若是征询意愿，他们会表示愿意，可事实上他们想得太简单，如果投票意味着走烦琐的官方程序，他们就会拂袖而去。

因为，普通的战斗人员一心只想着如何活下去，如何为改善这严酷的生存条件尽绵薄之力，哪里顾得上思考投票。

如果让他们做个选择，是参加11月的投票，还是找个脏兮兮的牛棚，躲进去避雨，他们会选择牛棚。

若是军队在战地放一台投票机并昭告全体官兵：

你们哪天有空可以过来，在中意的候选人名字上标出“X”，那么99%的人会来投票。

可如果投票意味着要填写冗长的问卷——从家庭住址一直写到宣誓书签名，意味着要搔头抓耳地读懂和写明复杂的列表，那么我想，他们之中99%的人会说：

“见鬼去吧，还不如给我们的晚餐多配一根雪茄呢。”

在这个战区里，最神乎其神的一号人物是鲁道夫·查尔斯·冯·里佩尔少尉，他太过传奇，以至于不认识他的人有理由认为他是虚构出来的。

二战美军战地画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去年夏天，我在阿尔及利亚认识了他，绝大多数记者也都认识他，那边的一个步兵师上上下下对他更是无人不知，此人绝非虚构。

冯·里佩尔属于可以为其著书立传的人物。他出生于奥地利，父亲是奥匈帝国的将军，母亲是一位女爵，夫妇俩坐拥万贯家财，本可拥有一个富裕、体面的皇家人生。

事实却相反，他15岁离家，当过锯木厂工人、拾荒匠和煤矿工人，还在一个小流动马戏团里扮演小丑。19岁时，他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效力了两年并在战斗中负伤，后来回到欧洲，研习艺术，成为一名艺术家。

接着，他不停地浪迹天涯，在伦敦和巴黎生活过，1928年在上海，其后回到柏林，参加了自由军团，偶尔画点漫画。

1933年，冯·里佩尔因帮助朋友躲避纳粹而被当局以叛国罪逮捕，在集中营里关了七个月，之后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出面释放了他，又去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蛰伏了一年，其间画一些政治题材的讽刺漫画。

终其一生，冯·里佩尔都游走在两种极端之间：

沙龙理智主义与亲历战争的艰苦残酷的现实。

人们不会把艺术家的形象和彪悍、世俗联系在一起，然而，冯·里佩尔打仗时中弹不下20次。

1936年，他去西班牙加入共和军，成为一名空军机枪手，这次冒险腿上中了16弹，险些丧命。

1938年，冯·里佩尔回到奥地利，发现组织象征性的抵抗希特勒的活动断无可能，于是去了美国，五年后入籍，以二等兵的军衔加入美国陆军。

冯·里佩尔的军旅生涯亦是曲折离奇，起初是医院实验室里的技术员，然后转去刚成立的文艺团，于1943年5月前往北非，为陆军部绘制战斗题材的画。

我恰好在他抵达的几天后与其相识，后来国会取消了那个项目，冯·里佩尔的艺术创作难以开展，于是回归普通士兵的身份，成为一名步兵，被调到第34师。

1943年秋季，冯·里佩尔去了前线的一个团，当年10月被炮弹弹片所伤。可他似乎满不在乎。

一个月后，冯·里佩尔带领一队人马夜间巡逻，身中四枚全自动手枪子弹，其中一枚打在人中，一枚在他手背上划出一道很深的裂口，还有一枚打断了一根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第四枚则贯穿了肩膀。

然而，没等绷带全部拆完，冯·里佩尔又回到火线继续巡逻。

那时，他还是个中士，此后被授予少尉的战时军衔并转到师级工兵部队，再后来获得了在闲暇之余重新作画的机会。

我在那不勒斯偶然重逢冯·里佩尔少尉，当时他住在一栋被美军占用的公寓顶楼一个精致的小房间，平时对着一块巨大的画板画战争题材的水彩画和钢笔素描，晚上就在房间里的小床上歇息。

墙上挂着他的许多素描。有时他也回前线旧部，无论何时，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

冯·里佩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也算一个幸运的军人，但从外表和行为举止看不出来。他有一张削瘦的长脸、龅牙，智商很高、行事简单干脆，时年39岁，其外貌显得更为年轻，中等身材，微微有些佝偻，单眼斜视，因而眼神像越过你落在别处。

冯·里佩尔的英语功底深厚，语法完美，只是单词发音略有瑕疵。他会神气活现地操着英语咒骂，侃侃而谈哲学和政治理想主义，也会同样娴熟地描述躲避机关枪时寻找掩护的最佳途径。

他对仪容一丝不苟，却不在乎是睡在绫罗绸缎上还是战地冰冷刺骨的泥泞里。

所以，很难把艺术家和军人这两种身份协调融合进冯·里佩尔一人身上，可他显然对两者都深谙其道。

或许，正因为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他才修成了更出众的艺术家，长年的战火洗礼使他像狐狸一样狡猾。

我无法想象他身陷困境时会惊慌失措，好像其生来就没有害怕这种人之常情。作战时，他那么沉着、勇猛，因此成为前线一个传奇，高级军官制订进攻计划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

冯·里佩尔事事主动请缨，四次负伤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事实上，这个胆大包天的巡逻队队长声名远扬，师部最终禁止他再去巡逻，除非得到特别许可。

一天晚上，冯·里佩尔巡逻回来，被一个闲得发慌的哨兵拦住：

“谁在那儿？”

很快，带着浓浓德国口音的回复传来：

“冯·里佩尔少尉。”

当时，他佩戴少尉的领章，可身份牌仍显示为中士。一个小时后，他的身份才得到证实，有些哨兵遇到这种事会先斩后奏。

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冯·里佩尔创作了上百幅战争画，有的作品还被送到华盛顿的陆军部，他希望那边能安排出版成册。

与远在意大利的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冯·里佩尔最终更感兴趣的是战争中的个体和人性，而非战斗的意义这种抽象的理想。

他说他尽量剔除画里假大空的东西，尽量杜绝战争中屡见不鲜的英雄事迹。从我见过的其他画家的作品来看，这种返璞归真的思想并非冯·里佩尔独有，为了绘画而深入战场绝非易事，也不失为一种英雄事迹。

冯·里佩尔笔下的死人面色可怖，与现实无异；散兵坑里的活人形容枯槁，目光阴森、凝滞。他的风景画充满哀伤和苦痛，素描毫无写实可言，往往是扭曲的奇形怪状。

他时常画一些奇幻的钢笔画，并把其中一幅送给了我，题为“在意大利的自画像”。

画里能看到他本人和一个伤兵，一个满脸堆笑、骨瘦如柴的男人伸出筋骨嶙峋的手臂，指引他们下山，背景是残垣断壁和面黄肌瘦的孩子。

等到你们当了太久的士兵，自然会看懂这种画的意境。